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中西哲学史比较研究思想浅探——中西哲学的互动与未来世界哲学的构想

中西文化的矛盾冲突,贯穿于中国历史的近代和现代,对于这一时代问题的苦苦思索,试图探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成了冯友兰等一代思想大师们的自觉行动和终生追求。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与时代的大前提,冯友兰先生才开始关注中西文化和哲学的比较研究。

反思“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前提性问题

“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是中国人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自我 ,寻求生存与发展新理念的重要课题。这种研究的主题与目的不仅仅局限于直接、表面地讨论“中西哲学”知识性的“异同”或“相通” ,而是要从根本前提出发探讨与反思“中西哲学”各自的性质、特点、个性及其“长短” ;发现与评价“中西哲学”各自的人类性意义与价值 ;寻求创造人类新哲学的理论前提和思想资源。

新时期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论纲

一百余年来,我们的前辈筚路蓝缕,在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前辈的工作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首先,用以判断哲学之为哲学的这把尺子是取自西方的。汉语中本来没有“哲学”这个词,它是日本明治维新时人西周创造出来用以翻译“Philosophy”,晚清时经黄遵宪介绍才在中国流行开来的。这说明,在中国传统的学问中,哲学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哲学史是根据西方哲学的定义和西方哲学中的框架勾勒出来的。这一点早在1919年蔡元培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作的“序”中就明白地道出来了,他谈到写作中国哲学史有两层难处,其中第二点是“形式问题”,说是“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

论谢无量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西方学者往往认为中国只有实践哲学而理论哲学不发达,谢无量则认为中国哲学有一个上起易教、老子,直至黄宗羲等人的源远流长的"纯正哲学"的传统,对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发展作了系统阐述。他比较了孔子与康德,认为孔子的悦乐主义比康德的严肃主义更有人情味儿,亦与计虑快乐之多寡的英国经验论的幸福主义有别;他比较了子思论时中与亚里士多德以过不及之中为德,认为中西哲人虽并尊中庸之道,但亚里士多德之说不及子思具有心性论之依据;他比较了孟子的良知说与近世直觉派哲学,认为二者是相通的。他区分了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唯心论和心物二元论,对唯物论和实在论传统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他对孔子关于"知仁勇"三德之内在关系的阐发,为解决王国维提出的"可爱"与"可信"的矛盾问题——这一20-21世纪世界哲学前沿最重大的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启迪。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全盘化西”——论“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之“拐点”

甲乙两种异质文化相遇相融,大致会有三种结果:一是以乙化甲,二是甲乙并尊或并斥,三是以甲化乙。具体到"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就是比较研究的三大格式:以西化中,援中入西;中西并尊,或中西并斥;以中化西,援西入中。考察明末以降四百余年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我们发现这门学问已经来到"全盘化西"的"拐点"上:止步于"以西化中"已经没有出路,止步于"中西并尊"已经没有出路,止步于构建"普世哲学"已经没有出路;只有"全盘化西",才是中国哲学之唯一出路。所谓"化西",就是"吃掉"西学,"消化"西学;所谓"全盘化西",就是"全方位地吃掉"西学",全方位地消化"西学。我们祖先在五千年的长史中,已经创造出一套完整的"格式系统",我们就可以拿这个"格式系统"去吃掉西学、消化西学,最终把"西方哲学"变成"中国哲学"的一部分,产出"新中国哲学",就象我们曾经拿这个"格式系统"吃掉佛学、消化佛学,最终产出"禅宗"一样。中国当代学人,要拿出"禅师"的勇气与气魄来。我们曾经用八个世纪的时间"全盘化佛",明末以降中西哲学之较量,已历四个世纪,再用四百年,我们还是有机会用中华"格式系统"吃掉、消化"西方哲学",开启中华文明的新时代!

论冯友兰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以20世纪40年代之后的思想为中心

冯友兰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与其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有着内在的关联。20世纪40年代之前,其对中西哲学之关系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偏颇,或强调中西之异,或突出中西之同;此后,随着哲学思想逐渐成熟,冯友兰对中西哲学之关系问题的认识达到辩证综合的阶段,开始扬弃此前的相关思想,将中西哲学之同与异、中国哲学的世界性与本土性,作了理性的综合;中西哲学被置于一平等的地位,二者的对话和交流不再是单向的,而是真正实现双向的互动。冯友兰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蕴含深刻的经验教训,对于当前开展中西哲学的比较、对话、会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斯宾格勒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斯宾格勒认为中国哲学的真理不只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他致力于从中国古代经典中去发现"远超过孔子所能理解的更为深奥的东西",认为《尚书》和《诗经》中蕴涵着古希腊英雄时代的精神和西方中世纪的贵族精神。他别出心裁地认为孔子不仅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是"同时代"人,而且与伏尔泰、莱辛也是"同时代"人,并且把中国哲学的不同流派与他所谓"同时代"的西方哲学作了比较。着眼于西方哲学的重心从认识问题到人生问题的转向,他特别心仪中国哲学注重实践性的优点,认为这一优点可以弥补西方哲学的不足。他的主要失误在于夸大了德国哲学和文化的优越性。

“西国哲学不出《老子》十二字”发微——论严复之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本文从诠释严复关于"西国哲学不出《老子》十二字"这一论断入手,来论述其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方面的三大理论贡献:一是开创了从语言学视角比较中西哲学的思路,通过对西方哲学语言与中国哲学语言、特别是通过对"tobe"或"is"与中文"系"、"悬"、"玄"等字义的精微辨析,说明中国古代哲人同样在以其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来回答"tobeastobe"(是之所以成其为是)的问题,肯定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存在乃是不言而喻的客观事实。二是以大量事实证明了中国古代哲人亦工于逻辑学的三段论法,同时又对中国逻辑学不发达之原因、中国语言文字与逻辑学、逻辑与科学精神之关系作了深入探究,深刻论述了在全民族中灌注以朴实而深沉之科学精神的必要性。三是通过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来会通中西哲学,以现代哲学的观点纵横评说道、墨、儒、法诸家学说,并力求以现代精神来对传统哲学资源作创造性的转化。严复不仅是"清季输入欧化之第一人",而且又是中国哲学之优秀传统的真正继承者。

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关于方法论的讨论与比较

本文从方法论的层面切入问题 ,目的在于探讨唐君毅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体现的方法论。行文分别从“历史与哲学”、“古人与今人”、“中国与西方”三个方面入手 ,剖析了唐君毅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走的路数 ,经由比较研究发现 :作为哲学史家和哲学家的唐君毅 ,在研究中国哲学史、在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中所表露和援引的思想理路和研究方法 ,并非“空穴来风” ,而是“其来有自” ;并且其思想理路和研究方法 ,并非尽善尽美、无懈可击。因此 ,唐君毅既是可继承的 ,也是可超越的。

中西比较哲学史上“并置派”的重要尝试——张东荪用知识社会学“重写”中华哲学史的一个分析

中西比较哲学之格式,不外三款:西化、并置、化西。晚清以降,谢无量、胡适、冯友兰所撰三部《中国哲学史》,虽不能说完全"抹煞"了中华哲学之特殊性,但至少对此种特殊性凸显不够。只有张东荪是一个典型例外。他旗帜鲜明地以金岳霖所谓"第二种态度"从事"中华哲学史"研究,始终不移地把"中华哲学"当作"中华特有的哲学",把"中华哲学史"当作"中华哲学的史"。其《中国哲学史讲义》等著述,是一项专门凸显中华哲学特殊性的"中华哲学史书写"。此种书写之哲学基础,就是当时流行欧西的"知识社会学",以及他本人"接着"欧西所创发的"知识文化学"。他用知识社会学"重写"中华哲学史,乃是中西比较哲学史上"并置派"的重要尝试。

论金岳霖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金岳霖自述其哲学研究,"不仅在研究底对象上求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底结果上求情感的满足"。这句话对于理解他的中西哲学观很有帮助。他的理智能力很强,故能在人们习焉不察的地方发现谬误,廓清了比较哲学研究领域流行的一些错误观念。学问见识之高下,更多地系于理智的了解;至于研究结果上的情感满足则很难说,因为有些真理不仅别人不喜欢,而且自己也未必喜欢,如此又何来情感满足之可言?要真正求得理智的了解与情感的满足之和谐一致,且须有一种超乎寻常的识力和襟怀。金岳霖不因理智而牺牲情感,故对中西哲学颇多独到见解;但亦有因感情投入过多而见不博、识不高之处。

“市人矜巧智,于道若童蒙”——论罗素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在20世纪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罗素提出了中国人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笃信智慧比红宝石更宝贵的民族"的观点。他嘲讽西方人不懂得老子的"道",犹如唐诗中所说的"市人矜巧智,于道若童蒙";他论述了老庄道论与西方机械的人生观的根本对立,认为正是道家的"自由的哲学"——一种与尼采哲学完全相反的哲学精神——使中国成为一个非常可爱的国家。他列举了儒学与基督教的八点差异,从人性出发肯定儒家"亲亲互隐"的正当性,从维护人的尊严出发肯定中国人"要面子"的合理性。他主张中西民族相互学习,中国人应重在学习西方的科学方法,而西方人则应学习中国哲学的人生智慧,认为世界的新文化应是西方的科学方法与中国人的深思熟虑的智慧的结合。

人性的最高表现与中国哲学家的伟大识度——论贺麟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贺麟提出了"无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都同是人性的最高表现"的命题,认为若要中国哲学界不是西洋哲学的殖民地,不是所谓"西洋哲学问题在中国",就必须将中国哲学家的伟大识度加以发挥,使人感到所谓西洋哲学问题原是我们的切身问题,亦即人类普遍的问题。他提出了"融会中西哲学的大概路径",认为中国哲学亦可分属于唯心论及唯物论,西洋哲学亦有儒者气象、道家风味、墨家精神;主张以中释西,以西释中,互相比较而增进了解,使西洋哲学中国化,以收融会贯通之效。他提出了"以精神或理性为体,以古今中外的文化为用"的命题,主张以西体充实中体,以西用补助中用。其思想之通达,境界之高卓,令人景仰。

论李约瑟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从哲学对科学技术发展之影响的视角来比较中西哲学的异同,是李约瑟解决"中国为什么未能产生近代科学技术"问题的思路之一。他通过把道家、墨家和名家的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较,提出了中国科学史的最大悲剧是道家的自然洞见未能与墨家的逻辑相结合的观点;通过把儒家哲学与西方哲学作比较,提出了儒家只注重研究"事"而不注重研究"物",因而阻碍了科学发展的观点;通过把"中国科学哲学的三大基本理论"(五行说、阴阳说、《易经》思想体系)与西方哲学相比较,提出了《易经》思想体系对于科学发展"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灾难性的障碍"的观点。他既从中国融入世界历史进步潮流之需要的角度,指出了反思中世纪传统观念的必要性;又从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和解决当代全球性问题的思想高度,肯定了中国哲学的有机自然主义和伦理精神所具有的现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普世哲学视域下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以20世纪40年代之前的冯友兰为中心

冯友兰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与其自身的哲学思想发展状况有着内在的关联。20世纪40年代之前,冯友兰的哲学思想尚未成形,其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亦处于探索阶段,主要笼罩在普世化哲学观的背景之下。通过对冯友兰20世纪40年代前相关思想的梳理,不仅可以深化对其思想成熟期前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状况的了解,而且亦有助于厘清冯氏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思想的发展轨迹。

本质主义的超越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重思

在“五四”以来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本质主义的思想模式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和表现,然而有关中西哲学各自的特质及其差异的诸多本质主义的“宏大叙事”,既不可避免地面对着自己无法解释的诸多“反例”或“例外”,而且其本身也并不具有什么实质性的哲学意义。一旦超越了本质主义的思想模式,就会认识到“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合理对象”只能是具有其内在思想统一性的中西某位哲学家的哲学或者某种类型的哲学;与此相一致,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合理形式也只能是“哲学史取向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和“哲学取向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而两者之间的理想关系则是: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思想延伸和问题重思。

中西哲学的互动与未来世界哲学的构想——冯友兰先生哲学史研究思想浅探

本文试图通过对冯友兰先生的中西哲学史比较研究思想的分析 ,揭示出其从求异到求同 ,进而会通中西 ,建设未来哲学体系的构想 ,从其思想中透视出我们对待传统哲学和文化应采取的态度、立场和方法。

人类心灵的“哲学”互镜与对话——评许苏民著《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史》

何谓哲学？从古希腊“爱智慧”的指认和中国“智，哲也”的字义训释，似乎可以寻找出中西传统关于“智慧”探求的相通性。不过，20世纪以来中国思想界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证明，以及不断出现的“中国哲学非哲学”“哲学是说希腊语”的反诘，似乎明白地显示出理解“哲学”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以及“中国哲学”的身份紧张。这些争论，固然加深了“何谓哲学”“中西哲学异同”的理解，同时却遗忘了阐述此问题更值得思考的历史进路一一中西哲学相遭遇的历史进程以及在此进程中“哲学”理解的历史呈现。

会通中西哲学比较史勾勒“世界哲学”之进路——《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史》评析

许苏民先生的专著《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史》系统地梳理了近400年来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发展历程,以开阔的眼界、博大的情怀和人道的精神审视中西哲学的交流、碰撞和融合,希望以此为契机构建"世界哲学"和中国的现代新哲学,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并对该领域的深入发展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