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情爱的想象与期待——论《品花宝鉴》

《品花宝鉴》表面上是一部描写男同性恋的长篇小说,但事实上,小说中的优伶是女性的化身,寄托着士人才子对理想女性与完美爱情的设计与向往。小说处处书写着男性的话语,传达着男性的声音,把男权的范围扩大到了极致,使得《品花宝鉴》成为了一部事实上的男权小说。

西方汉学界《品花宝鉴》研究的性别视角

随着西方明清男风研究的发展,以士伶恋情为主要内容的《品花宝鉴》成为汉学界的热门议题之一。在基督教文化中反同性恋立场的影响下,学者往往难以理解中国古代对待男风的宽容态度,从女色替代品的角度来解释男伶的社会角色;以性别的社会建构论和晚明尚情美学为不同理论资源,学者将男女性别特征的交错现象视为性别流动性的体现,并讨论其是否具有颠覆社会等级秩序的意义;学者还揭示了士伶精神之爱背后的社会权力关系及其所具有的色情感。鉴于《品花宝鉴》与明清性别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反思女色替代论所存在的问题、考察西方关于性别流动性的研究方法、借鉴西方有关情欲分离现象的分析路径,将对中国大陆学界的明清文学性别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论《品花宝鉴》中诗词的文人意绪

陈森以一种颓唐荒放之姿迷醉于舞榭歌楼之中,从而敷演出小说人物高品的放达谑浪的情调;与此同时,他那种人生失意无南北的落寞又与文人固有的清高交织在了一起,从而化出一段清怀独抱的孤鲠意绪。该意绪在书中屈道翁的诗里获得了倾诉。儒雅的气质与风范为历代文士所共同推许,然而就清中叶言之,乾嘉以来的许多文人士夫同时也染上了狎优的时代病。儒雅意趣与狎优风气在文人身上冲撞了起来,从而成为扭转一部分文士价值评判取向的一个诱因,因此正邪、雅俗之别成了陈森臧否个中人物的标准。借助诗词的照应,他理想中的人物梅子玉与杜琴言的因缘离合诗意般地演绎着,而那种深挚的清雅意绪也从中获证。作为一个深谙诗词之道的文人,陈森对诗词风格也同样有所追求,这在该书中表现为艳蔼、高逸两种风格并茂的局面。艳蔼之作处于作者追求眼光中的一般层次;高逸之气则属于作者对诗词风格的高层次追求。两种风格均体现了陈森对诗词与人生的解悟。此外,从表现范围观之,《品花宝鉴》中的诗词还外显了作家对淹博意趣的追求,这也是清代文人的一大特色。

试论《品花宝鉴》艺术品位上的时代特色

作为清中叶文坛终结期的一部世情之作，《品花宝鉴》在创作手法上体现出了世情小说的写实精神，同时兼有才子佳人小说风雅纯正的格调，审美追求上体现出了清中叶“性灵”思潮所高扬的任情率性、自得风流的精神底蕴。作品的艺术手法、文体风格、审美追求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从《红楼梦》、《品花宝鉴》中管窥晚清戏曲

《红楼梦》与《品花宝鉴》是晚清时期非常著名的两部世情小说,有关戏曲史料的记述非常详细。本文通过整理了这两部小说中的部分戏曲史料,以增补清代文献对戏曲记载的不足。并试做探索性的分析。

《品花宝鉴》的对比赏析

清代晚期的《品花宝鉴》是我国古代唯一一部全面形象地反映梨园辛酸的白话小说。鲁迅认为它是狭邪小说的始作俑者,并指出其"自谓伶人有邪正,狎客亦有雅正"这一鲜明的对比。从美丑对比、雅俗对比、善恶对比、真假对比四个方面对这一艺术手法进行了赏析。

《品花宝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品花宝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梨园小说,对其评论多从同性爱、士伶交往等方面切入,而针对小说中的诸多女性形象的研究涉足甚少。本文试图从女性形象分析入手,将其分为三类:贞、淫、真,来剖析小说中士伶交往之外的另一条贯穿全文的脉络——闺阁中人。

谈《品花宝鉴》中的名士形象

作为《品花宝鉴》中特殊两性关系中的主动一方,名士形象的存在正是优伶社会性别意义形成的赋予者,在这些"品花"者身上,也体现了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知识分子阶层的心理诉求与情感困惑。尝试紧密结合社会性别理论来研究优伶形象的配合者——《品花宝鉴》中名士的文学形象。

女性的“他说”与“自说”——《品花宝鉴》与耽美小说比较分析

《品花宝鉴》是清代文人陈森创作的一部"男色"小说,耽美小说则是时下流行于"80后""90后"女性群体中的一种网络文学,两种文本虽然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但却具有许多相似性特点。对二者进行对比分析,认为从《品花宝鉴》到耽美小说,反映了女性从"他说"到"自说"的过程,表明对女性身份的描写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品花宝鉴》性别倒错现象成因分析

从生理学、心理学入手,对《品花宝鉴》中伶人和恩客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位,阐明他们之间的关系迥于真正意义上的同性恋;并探析作者陈森的矛盾心态,挖掘其在貌似对传统伦理反叛、追求平等的背后,存在的难以克服的对伶人的鄙视和狎玩态度。

《品花宝鉴》体现的清代文人狎优心态

清代狎优之风盛行,《品花宝鉴》对此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其体现的清代文人狎优心态,可从爱美之心,惜才之意,知心之交等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品花宝鉴》在才子佳人小说模式之外的创新

虽然《品花宝鉴》明显地借用才子佳人小说模式,长期以来被人们认为因循守旧,艺术价值不高,但是作者陈森在借用这种模式时也自觉地进行了不少创新,使得这部小说成为了近代文学史上不可绕过的一部作品。

试论《花月痕》对《品花宝鉴》的模仿和抄袭

《花月痕》与《品花宝鉴》同为“狭邪小说”，前者比后者晚出数十年之久。晚出之《花月痕》对《品花宝鉴》多有模仿和抄袭。论模仿，从结构方式到人物形象塑造，无不亦步亦趋；论抄袭，纵观通篇，随处可见。具有如此严重缺陷的一部小说，竟然名声甚隆，向以名著视之。

以世情鉴人心——浅说《品花宝鉴》关于市井的描写

《品花宝鉴》关于市井生活的描写在全书占的比重虽然不大,却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书中,作者通过背景铺垫——市井生活的描写,揭示了市井细民的混世艰难、人情浅薄、风俗颓败,并借此来体味人生悲哀,观察社会精神,寄寓伤世同情之感。

《品花宝鉴》:事实成规与审美成规的较量

事实成规和审美成规是西方学者西格弗莱德·J·施密特提出的读者阅读和接受时所遵从的准则。成规,是相对于自然法则而言的社会规则。所谓事实成规,是指以真实世界的价值判断为标准,以真实世界已为社会所确认的结构模式为正常模式。审美成规,

试论《品花宝鉴》中的“梦”叙事

弗洛伊德认为"梦"是人的一种潜意识欲望的满足,因愿望而起。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古人以及他们的作品。从清朝中期开始的《红楼梦》到《品花宝鉴》,这些作品不管是内容还是叙事方法,或多或少都渗透着"梦"的因素。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探索《品花宝鉴》中各式人的"梦",以此更深入地理解这部小说。

《品花宝鉴》梦境的文学阐释

《品花宝鉴》是清代作家陈森创作的一部以京城梨园名旦生活为题材,以书生梅子玉和名旦杜琴言(男性)的同性恋情为主线的狎邪小说。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同性恋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因其内容的敏感性,对于《品花宝鉴》的研究在进入21世纪以后才丰富起来。目前学界的研究多集中在作者生平和成书时间、同性恋情的界定、性别研究、小说的创作艺术和戏曲研究等方面,大多倾向于宏观分析,而少见从文学的角度对小说文本细节描写进行的阐释。《品花宝鉴》的关键情节处常伴随着梦境的出现,作者把梦境营建为与现实既联系又对立的另一个开放的表现空间,是小说主人公梅子玉及杜琴言相知、相识和相爱的补充和拓展。由于梦境与现实之间的虚实张力,小说的戏剧性冲突在这一空间表现得愈加激烈,作者的创作情绪和创作主旨也在此得到张扬。梦境在故事情节的推动、人物形象的塑造、创作主旨的深化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也还存在一定的弊端。

从《品花宝鉴》管窥清中后期北京戏曲生态

《品花宝鉴》以清道光年间的梨园轶事及伶人与士大夫的交往为线索,展开了一幅北京梨园长卷。本文通过整理其中与戏曲相关的情节内容,与清代戏曲史料做比较,以印证和考察清代中晚期北京梨园的戏曲生态。

论《品花宝鉴》中杜琴言对林黛玉形象的扭曲继承

道光年间以伶人、名士群体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世情小说《品花宝鉴》,人物多有历史原型。而主人公男伶杜琴言,则属"向壁虚构",主要继承了《红楼梦》中对林黛玉形象的塑造。从小说中对其清冷、钟情、自怜、多愁的性情,男女兼备的"第三性征",得益于"宿慧"的才华,与悲凉坎坷的身世命运的书写,及多处有意铺垫的"超前叙事",可以看出极其明显的模仿林黛玉的痕迹;而杜琴言毕竟是男儿身,这种"易弁而钗"的继承,则难免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扭曲。究其原因,除作者的刻意模仿之外,则源于文本内部情节设置所提供的诸多条件,及通过考察社会文化语境所得出的外部条件,如在《红楼梦》"影响的焦虑"下所产生的"争比红楼艳"的创作动机,及男风盛行的审美心理,等等。

《品花宝鉴》中异化的才子佳人模式

《品花宝鉴》中的同性恋情并未跳出才子佳人恋情模式的窠臼,陈森在小说中所追求的好色而不淫的新型士优之恋,依旧是建立在对优伶的女性化审美之上,最终还是回归到才子佳人的恋情模式。但由于同性恋情的特殊性,小说中的士优之恋也呈现出对才子佳人模式的僭越。这一异化的才子佳人模式下隐藏的是陈森矛盾的书写状态。陈森的矛盾心态造就了小说中的士子们既追求克己复礼下的“情”,又难以割舍感官刺激下的“欲”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