汉魏六朝哀辞研究

哀辞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哀悼夭亡者的文体,形成于东汉至魏晋六朝时期,与当时浓郁的感伤文化、感伤文学氛围有关。汉代哀辞无存。现存魏晋六朝时期曹植至梁简文帝等人的哀辞18篇。其中3篇有短序,序用散语,辞用韵语,或骚体,或骈体,或诔体,篇幅在数十字至二百字之内,内容以抒发丧失亲人的悲伤哀痛之情为主,极少叙事因素。与哀辞相近的文体有诔、哀策、吊文、祭文等,这些文体互有异同。此时期的挽歌和悼亡诗也很特殊,但与哀辞有诗、文之别。

关于《文心雕龙》“哀”体的几个问题

《文心雕龙.哀吊》及《祝盟》论述了以“哀”名体的两类作品:哀辞和哀策。刘勰不把哀策作为“哀”体文的重点,与《文心》全书都更重视晋以前作品的总体倾向一致,同时在简短的论述中,刘勰也注意到了哀策在体制上实与诔相同;对于哀辞,刘勰基本上认为它是施于幼童的一种文体,这一认识是当时创作实际情况的反映;对于“哀”体的认识,稍后的《文选》和《文心》不尽相同。

《文心雕龙》“吊”之辨体

吊文与哀辞、诔文和祭文同属哀祭类文体,这4种文体在文体功能、语言形式以及施用对象等方面具有密切的联系。但作为独立的文体,吊文与哀辞、诔文和祭文在起源演变、书写内容及应用范围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差别。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这4种文体放在同篇或相邻篇目中进行论述,体现了他的文体分类标准。辨析《文心雕龙》的吊文、哀辞、诔文与祭文,有助于辨明以上4种文体异同,从而全面了解吊文的文体特征。

《文心雕龙》与《文选》“哀”体观辨析

对以"哀"名体的哀辞和哀策,刘勰和萧统的认识存在差异。刘勰出于清晰辨体的目的,固守哀辞初起时的特征,不愿接受它在施用对象、体式等方面的发展变化,看重的是潘岳的《金鹿哀辞》《泽兰哀辞》,萧统则选择了潘岳更为婉转动人的《哀永逝文》。对于哀策,萧统与刘勰一重视一否,主要原因在于:刘勰论文体多止于西晋,哀策虽源起并不甚晚,然至齐梁时期创作才相对兴盛,故未多论列;萧统本重庙堂之制,又生逢哀策应用相对较多之时,故选录了擅长此体的颜延之和谢朓作品。

魏晋南北朝时期诔与哀辞的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诔与哀辞两种文体随着各自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一个互相渗透、渐向融合的过程,主要表现在施用对象、体式、抒写哀情等三方面的相互影响与逐渐靠拢。曹植和潘岳是促进两体融合的重要作家,曹植诔文述哀成分的增加使诔向哀辞靠近了一大步;潘岳诔和哀辞的施用对象、体式都没有很大区别,诔文直抒胸臆的述哀方式也与哀辞类似。又有一些典型作品则突出证明着诔与哀辞融合的事实。作为实用文体的诔在文学化的进程中受更富有文学意味的文体的影响,及哀辞灵活多变的体式等因素,促进了两体互渗。

曹植哀辞未入《文心雕龙》之因初探

曹植创作的三篇哀辞文学价值极高,且对后世哀辞文体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文心雕龙》却对曹植的哀辞只字未提,将曹植的哀辞排除在哀辞发展进程之外。这主要是因为曹植创作的哀辞在风格、形式、内容、情感表现等方面与刘勰所理解与称扬的哀辞存在着较大差异。

汉魏两晋哀辞探析

我国古代文学有浓厚的生命意识和感伤传统,对生命的消逝十分重视。潘岳、元稹、苏轼、袁枚、陈师曾等历代文人创作了大量的悼亡诗词,显现对逝者的深切悼念和对生命的礼赞,情文并至,哀感顽艳。在韵文和散文作品中,也孕育了诔文、祭文、哀辞、吊文等哀祭文类,共同促进了古代哀祭文学的发达。其中哀辞的产生与繁荣主要在汉晋时期,本文即对此时的哀辞进行剖析,借此窥见哀祭文学发展之一斑。

先唐哀诔之明辨

哀祭文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枝繁叶茂的支流,从内容上讲,是人们宣泻悲情的突破口之一。但各哀祭文体模式多样,要求不同,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哀辞和诔文是先唐哀祭文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文体表现方面二者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性不仅体现在二者的文字内涵、内容对象、体制、形式,更体现在内部特征及其创作的标准范式上。

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中国哀感文学溯源

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中国文学史上哀辞的最早源头是《诗经·秦风·黄鸟》篇,它具有后代哀辞的基本特征。由哀伤夭折人到哀悼父母亡,再到悲哀国破家亡,感伤繁重徭役、征战、苦难生活,伤离别、叹孤苦,忧心失意婚恋以及感时伤怀等等,人生一切不如意事尽在诗人笔下,《诗经》因此成为中国哀感文学的源头。它采用赋比兴手法所描写和表达的悼者的哀悯、忧国者的感伤、征夫的悲苦、恋人的离愁以及弃妇的哀怨之情,永远积淀在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中国传统诗文创作中的永恒的题材。

论哀辞的产生

哀辞作为一种文体形式 ,创构于崔瑗 ,它是诔文与悼亡诗结合的产物 ,哀辞的形成。

蔡邕《童幼胡根碑铭》与哀辞——论禁碑所产生的影响

笔者曾就哀辞的成立作过论述,当时,关于南阳市博物馆所藏《许阿瞿墓志》一文,曾论述如下。《许阿瞿墓志》是一篇韵文,尤其本身是以五岁幼儿为对象这一点来看,并非只是一般的墓志,正如《文章流别论》中所提示的那样,是“施于童殇夭折”的早期哀辞,……可以认定,到东汉建宁三年（170）为止,四言体的哀辞已经成立了。关于哀辞的成立时期,可推定为东汉末年这一点,已无订正的必要。然而,有些问题当时没有涉及。顾炎武的《日知录》第十九卷作文润笔一条中,有如下叙述:蔡伯喈集中,为时贵碑诔之作甚多,如胡广陈实各三碑,桥元扬赐胡硕各二碑。至于袁满来年十五,胡根年七岁,皆为之作碑,自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史传以其名重,隐而不言耳…….

哀辞初探

哀辞（或写作哀词），是古代哀祭文的一个大类。 刘勰在《文心雕龙·哀吊》内把哀辞的起源一直追溯到《诗·秦风·黄鸟》，他指出：“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赎，事均夭枉，《黄鸟》赋哀，抑亦诗人之哀辞？”《黄鸟》的内容是哀悼奄息、仲行、针虎三人为秦穆公殉葬一事，是以诗的形式抨击秦穆公、哀悼三良的作品。宽泛地讲，《黄鸟》诗可以当作哀辞看待；严格说来，《黄鸟》诗不能划入于哀辞的范畴。因为，

《昭明文选》哀辞浅析

哀辞这一文体，产生于东汉时期，它的对象为“童殇夭折不以寿终者”，意图在于“以哀痛为主，绿以叹息之辞”，多用韵文，篇幅短小。哀策，是一种特殊的哀辞，主要用于安葬已故帝王和皇后的仪式，多用四字韵文，篇幅较哀辞长，文章内容主要是颂扬死者生前的功德。

从《欧阳生哀辞》看韩愈对哀祭文的贡献

哀辞作为哀祭文的一种文体形式,文献记载始于东汉。随着文体的演变,至唐代古文革新运动,古文家韩愈将哀祭文作为了改革的对象,哀辞的适用范围扩大了。《欧阳生哀辞》便是其硕果之一,它对哀祭文的贡献在于:从文学理论的高度揭示出了一条文体演变的规律,并用实践作了充分的证明,阐明了韩愈的"文道合一"观。除了中唐的社会现状和艺术审美规律的促进之外,韩愈的生死观作为他人生观、价值观中重要的一方面,与韩愈成为唐代古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关系重大。

潘岳哀辞艺术特征初探

潘岳哀辞是哀辞发展史中的巅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首先，其哀辞具有“情洞悲苦”的特点，既源于那个时代任情的风气及哀辞这一文体自身的特性，又与潘岳自身“情深”的个人气质和多元的抒情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次，潘岳的哀辞在继承前人哀辞创作的基础上，为哀辞倾注了许多艺术新趣，体现出了“体旧趣新”的艺术特点。再次，潘岳的哀辞思想情感单一、直白，但作者表达这种哀情的方式却是含蓄、委婉的，体现出“义直文婉”的特点。

“下流之悼”:壙誌與明清墓誌文的日常性

中國古代墓誌名目繁多,壙誌作爲其中一種通常由親族撰寫而不托名筆的類型,頗能體現古代墓誌文個人化和日常性的書寫特徵。自唐代韓愈《女挐壙銘》以來,經由歸有光、錢謙益等明清文家的創作,壙誌在文體學脉絡及文人書寫傳統中,逐漸獲得相對獨立的類型特性。其中以子女及族中晚輩爲施用對象的一類作品,既繼承漢魏六朝抒寫“下流之悼”的哀辭傳統,又提升明清墓誌文在描寫個人情感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文學性。以壙誌爲對象,考察明清墓誌文的生活與情感表現,指向的是一個與徵史紀事、褒功述德的傳統歷史建構不同,而回歸一般生活、普遍情感的文學世界,這或可爲古代墓誌的文學研究提供某些思路,又不失爲從生活史的路徑來研究古代文學的一次嘗試。

侯方域与明清之际的江南歌伎文化

从少年疏放、青年才俊到壮而悔之,"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历尽易代风云中的起伏跌宕。他兼具政治豪情和才子之风流倜傥,深得明末清初的江南士风和艺术文化的熏染,从明末清初的社会风气谈起,透过一个侧面来解读侯方域与明清之际的江南文化。

吊文研究

古代哀祭类文体之一的吊文，由孕育民间的口头文学形式——吊辞发展而来．王汉人贯谊创作《吊屈原文》而终成为体制、表现手法都臻于完善的一种文体。但是由于文体自身的构成的双重性和文体的发展性．历代文人在进行文体分类过程中，经常将吊文与哀辞、诔文、祭文等哀祭类文体相混淆．甚至不把它看作是一种独立的文体．然而．无论是论及文体的起源、行文目的还是行文范围等等．吊文与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的规范与要求。

于公与韩生

“于公”与“韩生”,这两人都在清代来广西当过县令。但由于两人的理想抱负不同,结局因而迥异。 “韩生”,名廷秀,字绍真,江苏南京人。钱辛楣掌教钟山时,他是个高材生,被誉为“深中笃行,有壶遂风”。由于钱辛楣与袁枚过从甚密,韩廷秀因之得与袁枚接近。时袁已年迈,每有述作,辄嘱韩代笔,往往乱真。嘉庆间,韩廷秀被选为马平县(今柳州)知县。但他看到当地僻远荒凉,生活艰苦,又听说前官负国课至二万余金,惊悸而死,骸骨未收,便怕得魂飞魄散。受印八日,便朝服雉经而亡,年仅三十许(《小仓山房文集·韩生哀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