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哲学维度的研究生“翻转式”互动教学探索——以2022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课程为例

“翻转式”互动教学是指从以教师讲授为主转变为以研究生演讲为主,辅之以教师的总结、点评、答疑,属于互动式教学的一种。基于哲学维度的“翻转式”互动教学依据哲学对人的本体论规定,旨在培养研究生的学习自主性和创造性,实施过程是以选择、演讲、评价的方式进行,分别对应“思考、准备、领悟”3个阶段。文章以黑龙江大学中国哲学专业2022届研究生班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课程为例,对“翻转式”互动教学进行初步探讨。

试论30年代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冯友兰于 30年代提出的“钻研西洋哲学”、“搜集哲学史料”、“详密规划迹团”、“探索时代背景”、“审查哲人身世”、“评述哲人哲学”等方法 ,建构了比较系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从哲学史的历史性和哲学性的统一看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是语文—历史的方法与批判—哲学的方法的有机统一 ;从与当时的主要哲学思潮的关系看 ,他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和人文主义的直觉方法的综合。

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

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的提出、确立、深化、拓展和综合的发展进程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由他所提出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所形成的方法论系统,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为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近现代转化作出了积极贡献;他试图从方法论上将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觉主义方法、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辩证法打通,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融会贯通,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开启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冯友兰把历史学的方法、哲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相结合,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哲学史方法论新探

在当前的哲学史研究中,历史的与逻辑的相一致的方法已有过不少的实践运用,也取得了一些相当可观的进展。但我认为,面对当代哲学和史学所提出的新方法、新思想和新问题,我们有必要进一部探索历史的与逻辑的一致这一方法的内在真实含义,使之摆脱其常见的狭隘甚至错误的理解,而具有面向当代方法论革命的最大开放性。

晚年梁启超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探析

晚年梁启超曾致力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在此领域,他不仅写出一系列名篇佳作,而且对哲学史方法论问题也颇多创见。其哲学史方法论之特征约有四端:一、颇具学术史特色的撰述视角;二、近乎历史主义的态度立场;三、结合中西优长的研究理路;四、注重多角度的切入方式。其中的许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方法论刍议——兼述《神圣家族》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法论观点

哲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人们运用了哲学史特定的研究方法开始了对哲学自身发展过程的研究。这一研究伴随着哲学的独立化而始于近代。黑格尔在哲学史研究上的卓越贡献被马克思称之为“开始奠定哲学史的基础”,并为马克思主义创立科学的哲学史学科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是集人类哲学史认识精萃之大成的结晶,它为真正科学地研究哲学史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和前提。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基本观点,经典作家们有过很多论述,但最集中的概括说明莫过于马克思。

《哲学史方法论》课程教学的实践与探索——以华南农业大学哲学系为例

《哲学史方法论》课程,是目前我国高校哲学系普遍开设的基础课程。我们认为,通过本课程的实施,能够突出当前哲学教学改革实践中以原典为基础、为中心的发展趋势,能够突出哲学思辨传统以及教学环节中教学相长、以学生为主体的特点。本课程中形成的组织学生研讨的程序,精选范文讲评的评点标准,以及学生自评的指标,都可以作为哲学教学改革中可行性的指标,可操作性的程序,加以总结和推广。

普列汉诺夫——梅林——列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法论比较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既是历史科学,又是理论科学,因而历史资料和科学方法是缺一不可的两大支柱。方法论是任何一门科学的灵魂,而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科学来说,尤其是如此。这门科学的前进不仅意味着挖掘出新的历史资料,而且意味着以新的方法开掘出更加深刻的理论内容。普列汉诺夫、梅林和列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重要先驱者。

普列汉诺夫与哲学史方法论

作为一位杰出的哲学史大师,普列汉诺夫对哲学史方法论的研究一个最引入注目的特点是熟练地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运用于哲学史。他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至今闪耀着真理和智慧的光辉,给人以启迪。 (一) 普列汉诺夫在哲学史研究工作中十分强调坚持和贯彻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他反复强调,必须用人类的历史特别是经济发展史去说明哲学史,而不是相反。 他在《唯物主义论丛》一书中写道:“从我本人荣幸地置身的那个学派的立场看来,‘观念现象不过是被移置于人类头瞄中并在人类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现象而已。’如果愿意从这个立场去研究观念的历史。

胡适哲学史方法论新探

五十年代批判胡适反动思想的时候,其哲学史方法论也是批判的重点之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了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领导地位,这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这个在本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以提倡白话文崭露头角的胡适之,不但在当时是个名噪遐迩的人物,而且对近半个世纪来中国学术的发展,尤其是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也有着不能忽略的影响。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答

这篇文章,是根据赵纪彬教授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六日,在中央党校讲课记录稿整理而成。因篇幅太长,略有删节。

学习《哲学笔记》中有关哲学史方法论的论述

列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之所以很好的完成这项工作，是与他对哲学史的精深研究有关的。他的《哲学笔记》是他研究哲学和哲学史的记录，在这本书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哲学史，作了许多有关哲学史方法论的论述。

哲学的本质与哲学史方法论

在哲学史方法论的研究中,有许多争论的问题,比如: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哲学史编写的方法,对以往哲学的评价,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对哲学本质的认识有重大关系。为此,本文试分析一下哲学的本质,然后,简略地谈谈认清哲学的本质对哲学史方法论的意义。

普列汉诺夫论哲学史方法论的若干问题

除了马恩和列宁,普列汉诺夫恐怕要算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家了。他在开拓和发展科学的哲学史这一事业中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认真研究他的哲学史论著至今仍然是我们哲学工作者、特别是哲学史工作者一项亟待解决的任务。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由于个人爱好和种种历史原因,普列汉诺夫对西欧和俄国哲学史(包括社会思想史)进行了将近四十年辛勤的研究,写出了大量很有价值的哲学史著作。他关于法国唯物主义者、关于黑格尔、关于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一系列鸿篇巨著,是哲学史研究的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至于他对唯物史观的历史发展所作的内容渊博、形式新颖、而且脉络分明的剖析,更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的坚实成果。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三次转向述评——以中国哲学通史为中心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前身是内含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中的经学阐释方法,在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过程中被“以西释中”所取代,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第一次转向;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中国化,“以马释中”成为主流,这是第二次重要的转向;在反思教条化、格式化、套子化的基础上,中国哲学史出现了“海阔天空我自飞”的多元化书写倾向,由“照着写”走向“写自己”,开始了方法论上的第三次转向。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哲学史书写应该遵循现代视域与原典的结合、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贯通等方法论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继续推进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和繁荣。

黄宗羲哲学史方法论发微——兼论《明儒学案》

对黄宗羲政治、哲学思想的青睐,是无可非议的。但忽视黄宗羲是个哲学史家,使他的哲学史方法论向隅多时,是极不公允的。黄宗羲提出了相对于他那个时代较为系统深刻的哲学史方法论原则,本文拟以《明儒学案》为主,兼及其它著作,对之作一个发微式的探讨。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近代化——胡适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关于哲学史方法论问题,我刊在50年代中到60年代初,曾展开长时间的讨论。那次讨论,强调了哲学史研究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实事求是”、“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这对哲学史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但近年来,我们的哲学史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否定民族哲学与文化的优良传统;只重视思想研究而忽视其社会历史背景的探讨;把现代哲学和科技文化的新成果、新理论,都说成是“《周易》早已有之”、“《周易》早已说尽”等等倾向。在如何处理中外哲学文化关系问题上,在如何处理哲学史与原理、哲学史与现实、哲学史与其他学科等关系问题上,也有值得改进之处。这说明我们的哲学史研究的目的、方向和方法仍存在不少问题。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要求哲学史研究工作要有新的突破,而哲学史的研究要有新的突破,必先解决研究的目的和方法问题。为此,我们开辟“哲学史方法论研究”栏目,希望对这一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

从张岱年先生早年的两篇书评看其哲学史方法论

中国哲学史研究是张岱年先生的主要学术领域之一。顺此，哲学史方法论就成为其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他的哲学史方法论的最为显著之成果，在其早年有《中国哲学大纲·自序》里的相关讨论，在其晚年则有专著《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的问世。对于此二者，学界已多有关注。然而，写作《中国哲学大纲》之前，张岱年先生为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所撰的两篇书评，由于没有收入《张岱年全集》，加之刊发于不太容易获取的民国时期的报刊，所以很少纳人学人的研究视野；但是，这两篇书评中蕴含的哲学史方法论却不乏真知灼见，有些观念甚至为张先生一生所秉持，而且对当今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也仍很具启发意义。

戴震“因言明道”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启示

戴震"因言明道"的治经思想来源于清代经学思想与戴震本人的哲学思想。"因言明道"可解读为:"言"即是圣人所立之说,它包括字、词、名物、典章制度四个方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内容,"道"即是"圣人"借其"言"所阐发的思想内容。"由言以明道"的展现过程需要满足"言"的语文学及历史学的解释等客观条件与解释者和"圣人""同心同情"的主观条件。"因言明道"思想对现今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表现为:"语文学、历史性及心之同然"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

“总问题”和“认识论断裂”——评阿尔图塞的哲学史方法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阿尔图塞认为，青年马克思发展到成熟的马克思的过程中，经历了从康德、费尔巴哈的“总问题”转换到黑格尔的“总问题”的“认识论断裂”。文章对阿氏的哲学史方法论进行了深入地剖析，认为当阿尔图塞坚决反对黑格尔的“逻辑精神”时，却背离并放弃了现实的历史原则；因而与某种仅只专注于传统渊源的解释方案（例如弗洛姆）处于“二律背反”的对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