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数字公共领域”的缘起、特征与实质:基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分析

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的媒体系统视为公开事实、反馈民意、辅助决策和实现“批判的公共性”之载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由于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遭到资本逻辑与政治权力支配,公共领域被“操纵的公共性”败坏。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重塑信息传播与公众交往的机制,使公共领域发生数字化转型。数字公共领域表面上扩大了公共性,赋予公众自主传播的权力,但也产生边界消解、交往碎片化和虚拟化的趋势。在资本主义国家,数字公共领域中的公众处于大数据技术全面监控和算法操纵之下,其自由选择受到扭曲,无法实现民主交往。

网络公共领域的理论基础、表现样态及建构措施——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为视角

以自由讨论公共事务为核心指征的公共领域在网络时代发生了重要转型。这种转型不仅意味着公共领域产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而且也意味着公共领域开辟了新的发展可能。网络公共领域以公共领域的存在为前提,根据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它要以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为出场条件,以关心普遍利益的公众为基本在场要素,以形成批判性公共舆论为表达自身的核心形式和立场态势。网络公共领域既有公众覆盖广泛、公众自由度高、舆论作用显著的优势,也有公众存在结构性缺陷、公众人格独立性缺失以及公共领域私人化和私人领域公共化的问题。要建构好网络公共领域,需要培养以信息理性、判断理性和交往理性为一体的网络公众主体理性;要从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重视意见领袖的作用、加强法治建设三方面引导网络舆论的健康发展;要牢牢掌握网络公共领域的理论建构权、话语主导权和工作管理权,从而促进网络公共领域发挥最大优势。

从公共领域到数字界面——哈贝马斯与数字时代的公共领域转型

六十年前,哈贝马斯撰写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为他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声誉,他梳理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公共领域的历史形成过程。最近,他的新书《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和协商政治》似乎在呼应这样一个问题:随着传统大众媒体变成数字界面上的流媒体和自媒体,公共领域是否也随之发生变化?哈贝马斯认为数字媒体的挑战弱化了“负责任”的守卫,从而模糊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别,让右翼民粹主义可以在数字媒体上大行其道。而哈贝马斯忽略了数字界面之下并不是主体之间面对面的关系,而是被界面的协议和规则中介的交往关系,即主体间的对话伦理逐渐让位于数字空间的界面伦理。

公共领域与修辞: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修辞内涵探究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是公众就普遍关心的话题或公共议题开展自由、公开和理性的讨论并形成公共意见或舆论,进而影响公共政策、监督和制约公共权力的领域,其本质是一个话语论辩空间。通过追溯公共领域与西方修辞学的历史渊源,揭示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与西方修辞学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指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本身具有很强的修辞性,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本质上是一种理想的公共修辞空间。

数字化时代哈贝马斯商谈民主的困境及批判——以“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为视角

数字智能技术的发展为人们的社会交往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数字化的公共媒介重塑了传统公共领域的空间形态,对人们的认知模式和交往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哈贝马斯在其新书《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和协商政治》中论述了数字新媒体的出现对公共领域的影响。通过他的分析可知,传统公共领域的构成要素在数字时代遭遇转变:一是公共领域的交往大众转换为虚拟主体;二是单向性的非沟通媒介转化为互动性的商谈媒介;三是公共舆论兼容主体的话语权与限制“他者”的权力。但在现实中,无论是数字公共领域的运转还是商谈民主在政治中的运用,总是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鸿沟。这是因为,在规范意义上讲,商谈民主有其自由主义的文化根基,离开这一基础商谈也就不复存在,公共领域也就名存实亡。从现实层面上看,数字技术助长了公共领域自身的“再生产”,导致对公众新闻、公共舆论的误解,从而造成公共领域自身的扭曲。对此,哈贝马斯认为,数字通信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共领域构成了威胁与挑战,与之相适应的规范政治模式——商谈民主同样不可避免地遭受质疑。

知识产权公共领域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分野及互动

知识产权公共领域是指不受知识产权法保护的或属于合理使用范围的知识成果的整体或其某些方面,体现为知识、思想和信息。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则是产生公共意见的社会领域或社会空间。两者虽然分属法律和政治系统,却在两个系统的结合部——立法过程发生联结。知识产权公共领域中的知识、思想和信息有助于提升公众素养、培育市民社会、提供哈氏公共领域的思想源泉。哈氏公共领域有助于促进知识产权立法的公众参与、民主协商条件的达成、知识产权保护和公共领域保留的平衡,从而对知识产权公共领域的保留提供运作机制。两者的互动关系由于“知识产权政治学”的实践还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媒体视域下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研究——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与公共领域理论

科技迅猛发展实现了信息技术领域质的飞跃,新媒体依托互联网应运而生,成为传播领域的重要工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表一系列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论述,并多次强调新媒体所承担的意识形态和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性。本文以新媒体时代为视域,以哈贝马斯交往行为与公共领域理论为理论依据,试图分析新媒体与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关系以及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策略。

受诅咒的命运?——从自由公共领域到数字公共领域

西方世界自18世纪以来,公共领域经历了自由公共领域、有组织的公共领域和数字化公共领域的三次转型,今天正处在数字公共领域阶段。如何看待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包容与商谈的关系可以作为理论的坐标。以参与者的包容的普遍性和意见形式的说理性特征来衡量,自由的公共领域具有较强的说理性,但具有精英主义特征,劳动者和妇女被排斥在外,议题被限制在财产权和人权范围,具有典型的资产阶级性质。在组织化的公共领域中,国家和组织取代了个人成为公共领域的主要参与者,公共舆论和意见被自上而下地控制和操纵,民众虽然在法律上被赋予了参与的权利,但实际上却被剥夺了发挥作用的机会,因而它是一个弱包容和强控制的公共领域。数字公共领域时代,虽然更多的人被赋予了自我表达的机会和手段,但公共领域日益陷入了分裂和冲突,成为非理性情感和欲望表演的空间,因而是一个强包容和弱商谈的公共领域。如果说,包容性与商谈性的统一是公共领域的理想,从自由公共领域到数字公共领域的演变是否表明:公共领域参与空间的扩大必然带来其质量和品质的下降?这是我们时代面对的难题。

公共领域之中国神话:一项基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文本考察的分析

多年来,公共领域理论作为分析中国社会和舆论现象的常用工具,引发了我们对理论使用方式的反思。阿伦特理论中对人的主体性的重新确立、反思和批判带给人类巨大灾难的极权主义起源、提出解决现代代议制民主困境的方案这三点共同形成了最初孕育公共领域理论的支架。哈贝马斯在阿伦特基础上建立起的公共领域理论则承载了更多现代社会的因素,既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大众民主的可操作性,又力图在制度层面取得突破。不过,在以当代中国的社会脉络和问题导向为中心而大胆使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的同时,既要注重概念背后历史内容的探讨,又要警惕被单一框架的先见束缚住思维。应通过建立有实践内涵的话语空间将个人、社会与国家勾连起来,完成对公共领域理论的超越。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三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意旨深远,涵义丰富,是一个集思想内涵、社会意义和政治功效于一体的综合性概念,绝不能仅仅局限于思想史视域来理解并揭示公共领域概念的价值和意义。从厘清公共领域概念是历史范畴还是规范概念、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关系以及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三个方面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做些宏观性分析,有助于完整地把握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及其特点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有三个构成要素,即公众、"公共意见"或"公众舆论"、公众媒介和公共场所;有四种类型,即代表型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自由主义模式)、平民公共领域以及公共领域的福利国家大众民主模式。公共领域既是17-18世纪欧洲历史发展中的历史实在,更是一种理想模式,是哈贝马斯用于进行社会批判的工具。

网络媒介的公共领域——由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谈起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出了"公共领域"一词,并指出了公共领域与大众传媒、公共关系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明确表示大众传媒和公共关系的发展挤压甚至侵占了公共领域的空间。哈贝马斯的推论适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现实,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到了21世纪这样一个网络大领风骚的时代,公共领域不是转型了,而是回归了。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

哈贝马斯是当代罕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大思想家。他在 4 0年前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提出了传媒在他所谓的公共领域中的中心地位的著名观点。尽管他的传媒理论同他的其他理论一样被认为具有乌托邦色彩 ,但其给予传媒学术界和业界的思考是多维而深层次的 。

哈贝马斯论公共领域的发生

哈贝马斯从历史学和哲学—社会学两个角度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起源作出了解释。从历史学角度看,哈贝马斯分析了从希腊—罗马公共领域经中世纪代表型公共领域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生成史;从哲学—社会学角度,哈贝马斯力图揭示公共领域的私人主体性之心理基础:市民小家庭对“人性”的心理学经验。

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兼论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

哈贝马斯在政治统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上所持基本立场是,政治行动领域是根植于生活世界情境之中的,只有那些与公共领域具有实效性联系的政府行动才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忠诚。可见,公共领域,主要是政治的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密切相关。政权的合法性需要由政治公共领域理性地提供,这是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哈贝马斯从两个角度详细论述了这个主题: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着重论证了政治公共领域的衰落必然导致政治的合法性危机;而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中,哈贝马斯则重点阐明了政治合法性的重建有赖于公共领域及其政治功能的重构。在哈贝马斯心目中,理想的公共领域应当被构建成一种能够提供自由、平等、开放的"民主商谈程序"的"交往共同体",公众可以自由而平等地介入其中,自由论辩以形成公共意见,借助公共舆论的监督功能将公共权力限定在合理范围内,并为政治的统治秩序生产出经过公众论辩、审视及批判的服从和忠诚。

哈贝马斯在汉语世界的历史效果——以《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为例

本文的着眼点不是全面而系统地梳理哈贝马斯在汉语学界被接受的历史过程,而是试图以哈贝马斯的代表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作为范例,通过该书在汉语学界近十年来的接受、研究与应用,来阐述哈贝马斯在汉语世界的历史效果,并试图为建立哈贝马斯与汉语世界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寻找途径。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及其现代启示

哈贝马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发生发展及其瓦解的过程,揭示了哈氏关于"公共领域"的基本内涵。借此反观当下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缺失状况,分析知识分子在构建中国社会"公共领域"中的主体性角色和存在的问题,"知识性"与"批判性"二者应不可或缺,并且是中国知识分子构建"公共领域"及对社会进步贡献创造性智慧的基本前提。

简析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概念描述的是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它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由对话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运作工具的批判空间。

公共领域的概念:从阿伦特到哈贝马斯

近年来 ,国内学界越来越频繁、随意地使用“公共领域”这个术语 ,很多时候甚至就是完全按照字面想像它的含义。为此 ,这篇小文重温了阿伦特与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理解及其谈论方式 。

女性公共领域如何可能?——论弗雷泽对哈贝马斯的批判

弗雷泽多次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进行了深入考察,其中暗含了一条重要线索,那就是女性公共领域如何可能的问题。通过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批判,弗雷泽提出了她自己的"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和"跨国公共领域"的概念,并且将女性公共领域作为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一种类型纳入"再分配—承认—代表权"的三位一体的正义理论中,试图为女性解放找寻一条可靠的路径。同时,弗雷泽的批判也为自己留下了诸多尚未解决的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