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布瓦赫论历史上社会阶级对财富的道德记忆

对财富的道德记忆事关占有财富的合法性、神圣性、长久性的道德证明。不同的社会阶级对财富有着不同的道德记忆,社会按某个阶级对社会的贡献度和影响力,认可并推崇其对财富的道德记忆。为了社会发展的“稳定性”与“凝聚力”,社会会形成一个占主流地位的对财富的道德记忆,并据此评价社会阶级占有财富的道德合法性。哈布瓦赫关于历史上社会阶级对财富道德记忆的考察有助于人们深化上述认知,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帮剥削阶级掩盖或美化剥削之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立场,讴歌勤劳致富、合法劳动、创新创业、共同富裕等价值理念,并使其成为社会主流的对财富的道德记忆。

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中的社会观

长期以来学者们对哈布瓦赫的引用和讨论,停留于"现在中心观"和"社会框架论"的简单概括,甚至导致对其理论的误解。事实上,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在对待"现在"与"过去"的关系问题上,并没有忽视"过去"在建构集体记忆中的作用,他的一般处理方式是将"过去"与"现在"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并在多数情况下将"现在"置于优先的位置,但他并没有明确提出"现在中心观"。相反,他对于过去的习俗及传统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注意到了集体记忆变迁/转换中的历史连续性问题。他的"社会框架论"不仅通过强调"社会品质"等概念延续了涂尔干学派的传统,而且,在时间("现在"与"过去")的视域下,强调了一种流变/变迁的社会观。即"社会"是一种居于时间("过去"与"现在")关系中,深受"社会品质"影响的总体性事实。他对有关时间与社会作用方式的论述,彰显了所谓"现在中心观"和"社会框架论"的复杂内涵。

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的当下解释力

在社会学领域,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具有重要学术地位,国内外学者对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的研究热情不减,他所建构的记忆理论逻辑框架为之后学界开展社会记忆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一理论对中国当下社会问题依然具有较强解释力,具体表现为集体记忆作为"证据"的解释、集体记忆作为"意义"的解释、集体记忆作为一种"潜能"的解释。

对于莫里斯·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的一个辩护——与刘易斯·科瑟的异见

刘易斯·科瑟对莫里斯·哈布瓦赫的记忆理论给予了比较中肯的推介和评价,却认为因为"现在中心观"而使其理论思想在历史连续性上令人遗憾。这种批评实际上是对哈布瓦赫的误解,因为哈布瓦赫并未否认历史连续性。

社会空间理论的另一条思想脉络:从涂尔干到哈布瓦赫

长期以来存在一种普遍的印象,即社会科学在早期是相对无空间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中缺乏关于空间的论述。实际上,在涂尔干和哈布瓦赫的著作中,存在一条围绕着社会空间的越发成熟但又未被充分完成的思想脉络。涂尔干关于空间的论述一方面涉及作为观念对象的物质空间,另一方面又涉及需要在知识社会学框架中加以理解的作为知性范畴的一般空间。总的来讲,尽管他偶尔提到“社会空间”的说法,但还未形成一种系统的社会空间理论。而哈布瓦赫则基于对涂尔干社会形态学的批判性吸收,到晚期逐步发展出一种更加复杂、抽象,但又因其早逝而未充分完成的社会空间理论。这条关于社会空间思想的进路无论在他们之后的社会学还是与之相关的人文地理学内部,都少有继承者和追随者。

爱国主义精神的记忆建构——读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有感

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是集体记忆理论的开创者,其代表作《论集体记忆》反思并扬弃了记忆研究中的生理主义和个体主义思维,创建了记忆的社会学阐释框架。当集体记忆由社会框架走向国家语境时,集体记忆理论为爱国主义精神的建构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爱国主义精神集中展现了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价值共识,民族的集体记忆则为爱国主义精神的生成、传承与弘扬提供前提条件和现实路径,二者具有互动关联性和内在同一性。

记忆二重性和社会本体论——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的社会理论传统

有关神圣—世俗的记忆二重性是理解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的一条重要线索。哈布瓦赫将记忆神圣性置于世俗性之上,并因此提出社会框架论,呼应了涂尔干的社会神圣性概念,表达了其社会本体论关怀。作为涂尔干学派的传人,哈布瓦赫真正区别和超越涂尔干—莫斯传统之处在于他提出了集体记忆概念,以群体概念具体化了涂尔干的大写的抽象社会概念,并以集体记忆的方式回应了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提出的基本问题,丰富了对复杂社会智识和道德问题的思考。这一研究同时是对集体欢腾和礼物交换概念的进一步发展和充实。而记忆二重性的概念不仅是理解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的重要线索,也是理解既有记忆研究的基础概念之一。

数字人文视域下灾难记忆建构之思考

一、数字人文:灾难记忆建构的新方式(一)灾难记忆之内涵20世纪20年代,莫里斯·哈布瓦赫在其著作《论集体记忆》中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自此学界掀起了一股记忆研究热潮[1]。皮埃尔·诺拉从探讨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出发,创造了“记忆场”这一概念,他认为记忆场是存在于记忆与历史之间的场域,具有实在性、象征性和功能性三个特征[2]。有关社会记忆的研究不断深入,灾难记忆作为社会记忆中重要的类型,对其建构尤为重要。丁华东等[3]将灾难记忆理解为“一定的社会群体围绕特定自然或社会性灾难以各种媒介形式保存、传递、共享的社会框架、历史事实、价值理念与生活经验,包括灾难背景、灾难事实、伤害牺牲、痛苦体验、斗争精神、教训经验等。”

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

论文首先介绍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阐述文化记忆理论与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之间的渊源关系。作者着重描述文化记忆理论对记忆研究的扩充和提升,认为文化记忆理论对如何解释和解决有争议的历史,分清历史书写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具有指导作用,并以德国学界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等话题的讨论作为例子,分析文化记忆理论的现实意义。

从文化记忆理论谈起——试析文论的传播与移植

理论的产生及同文化语境中的传播与异文化语境中的移植涉及作为背景的时间(历史)因素和空间(地域或文化)因素,提出者、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学科因素,理论本身的结构特点和传播方式,更涉及理论的应用对象的需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德国学者杨.阿斯曼提出文化记忆理论,考察该理论酝酿、产生、传播和在中国的移植过程,借此反观中国文论走出去,能从中发现一些有益的思路。

超越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二元对立——对“集体记忆”概念的反思

自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概念后,关于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关系问题一直充满争议。文学之所以无法回避这个问题,乃是因为文学恰好是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相遇的典型场域。有趣的是,在两种有代表性的对集体记忆概念的质疑中,双方的立场和观点正好相反:保罗·康纳顿认为,哈布瓦赫只是将集体视作制约个体记忆的框架,而非记忆主体;而桑塔格等则指责集体记忆概念忽视了个体记忆的差别,有社会决定论倾向。但吊诡的是,双方都持有集体与个体的二元论,具有本质主义的倾向,即忽视了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的相互渗透和交融。

存在主义时代的精神风华--评张颖的《存在主义时代的理论与艺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以“拿来主义”的气魄和如饥似渴的热情疯狂地吸收消化西方文化,不仅狂热追逐西方500年的现代文化和当今的后现代文化,而且对2500年前的希腊文化也有同样的热情。在这场自1840年以来最大的一波西学东渐的运动中,我们选择性吸收西方文化思潮,其中很多都积淀下来成为我们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参见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和阿斯曼的《文化记忆》)。

从集体记忆角度考察国产南京大屠杀影片

本文运用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来考察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国产故事片,分析了其是如何建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集体记忆的,指出这种集体记忆建构所取得的成就及其不足,并就未来的相关影片中应如何从更深层次建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集体记忆提出思考。

集体记忆中的“生成性记忆”和“固化形式记忆”

集体记忆的提出与发展,超出了西方记忆理论的传统认知与探讨,成为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采用"生成性记忆"和"固化形式记忆"两个涵括性更强的术语,对集体记忆研究的开创者莫里斯·哈布瓦赫以降的理论发展和演进理路进行分类讨论。生成性记忆指集体记忆的流动与易变特征,是哈布瓦赫本人以及扬·阿斯曼所探讨的沟通记忆所具有的特征;固化形式记忆则强调集体记忆凝固化、意识形态化特征,具体以身体习惯记忆、文化记忆、记忆场等论题为研究者所关注和讨论。研究这两种不同类属记忆的功能与特点,可以推进集体记忆研究在更丰富、更广阔的视域中展开。

叙述的伦理——如何叙述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

南京大屠杀是一场反伦理的历史灾难,引入伦理视角,有助于我们反思相关研究中存在的困境,如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存在的局限——现代中心观和对个人记忆的轻视,在分析大屠杀记忆时,这种局限很容易为历史修正主义者所利用。基于记忆的伦理,玛格利特提出了"共享的记忆"概念,这为分析个体的责任以及宽恕的问题提供了借鉴。理论深化了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也受到了这一特殊历史事件的挑战,研究者的职责在于尊重叙述的伦理,避免理论先行的陷阱。

非自主回忆:普鲁斯特论个体记忆的社会性

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提供了“社会性”的视角,但没能深描个体创造社会的过程。普鲁斯特的记忆理论虽然也包含“社会性”维度,但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呈现出社会与个体混融的社会形象,其中,不仅有社会的限制和引导二重性,还有个体的主动适应和创造:社会也内在于个体,个体也非纯粹的心理学意义上的个体,个体的创造离不开社会环境。这源于主客融合的立场,在这一视点下,普鲁斯特的社会形象不是二重性,而是多重的,甚至有无限可能。社会是在个体创造过程中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呈现出丰富的形象,社会的无限可能性蕴含在个体的创造过程中。

文化建设视域下的集体记忆建构——以哈尔滨市红色纪念馆为例

集体记忆是建构国家认同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重要资源,而战争期间的红色经历作为一种重要的集体记忆,如何被合理地构建与重构一直是文化事业从业者追求的目标。集体记忆的构建方式在当今社会已然呈现多角度、多维度、多平台的局面。碎片化的历史记忆,由于现代化的传播手段,突破了历史的局限性,让处于当今时代的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媒体手段选择性记忆与选择性失忆。因此,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纪念馆如何建构国民的历史记忆、通过何种手段与受众互动以及红色记忆对区域发展有何益处是本文重点论述的内容。

国内集体记忆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基于CSSCI数据库的知识图谱分析

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作为一个研究集体行为的概念,被许多学者广泛应用于研究之中。本文收集21世纪以来国内核心期刊中与集体记忆相关的293篇文献,借助CiteSpace(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集体记忆主要应用于新闻与传播、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人文艺术、政治学、情报学以及文学等社会科学研究,其中在新闻与传播学的研究增长最快,此外,从统计数据来看,民族学领域的学者更看重集体记忆。

文化记忆研究的过去与未来

主持人语当代西方学界的文化记忆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哈布瓦赫记忆理论的重新“发现”。和现代心理学领域个体的、回溯的记忆观不同,哈布瓦赫在1925年提出的“集体记忆”确证了记忆是个体的,更是社会的,是回溯的,更是建构的,这为当代的文化记忆研究完成了最早的理论奠基。此后伴随着七八十年代的回忆潮,记忆研究在大屠杀的创伤文化语境中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以重新“发现”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为起点,学者们开始反思和摈弃哈布瓦赫曾经对个体记忆共时基础的追问,群体作为一个整体的记忆在历时角度的传承成为关注的焦点。

建构回忆之场:空间、媒介与文化认同——评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与变迁》

正如阿斯特莉特·埃尔在《文化记忆研究指南》中所陈述的那样:“有关记忆和文化的思想史可以追溯至柏拉图,而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记忆则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①)进入20世纪,莫里斯·哈布瓦赫率先写出了有关集体记忆的理论著作,同时期,弗洛伊德、柏格森、涂尔干等著名学者也分别在各自领域表现出对记忆的关注,记忆研究从诞生之初便显现出兼收并蓄的跨学科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