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洮哥舒翰纪功碑岩层矿物分析

临洮哥舒翰纪功碑保存至今已有1200年左右的历史，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由于一直采取户外半露天保存，长期日晒雨淋，碑体表面风蚀、风化严重，急需采取加固保护措施。在前期现状调查基础上，本研究工作运用偏光显微镜、X～射线荧光、X一射线衍射、扫描电子显微镜能谱分析，通过对石碑材质及临洮砂岩矿物组成、构成及化学成分，岩石物理、水理与力学性质相关参数的测定，岩层构造结构、形态综合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石碑材质为砂岩，与临洮地表砂岩矿物组成基本相同，显然制作原料为就地取材；临洮砂岩属于细粒长石石英砂岩，矿物成分主要包括石英、长石（斜长石、少量的K-长石）、绿泥石、黑云母和含钙质为主的胶结物，其中，含石英54％，斜长石16％，钙质胶结物20％；石碑岩层孔隙度较大、吸水性高，石碑岩层钙质胶结物含量高，易受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和侵蚀，表面岩层易发生风蚀、风化；保存环境因素温湿度频繁变化，即温湿度日较差值波动较大，致使石碑岩层结构易发生冻融、风化病害。总之，研究工作中运用多种测试、分析手段，所得出的实验数据、分析结果与相关现状调查结果相互印证．可以为后期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信息和技术支撑。

临洮哥舒翰纪功碑保存现状调查

哥舒翰纪功碑保存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现为甘肃省省级重要文物。笔者为配合石碑修复保护方案编写工作,对其保存现状进行了调查。由于该碑的保存方式一直是户外半露天保存,长期遭受日晒雨淋,加之石碑材质自身的缺陷,表面岩层风化、剥蚀严重,并有向岩层内部发展的趋势;同时,岩层矿物分析结果表明,石碑矿物成分由石英、斜长石、钾长石、黑云母、绿泥石和电气石等碎屑物组成;胶结物组分较复杂,局部较富集,主要以钙质为主,含少量硅质和铁质。另外,保存环境及影响因素评估结果表明,石碑当前保存环境恶劣。综合调查结果,笔者认为,石碑保护形势严峻、不容乐观,亟需实施抢救性的加固保护。

论诗史差异及其形成原因——以唐代咏哥舒翰诗为例

诗与史间既有互证性,又有差异性。以唐代咏哥舒翰诗为例,唐诗中的哥舒翰呈现出二种不同形象类型:一,骁勇善战,保国为民的沙场英雄;二,黩武穷荒,贪功好胜的军中败类。而唐史中的哥舒翰则是个文武双全,智勇兼备的民族英才。这种诗与史间差异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社会背景及心理因素。它是诗人深受儒道两家"中和"与"不争"思想影响的产物,是唐玄宗后期社会历史背景在边塞诗中的折射,是诗人在不同境遇和心理下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可见,艺术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诗史互证不等于对号入座。

哥舒翰的活动轨迹与河湟形势的转变

唐朝和吐蕃之间在河湟地区展开了近百年的拉锯式争夺。哥舒翰在河湟地区的一系列活动彻底扭转了唐朝在此地区的消极被动的局面,他在河湟地区的不懈努力开创了唐、蕃战争的新局面,代表着时局的发展方向。哥舒翰的最后离开河湟,隐约透漏了唐朝盛世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杜甫诗中的哥舒翰形象

在杜甫诗歌作品中,有数篇内容涉及盛唐名将哥舒翰。其中最显著者,当数《投赠哥舒开府二十韵》与《潼关吏》。千百年来,历代注家于探寻杜甫对哥舒翰的态度进而关涉到老杜人格时,见解不一、异说纷纭,且时有抵[牛吾]。要真正准确而实事求是地理解杜甫有关诗作所流露出的思想感情和主观评价,必须坚持知人论世的方法。

论唐诗中的哥舒翰形象

哥舒翰的形象多次出现在唐代诗人的诗歌里,从最开始对他的指责到中期对他的赞誉,到后来的痛斥乃至于最后变成一种怀念。这种感情的变化不仅是随着哥舒翰本身的事迹而变化,也是随着唐王朝的命运和诗人自身的生活体会和际遇而变化的。

唐朝名将哥舒翰的尴尬

哥舒翰的三封招降信没有取得任何积极反馈,回信都在痛骂他不为大唐死节。安禄山大失所望,索性把丧失利用价值的哥舒翰囚禁在洛阳,弃之不理。一年后,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在兵败弃守洛阳之前,随手杀掉了哥舒翰。这一次,哥舒翰连一个跪地气活的机会都没有,就毫无声息地死去了。

哥舒翰与盛唐文学

哥舒翰是盛唐时期的重要将领,他与盛唐诗坛尤其是盛唐边塞诗具有重要的关联。以哥舒翰活动为中心,以唐诗对于哥舒翰的表现进行印证,可以揭示唐代边塞诗的特点和发展趋向。哥舒翰威震陇右,最能彰显其战功者是麦庄、石堡城与九曲诸役;至今尚存的《哥舒翰纪功碑》,表明了唐人具有浓厚的良将情怀;唐代诗人高适入哥舒翰幕的经历,对其边塞诗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安史之乱爆发初期,哥舒翰临危受命据守潼关,兵败被俘,完成了他一生的宿命,盛唐边塞诗的高峰也急遽消歇;伴随着安史之乱,中唐边塞诗也就转变了发展方向。

唐《马净行墓志》考——兼论哥舒翰家族的相关问题

《马净行墓志》近年出于陕西西安,是迄今已知第三块由哥舒峘撰文的墓志,也是现所见第五方由孙藏器书写的墓志,具有一定的文献史料和书法艺术价值。哥舒峘为盛唐名将哥舒翰之孙,关于哥舒翰家族的信息,除新、旧《唐书》有记载外,其他材料似不多见。本文试结合仰澍斋藏《哥舒洩墓志》拓本,就哥舒翰家族的相关问题,稍作补充申论。孙藏器是活跃于宪宗元和时期(806-820)的书法家,结合其书撰的碑石、墓志,试就其职官履历以及行书书法风格也做一简单陈述。

哥舒翰收复石堡城原因探赜

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吐蕃袭取石堡城。鉴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自天宝四载(745年)始,唐廷先后令皇甫惟明、王忠嗣、哥舒翰统兵经略石堡城,最终哥舒翰击败吐蕃,重新将其纳入唐军的控制之下。唐玄宗天宝年间,宰相李林甫与太子李亨的权力斗争日趋激烈,作为太子亲党的皇甫惟明与王忠嗣虽身处边疆,但依然无法置身事外,相继发起的石堡城之役,因受朝堂权力之争的波及,致使唐军无功而返。哥舒翰则因出身蕃将,未涉朝堂之争,得以规避中枢斗争对前线战事的恶性干扰;参战将领阿布思与李林甫的交私亦使此战免受政治斗争的影响。此外,哥舒翰攻打石堡城之时兵力较为强大,并且唐军事先于剑南向摩弥城发动进攻,通过摩弥之役来牵制吐蕃兵力,为哥舒翰攻拔石堡城提供策应,使其最终成功收复石堡城。战后哥舒翰逐步构筑以石堡城为中心的防御体系,巩固石堡城防守。

西突厥哥舒氏入唐及哥舒道元仕履诸问题考释——以新见《哥舒道元墓志》为中心

新见《哥舒道元墓志》记载的哥舒鲁、哥舒匐、哥舒沮三代名讳、官爵,尤其是有关哥舒道元解褐时间、平叛讨逆功绩、任职河西节度副使兼掌赤水军等仕履,以及与于阗王族尉迟氏联姻、卒葬长安的史实,补正了传世文献的阙误。此外,通过解析哥舒道元寿年与哥舒匐等人名讳、官爵等隐藏的信息,并联系《阙特勤碑》的有关记载,不仅可以明确哥舒氏乃是西突厥哥舒部首领的身份,未担任哥舒都督的原因,而且可以推知哥舒氏入唐内附的时间大约在高宗即位至显庆二年间(650~657)。

诗词中的天文学——北斗七星高

哥舒歌[唐]西鄙人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在电影《长安三万里》中,高适来到河西节度使哥舒翰麾下任掌书记,哥舒翰在出潼关前高声吟诵了这首诗。哥舒翰是唐朝著名的英雄将领,常年驻守西北部边疆,骁勇善战,屡次将入侵者击退,使老百姓免受战争之苦,安居乐业。

郭子仪请雪安思顺冤案发微

盛唐著名"蕃将"安思顺被杀,实属冤案。在他担任朔方节度使期间,郭子仪是其部下,深得信任和重用。及至平定"安史之乱",朔方军功勋卓著,郭子仪位高权重,遂奏请为安思顺昭雪。通过文献解析的方法,在推究郭子仪上表年月的同时,也搞清了他上表的双重目的:利用为"故帅"安思顺昭雪,既表现他对故帅知遇之恩的回报,又从政治上安抚、感召朔方军广大将士,以尽快平息河东道的危机局势。事实证明,这一举措收到了"一石二鸟"的预期成效。

盛唐大将安思顺生平事迹钩沉

安思顺是盛唐时期的著名"蕃将",曾任河西军、朔方军节度使,忠诚朝廷,为国戍边,功绩显著。但他因与安禄山有特殊的"兄弟"关系,最终蒙受哥舒翰公报私怨的诬陷,惨遭冤杀;加之国史不为立传,其生平事迹大多湮灭。"中兴名臣"郭子仪曾为安思顺部下,深受信任和重用。及至平定"安史之乱",朔方军功勋卓著,郭子仪乃奏请为安思顺昭雪。通过爬梳史料、解析文献,一是尽力搜集安思顺的生平事迹,彰扬其忠诚品质;二是推究郭子仪奏请昭雪安思顺的时间、现实目的———从政治上安抚、感召朔方军广大将士,以尽快平息河东道的危机局势。

“狐”与“胡”关系再探

"狐"与"胡"的文化关系历经学界研究,揭示出丰富的历史内涵,不过仍有继续推勘和挖掘的必要。引发哥舒翰与安禄山冲突的"狐向窟嚎,不祥"这句谚语并非出自汉文典籍,而应是突厥文化。哥舒翰似非华化已深,他对"狐死首丘"之典和诟"胡"为"狐"的风气皆不了解。安禄山与哥舒翰二人对"狐"与"胡"关系的感观迥异,反映了狐文化性质及分布上的丰富情态。

李白边塞诗中的将士形象浅谈

李白在其边塞诗中塑造了众多将士的形象,热情地歌颂了边塞将士义无返顾的爱国精神和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同时也反映了边塞将士生活的艰辛及思乡念家的情怀和对有功不得赏的不平。寄托了他建功立业的豪迈情怀,同时也表达了他以德弥战的愿望。李白由衷地钦佩戍边英雄哥舒翰,在诗中颂赞了哥舒翰安边的超人能力和作出的重要贡献。

对唐玄宗“穷兵黩武”之反思——读杜甫《兵车行》与《前出塞》

对于杜甫之《兵车行》与《前出塞》,人们多以其讥玄宗之"穷兵黩武"。本文从三个角度阐述玄宗并非"穷兵黩武":从史料证明玄宗之打吐蕃是不得已,派哥舒翰是以胡制胡,而府兵制之破坏由武则天始到张说之提议,并非全为玄宗之罪。本文从更深更广的角度了解盛唐时期之边关战争,从某一角度反思唐朝由盛转衰的前兆。

安史之乱前幽州节度使中的西北旧将

唐玄宗时代随着节度使制度的完备,唐朝的军事力量逐渐集中到东北、西北两大区域,《通典》提出的"二统说"成为解释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有学者提出二统之间存在着对立争斗。然而实际上东北与西北两大军事区域之间有着较为频繁的人员往来,尤其是幽州等东北节度使中出现了多位具有西北背景的将领。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王斛斯都是西北旧将,在西北立功后转任东北。即便在安禄山叛乱前后,仍然有西北背景的马灵詧出任安东副都护,高秀岩更是安禄山亲自从陇右调至幽州,成为叛军的重要将领。从这个角度来看,唐玄宗时期东北与西北两大军事区域之间并非截然对立,而是有着密切的关联。

源远流长 奇风异采——写在《甘肃古迹名胜辞典》出版之际

甘肃,位于祖国大西北的中心,山川壮美,土地宽广。滔滔不息的黄河横穿中部,巍峨雄伟的祁连山脉绵亘东西,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贯穿全境。据考古发现,远在2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活,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存,遍布全省各地,已发现千处以上。距今约3000年前,周朝的祖先就在陇东的泾河和中部的渭河流域创造了我国最早的农业,成为黄河流域灿烂历史的开端。代周而兴的秦人,其先祖就定居于今天水一带,并以此为根据地,降服西戎八国,逐渐向东发展,最终统一了天下。汉唐以来,甘肃更成了中西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的通道。东起西安,西迄地中海的丝绸之路,在我省境内就有北路、中路。

安史乱后陇右旧将的仕宦走向与身份认同——以新见《司马志诚墓志》为核心

安史之乱是唐代政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黄永年先生认为,在开元、天宝之际,唐代北方边境存在着势均力敌的东北军团和西北军团[1]。安史之乱由东北军团(含卢龙、幽州、范阳)代表安禄山率先发难,战乱爆发后,玄宗力图以西北军团平息之。然在潼关失守后,哥舒翰所率之西北精锐尽陷于此。自至德二载(757)七月肃宗即位灵武始,朔方军遂成为平叛主力。对于曾纵横西北的陇右军而言,唯有麾下八军之一的神策军[2]得以幸存并绵延至晚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