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交往理性”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在批判和继承韦伯的合理化理论、米德的语言交往理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批判理论的基础上,深入批判了工具理性主义,并且主张重建理性主义。哈贝马斯希望通过建立“交往理性”概念,使交往主体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解决社会的合理化危机,进而使人类逐渐摆脱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并且让人们重新回归交往的生活世界。交往理性概念的提出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与超越,不仅克服了工具理性的弊端,还推动了理性主义的发展,同时对于当代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启发意义。

实训教师课堂教学的实践性知识研究——基于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视角

实训课堂是职教学生习得操作技能的场所,实训教师在教学中要完成教学指导、学生管理和环境管理等多重任务。在复杂的实训教学情境下,实训教师是如何运用实践性知识进行课堂教学的?本文以熟手型实训教师L老师为观察和访谈对象,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找出其教学组织策略和背后的教育信念,并以两者为维度,绘制了实训课教师课堂教学类型关系图,展现出交往理性行为和教育信念相互交织状态下的四类教师,直观呈现出L老师独特、高效的课堂教学的实践性知识,为其他教师反思教学实践和实现专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论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当代价值

哈贝马斯把自己视为一个带有强烈政治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自觉充当社会良知和道德尺度的化身。他从交往理性的角度进入社会政治领域,对现代社会存在的各种现象和弊病进行了较为切合实际的批判,并以此为据,构建了以交往行为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理想。

现代性的救赎——谈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范式转换的哲学逻辑

面对复杂的现代性问题,哈贝马斯并未因现代性使科学、道德、艺术与生活世界相分离并按照各自逻辑发展的特点而全盘否定现代性。他认为,工具理性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功能产生了破坏,科学的发展虽然在控制自然方面能力有所提高,但影响并破坏了以语言交往为主要功能的社会整合,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确立交往理性的权威地位,将工具理性容纳在交往理性当中,克服启蒙理性所产生的生活世界问题,启蒙谋划仍是项未完成的工作。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现代性救赎,实际上是对启蒙思想所强调的"理性"的重新理解,是种由"工具理性"向"交往理性"的哲学范式的转换。

现实语境下中国行政复议制度变革之思路——在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视角下进行制度建构

目前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呈现出倒挂现象,说明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存在内在的、结构性的缺陷。改革的重心应当放在行政复议程序的完善上,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为指导,充分贯彻行政公开原则,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参与权与知情权,增强社会公众监督,提高行政相对人在行政复议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实现行政复议主体对行政纠纷的共治。其条件是适当调整现有行政复议机构、科学规范行政复议程序及复议委员会人员资格与组成、增设律师代理制度、遵循行政公开原则。通过复议主体双方在行政复议过程中的理性交往,实现沟通、理解,达成共识,促进良性化纠止争,可以实现"善治"的目标。

哈贝马斯论交往合理性与道德-实践合理性的关系

交往合理性概念是哈贝马斯为解决现代性危机而提出的。由于哈贝马斯的理论与韦伯理论的关系及他本人后期工作重心的转移,这一概念在现代合理性图谱中的定位似乎一直是悬而未决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理解交往合理性与道德-实践合理性的关系。哈贝马斯先后在认识兴趣理论和交往行为理论中,从理性兴趣和行为领域这两个层面对这两种合理性做出过区分。这只是二者关系的一个方面。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交往合理性的任务是,面对认知-工具合理性的过度膨胀,既要承认现代社会已经分化的基本合理性之间相互独立的事实,又要在此前提下实现它们的有限统一。据此,面对自身合法领地遭到侵蚀的状况,道德-实践合理性应当依据交往合理性所提供的有效性要求、原则与程序,实现自身重建,具体包括道德、法律和宗教三个具体领域。

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沟通模式在急诊脑外伤患者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沟通模式在急诊脑外伤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1月—2022年12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救治的106例脑外伤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护理干预方法不同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53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脑外伤急救护理干预,观察组患者采用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沟通模式进行干预。比较2组患者的确诊时间、手术准备时间、住院时间等急诊救治效果指标及家属护理满意度,同时比较2组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状况、日常生活能力等指标以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干预前,2组患者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NIHSS评分低于对照组,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前,2组患者神经行为认知状态检查(NCSE)量表及格拉斯哥昏迷评分量表(GCS)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NCSE和GCS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确诊时间、手术准备时间、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家属对护理人员沟通能力、健康宣教水平、操作技能、服务态度4项护理满意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5.67%和15.0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536,P=0.111)。结论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沟通模式应用于急诊脑外伤患者护理中,有助于减轻患者神经功能受损程度,改善患者神经认知功能,提升急诊救治效率和家属护理满意度。

技术理性批判的理路转向——从马尔库塞到哈贝马斯

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科学技术逐渐成为全新的“理性”统治方式并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为一种“意识形态”。从马尔库塞等早期批判理论到哈贝马斯及其交往行为理论,技术理性批判在转向过程中显露出一定的逻辑困境。马尔库塞在以往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上试图构建具有否定维度的“新理性”以消解异化现实;哈贝马斯则在继承科技意识形态批判的同时以“生活世界殖民化”为切入点,以语言为中介重建“交往理性”限制工具理性扩张。然而,哈贝马斯同样未能正确认识技术理性内在的“工具性”和“价值性”的双重属性,脱离现实制度和生产关系单纯否定技术理性,使批判的总体理路向对技术本身的否定滑坡,其理想的话语状态也只能是乌托邦式的愿景。

虚拟仿真课堂中师生关系研究——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

近年来,随着虚拟仿真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虚拟仿真课堂逐渐引起了教育界的关注。作为一种创新的教学模式,虚拟仿真课堂能够模拟真实的学习环境并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具有许多独特的优势。以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为分析理论,认为现在的虚拟课堂中由于交往对象的虚化、交往感情的淡化、交往规范受损导致师生关系出现了失真、冷漠、无礼的问题。基于此需要探索如何在虚拟教学环境中建立并维系良好的师生关系,通过相互尊重、信任和个性化的关怀来提高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只有不断优化和完善虚拟仿真课堂中的师生关系,才能更好地利用虚拟仿真技术,提升教育教学的水平和效果。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交往行为理论是其建树之一。文章首先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作了概述,进而基于交往行为理论视域分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关系研究

高中思想政治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课堂教学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的实际效能。目前课堂教学关系仍存在多媒体资源使用缺乏适恰性、教师教学话语的准确性不足、课堂教学关系不平衡等问题。课堂教学关系与交往行为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可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通过重塑价值理性回归教育本真、强化师资队伍的价值引领、回归生活世界构建活动型课程、立足主体间性构建良好课堂教学关系等多重途径建构理想的课堂教学关系。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及其重要意义

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他是当代世界上最著名的、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晚期资本主义危机与西方的语言哲学转向对哈贝马斯哲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在批判继承了马克思韦伯的合理性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诸多哲学家的批判理论等观点之后,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将交往行为分成了目的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性行为和交往行为四种行为,并且还论述了交往理性是建立在言语有效性基础上的理性潜能的体现及其特征。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不仅对于改善人际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并且对于当代我国的精神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当今世界联系愈加紧密的情况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可以对于建设和平发展的世界具有重大意义。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大学生情感教育的困境与突破探微

大学生情感教育是高校思政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社会培养具有完善人格的接班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正确理解、合理阐释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及其视域下大学生情感教育的内涵的基础上,在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审视大学生情感教育的现状,可以发现:在工具理性主导、角色认知偏差、情感教育理论化、教师关注点偏移四种现象中,大学生情感教育依次呈现出语言符号异质、主体间性缺乏、去生活化显现、相互理解难以达成四重困境。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大学生情感教育的四重困境突破,需要从营造良好环境、重塑角色认知、立足现实问题、合理安排教学机制四个方向进行探索。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对提高中国生态话语国际影响力的启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展现出了独特的中国智慧和方案。然而,中国的生态话语在国际传播方面仍然受到多方限制,在国际舞台上时常陷入难以辩解的话语困境,迫切需要展开对话,消除冲突。哈贝马斯所倡导的交往行为理论为多元文化之间的对话提供了有益的视角。文化对话需要紧密联系生活世界,并坚守交往理性的基本原则,才能在国际对话中提高中国生态话语的影响力。基于交往理性的启发,可以通过平衡信息呈现、搭建跨文化交流的对话平台,以及提供具有普遍性的生态实践方式进行互助式对话等方式提高中国生态话语的国际影响力。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 has demonstrated unique wisdom and solutions in the field of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However, China’s ecological discourse faces multiple constraint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often finds itself in a discourse dilemma on the global stage, where it struggles to articulate its position. This situation urgently calls for dialogue to eliminate conflicts. Habermas’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offers a valuable perspective for facilitating dialogue among diverse cultures. Effective cultural dialogue must closely relate to the lifeworld and adhere to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influence of China’s ecological discourse in international dialogues. Inspired by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China can enhance its international ecological discourse by balancing the presentation of information, creating platforms for cross-cultural dialogue, and promoting universally applicable ecological practices through cooperative dialogue.

论哈贝马斯交往理论中的交往理性思想

在战后西方国际社会现代性危机和政治合理性危机愈演愈烈的历史背景条件下,作为德国与法兰克福两学派中第二大主要流派代表人物之哈贝马斯先生,在系统地批判发展和系统继承西方法兰克福两学派社会理性批判性理论传统的学术基础上,提出研究了现代交往的行为理论,交往社会理性批判是当代交往和行为理论领域的一大核心概念,其基本理论思想虽然对彻底消除我国当代资产阶级工具理性意识形态的盲目泛滥无疑具有其一定程度的思想积极推动意义,但是同时也难免具有一定高度的思想政治和空想政治色彩。

浅析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是一种重大的创新,它不仅改变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社会批判学说的观点,而且还以现实社会问题为基础,提出了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以解决当代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和合法化危险。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以其独特的视角为基础,打破了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提出了一种新型的话语合理化、行动包容性和形态多维性的交往理性。这种理论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途径,而且还强调了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交往主体的平等性以及人际交往行为方式的互动性,为当今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价值指导。

作为否定性概念的“公民不服从”——哈贝马斯的公民不服从思想

“公民不服从”守护的是共同生活的底线,而非某种积极向往,因而是否定的。它不是法律体系的局部性要素,而是法律体系否定地自我指涉的悖论性结构;它与多数原则之间的张力并非源于政治决策形式上的逻辑矛盾,而是源于不同生活形式的实质对抗。法律体系与政治系统的自我革新无法消解公民不服从带来的疑难,二者共谋的权力内在循环机制也无济于事。事实上,法律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产生于社会交往,对交往权力的捍卫是哈贝马斯化解合法性危机、消解公民不服从问题的关键。这一关注社会整体与局部辩证关系的思想突破了实证科学范式的限制,推进了公民不服从问题的研究深度,但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其中暗含的无政府主义要素仍处于自相矛盾之中,无主体的匿名交往则将使其丧失社会斗争维度。

交往理性视域下高校师生关系的审视与构建

交往理性视域起源于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主张通过沟通、对话与合作来实现共识和理解,进而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在教育领域,交往理性视域强调师生关系的平等、尊重和合作原则,提倡开放、民主的教育环境。在这一视域下,我们将对高校师生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以期为构建更加和谐、健康的高校师生关系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建议。本文主要从交往理性的视角探讨高校师生关系的现状、问题及优化措施。通过分析高校师生关系的内涵,从交往理性的角度提出构建和谐高校师生关系的策略与建议,旨在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工具理性,抑或生命感性?——交往行为理论下编辑与作者之维

伴随数字技术的发展,现代社会的数字人文网络空间呈现明显的技术理性、规范价值、交往理性工具化的倾向,导致编辑出版活动中出版人呈现出个体生命意蕴陨落、心灵诉求被湮没、主体性被遮蔽的单向度生存状况。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唯有批判技术理性的工具化,重塑规范价值,追求交往行为的合理性,捕捉作者及编辑的生命意蕴,才可以重拾主体多维度的理性兼感性存在,即:编辑与作者单向度向多维度的转变、工具性与生命性的并重、理性与感性的和谐等,重构编辑与作者的多维交往对话行为,复现当前编辑与作者在交往行为中的生命价值。

媒介批判的转向: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论哈贝马斯的媒介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他所研究和阐述的一系列课题,对现代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哈贝马斯的传播理论时,几乎都是抽取其论著中与传播学内容比较相近的论题进行孤立的探讨,而不是把它们置于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体系中进行考察。如果从哲学层面以一种整体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和理解哈贝马斯的传播思想,可以发现,当哈贝马斯从"工具理性"批判走向"交往理性"时,也必然带来媒介批判视角的转向。这种双重变奏,对当代传播学批判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