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适用及其限制——《哥本哈根协议》和中国气候变化法律与政策

在减缓承诺、资金机制与衡量、报告和核实等三个方面,《哥本哈根协议》坚持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但在强化"共同责任"的同时弱化了"区别责任"。"共同责任"来源于"不损害国外环境"原则和"人类共同关切事项"概念。"区别责任"来源于发达国家的巨额排放和能力优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适用受到"生态空间的再分配"目标的支持,然而可能受到"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目标的限制。因此,我国应当形成和发展不损害人类共同环境利益并且促使中国人能够过"善的生活"的气候变化法律与政策。

论哥本哈根协议的法律价值——兼论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法律措施的完善

《哥本哈根协议》坚持并维护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巴厘岛路线图"的授权和"双轨制"谈判进程,明确了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与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的权利义务,强化了发达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的法律规定,积极维护了发展中国家在减缓行动的衡量、报告与核查方面的基本权益,确立了将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工业革命以前2℃的长期行动目标,在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大步,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法律价值与行动指南意义。落实哥本哈根会议承诺,中国应积极完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法律措施。

责任转型与软法回归:《哥本哈根协议》与气候变化的国际法治理

国际社会正依托《哥本哈根协议》继续推进气候变化的国际法治理进程,未来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仍将围绕"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适用而展开,并向"区别而又共同责任"的目标转型。《协议》经由"人类共同关切事项"认同了"共同责任"的内涵,通过实质性公平原则,明确了"区别责任"的要旨,随着《协议》的落实和发展,国际社会将认同《协议》表现出来的"软法"特性,弥合各方分歧,促进"为今世后代保护全球气候"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哥本哈根协议》的国际法解析

旨在为《京都议定书》2012年第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签署新协议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在达成了一份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后落幕。《哥本哈根协议》坚持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双轨制"的谈判机制,就全球升温上限、资金、技术以及透明度等问题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其制度框架为进一步开展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开创了一个新起点。由于协议的形成机制、实体内容和制度约束力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法律局限性,因此,如何将协议中的政治意愿变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权利与义务将成为后续谈判中面临的最大挑战。

《哥本哈根协议》:软法在国际气候制度中的作用

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成果,《哥本哈根协议》被认为是一项并不令人满意的协议。但事实上,尽管它不具法律约束力,仍将推进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进程。因为国际法实践已证明不具法律约束力的软法同样具有某种影响力,同样会促使国家完成相应法律义务。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应仔细研究《哥本哈根协议》的基本内容,在加强能源战略建设的同时,坚持气候变化谈判的基本立场,适时把握国际气候立法的主动权。

国际气候变化制度的未来蓝图——从《哥本哈根协议》到《坎昆协议》

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产生了不同的国际社会组织,并制定了各项相关国际社会制度,这些制度在解决国际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具有关键性和决定性作用:首先,该制度起着建构性的作用;其次,国际气候变化制度必须对激活该项制度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处于不同地位的各方在谈判过程中能够建立共识,并且能在国际层面推动达成更具雄心的气候变化政策。这些促成了《哥本哈根协议》、《坎昆协议》的诞生。《哥本哈根协议》明确将气温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作为减排的目标。《坎昆协议》将此目标具体化,并提出气温升高控制在1.5摄氏度的任务。"后2012"国际气候变化制度必须具有全球性特征,遵循公平原则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将世界上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美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纳入进来。从性质上来说,《坎昆协议》所建构的可测量、可报告、可核证体系代替原有的制度机制,这将是国际气候变化制度中的全新改变。

《哥本哈根协议》现状与气候谈判前景

世界瞩目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在跌宕起伏中落幕后,依然精彩不断。截至2010年2月底,有106个国家或表示加入《哥本哈根协议》,或提交了国家减排目标和行动。其中发达国家各自提出的减排目标依然薄弱,没有达到减缓气候变化所需的25%～40%的减排幅度。对于未来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进程有可能为三种情景:启动《哥本哈根协议》、按照巴厘路线图继续双轨制谈判和公约下形成新的单一法律文件。

聚焦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回顾与前瞻

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于2009年12月7—19日在哥本哈根召开，受到了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回顾了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的背景，指出了谈判中的各种利益集团及其争夺的焦点，阐述了哥本哈根峰会的最终结果，分析了目前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主要进展，并就未来进行了展望。

后哥本哈根:绿色经济

2010年1月2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分别复信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中方积极评价并支持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发表的《哥本哈根协议》。温家宝重申，中国将采取积极措施，努力实现提出的国内自主行动目标，

哥本哈根国际气候谈判的博弈树相关均衡分析

哥本哈根议程凸显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的博弈冲突性.借鉴Forgo的博弈树相关均衡概念,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作为国际气候谈判主体,划分京都议定书时期,哥本哈根协议时期和未来长久时期,建立了哥本哈根国际气候谈判的序贯决策博弈模型.根据2007年IPCC第一工作组《第四次评估报告》的研究结论,建立CO_2浓度与全球气温的线性回归模型和ARMA(4,2)预测模型,得出长期目标下各种减排路径的CO_2浓度贡献值.结合谈判设定各国温室气体减排率,计算各减排路径的全球气温变化,运用线性规划GHGAME求解博弈树相关均衡结果.研究表明,根据前一时期减排进展采取相机调整的国际气候谈判方案,减排效果要好于谈判初期采取一揽子解决的方案;发达国家是否率先切实履行减排承诺,对全球气候变化控制效果至关重要.

哥本哈根会议与我国低碳经济的法制保障——以受试者的知情告知切入

尽管《哥本哈根协议》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成果,但该协议基本上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及安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做出了安排,并就全球长期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等焦点问题达成了一些新的共识,因此它可以列入人类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在温室气体减排面临更大压力的情况下,我国应变压力为动力,推动低碳经济,这既是履行我国减排国际承诺的要求,也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我国应对低碳经济法治建设,特别需要紧密结合我国的国情,注意维护我国环境核心利益,完善我国的低碳经济立法体系。

论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转型

国际社会正依托《哥本哈根协议》继续推进气候变化的国际法进程。未来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仍将围绕"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适用而展开,并向"区别而又共同责任"的目标转型。《协议》经由"人类共同关切事项"认同了"共同责任"的内涵,通过实质性公平原则明确了"区别责任"的要旨。随着《协议》的落实和发展,国际社会将逐步达成责任转型的共识,促进"为今世后代保护全球气候"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论“碳政治”博弈的国际法治理

围绕哥本哈根国际法进程而展开的碳政治博弈,因《哥本哈根协议》的无约束力而造成零和博弈的结果,也使未来国际法进程面临"双轨"抑或"三轨"并进的机制选择,同时,气候变化的国际法治理仍将针对"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适用而展开,国际社会如能经由"人类共同关切事项"明确"共同责任"的内涵,通过实质性公平原则而认同"区别责任"的要旨,推动《哥本哈根协议》的落实和发展,将在"霸权缺失"下的"碳政治"博弈中,以"软法"特有的张力和灵活性,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国际法地位,并弥合各方分歧,促进"为今世后代保护全球气候"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国际气候法体系下能力建设制度的发展变革及中国因应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引入能力建设问题,到《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行动计划》《哥本哈根协议》等一系列法律与政策,国际气候谈判对能力建设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巴黎协定》第11条明确“能力建设”框架条款,以及巴黎气候大会决议通过成立的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从机制和体制两方面奠定了能力建设法律制度。卡托维茨与马德里气候大会分别对能力建设的实施路线与实施内容进一步明确,标志着能力建设制度已进入可操作阶段。我国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参与国,更应积极融入能力建设制度的构建进程中,无论是在谈判基本原则立场的坚持层面,还是在组织机构、技术资金等国内法治保障的建设上,我国都可以发挥必要作用,同时还需多维度开展国际合作和推动公众参与。

中国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情景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和美国千年研究所开发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模型，对我国2020年的CO2排放情景进行定量分析，来模拟与验证如何达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减排目标。报告设定了技术进步、生活方式改变、价格调整、产业结构调整等几个情景。分析发现，如果要降低CO2排放总量，最好的途径就是加快技术进步、加大可再生能源和核电的比例。要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目标，最好的途径就是实现产业结构调整。

气候变化国际法与WTO规则在解决贸易与环境纠纷中的矛盾与协调

即便WTO之会员、学说、相关案例皆展现了调和国际贸易发展与环境保护之意愿,真正要达成此一目的还有相当困难。如果运用"演化性解释"之法律解释方法,并坚持WTO法体系绝非自绝于其它国际法体系之外,则基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京都议定书所采取之各项措施,有可能藉由GATT第XX条,在WTO法制下例外地证成。然而,整体气候变化法制仍在持续发展中,尤其是后京都时期相关措施是否会有变化,还值得持续观察。

坎昆会议前中美的博弈

介绍《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协议》和"坎昆会议"基本情况,论述中美2国政府在应对世界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不同态度和做法。

美国人的“游戏”:构建2015年后的气候变化框架协议

美国智库组建中、欧、印、美四个"代表团",在"联合国秘书长"的倡议、支持下,就移民、资源稀缺、灾害、减排等问题,进行"实战演练",以期达成2015年后的气候变化框架协议。中国队提出七项原则:可以探索合作路径;如果与国家利益有关,可以作有限资源承诺;寻求欧美援助;争取技术转让;要与欧美平起平坐;考虑国内舆论;尊重国家主权。从演习结果看,减灾、移民、资源稀缺议题可达成共识,气候变化的关键与难点是减排。

不确定性下的中国减排方案寻优研究

在王铮等(2010)气候保护经济政策模拟系统的基础上,考虑全球温度变化的不确定性,模拟研究了既适合全球的减排行动又符合我国国情的减排方案。研究以至2050年将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450ppm二氧化碳当量以内、至2100年全球温度上升控制在2℃以内为前提,首先模拟了哥本哈根协议下全球减排方案的效果;然后针对中国和其他地区不同的总量减排情景展开经济政策模拟;最后在全球温度变化不确定性背景下,比较分析了总量减排方案对我国的影响。研究发现:从短时期来看,总量减排行动将会给我国带来损失,但从长时期来看,适时适量展开总量减排将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在全球温度上升不确定的条件下,较优的全球总量减排方案为:至2050年发达国家碳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80%;前苏联地区比1990年减少50%;中国与其他地区从2025年开始总量减排,至2050年中国碳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28%,其他地区比2005年减少20%。

人类没做到的事,病毒似乎做到了

自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订以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变暖,成为为数不多的能让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价值观念的经济体共同认可的议题之一。然而23年过去,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并没有因全世界的“团结”,以及随后的《哥本哈根协议》、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的发布而减少。相反,在某几年中,它还爆发式地增长了,尤其是在2018年。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温室气体公报》显示,2018年全球二氧化碳平均浓度创纪录地达到407.8PPM(百万分比浓度),这一浓度水平是1750年全球工业化前的1.47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