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去》探析哈米德笔下的难民心路历程

哈米德在《西去》里从战争、逃亡和虚无等方面描写了难民问题给平民造成的严重精神创伤,揭示战争造成的社会危机对个人命运的颠覆。经济恐慌、场景恐慌和生存恐慌是战争恐惧的外在表现形式,展现了战争给城市经济、公共设施和生存环境带来的巨大灾害,揭露了交战双方践踏人权、草菅人命的暴行。哈米德笔下的"魔幻之门"不是平民逃离战乱的福音之门,而是一种"诗化的逃离"。个人情感、国家归属感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虚无感的形成表明战乱和恶劣生存环境会扭曲人性和毁灭社会伦理。

哈米德时代的监狱改革状况探析

奥斯曼帝国的监狱改革在哈米德时代进一步完善,根据穆菲提斯帕夏的对监狱状况检查和提交的建议,颁布了重要的1880年监狱规定;帝国还派遣代表积极参加国际司法组织,在宫廷中建立新机构,完善帝国的司法改革。

土耳其早期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及特点

19世纪以来，由于外部战争的失利和内部经济发展的困窘，奥斯曼帝国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统治危机，帝国内非土耳其民族不断掀起反抗和分离运动。为了阻止帝国的崩溃，在西欧民族主义思想运动的影响下，奥斯曼的统治精英们相继提出了奥斯曼主义、伊斯兰主义和土耳其主义作为巩固帝国团结的国策，然而三种方案的实施未能挽帝国于既倒，反而在此基础上促进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勃兴，并在一战后的土耳其诞生了现代民族国家。

《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中的新蒙昧主义解构

莫欣·哈米德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讲述了一名巴基斯坦青年从追寻美国梦到美国梦碎终成美国梦魇的故事,批判了美国打着反恐旗号输出美式民主,推行强权政治的霸权做派。论文结合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文明冲突论,剖析了新蒙昧主义的符码暴力,美国奉行的金融基要主义及其对新移民的专制索偿。本文认为哈米德此作挑战、消解,进而解构了新蒙昧主义,小说展现的跨文化沟通意识及其表征的在全球范围内追求公平正义与自由平等的理念意义重大。

透过栅栏望去

哈米德的作品拒绝承认抽象与再现这两个定义之间的区别，画面选择平常的材料水果周转箱，这种普通的木条箱在欧洲处处皆是，它既是一个城市今天的形象，也是这个城市的历史，这种象征性内容既能以抽象的面貌出现，也能以再现的面貌出现。

《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跨国视域中的“承认”与“成长”

学界大多从地缘政治、文化冲突等角度对莫辛·哈米德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展开研究,本文认为可以将其视为一部跨国语境中的成长小说。哈米德以主人公昌盖兹留学美国的经历为主要线索,其中交织着家境败落、情感纠葛等诸多变故,着力刻画主人公在变故中成长,在成长中改变。为了融入美国社会生活,他展演不真实的自我;来自美国社会的扭曲的承认,使其积聚受创情感;昌盖兹最终通过建构自我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在自我承认中探求自身本真性,并在谋求不同文化相互承认过程中,趋向成熟自我。哈米德关于国际学生成长历程中承认政治的多重阐释,对于当今处于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青年学子保持独立、清醒的自我意识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转型时期奥斯曼土耳其和英帝国在中东的角力及其遗产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时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已然是主导世界秩序的压倒性力量,奥斯曼帝国被迫祭出了泛伊斯兰主义的旗帜,以此进行最后的抗争。泛伊斯兰主义在此阶段是一种综合的救亡图存方案,是用伊斯兰身份装扮的伊斯兰民族主义,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英国和土耳其关系在此阶段更多地表现为英国对奥斯曼土耳其战略性领土的吞食,而奥斯曼土耳其被迫吞咽这些恶果。土耳其独立战争时期,文明和种族的优劣一度成为英国主导的话语并深刻作用于其对土耳其政策,集中体现为西方试图将土耳其人永远逐出君士坦丁堡。凯末尔主义者以民族主义为主,辅之以伊斯兰主义完成了政治动员,确定了建立边界明晰和领土有限的共和国这一目标,完成了救亡图存的使命。奥斯曼帝国和英帝国这一时期的竞逐发生在世界局势转型的时代,英国部分地填补了奥斯曼帝国解体造成的权力、安全和意识形态的真空,由此造成了现代中东诸多结构性的问题,深刻地塑造了中东未来地缘政治的走向。双方的竞逐,注解着这一时期权力的转移和意识形态的抗争,也是探讨英帝国在中东遗产的重要起点。

阿富汗首位民选总统卡尔扎伊

饱受多年战火蹂躏的阿富汗,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能不能尽快地带领阿富汗结束内战、摆脱贫困、走上和平安定的发展之路,为此,阿富汗人民和全世界都关注着阿富汗的首位民选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