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研究的实在性:基于“三方互动”的新考量——《性善与治教》作者对陈少明教授方法论审查的有限回应

如何界定"文本解释与哲学史论述的实在性"?这是一个令当今学界无所适从却又挥之不去的棘手问题。学术史研究内在地要求"忠于历史实情",而任何学术研究又都以"洞见"乃至"创新"为其最高旨趣。究竟该如何打理二者间的关系呢?陈少明教授在简评《性善与治教》之际,宣示了"思想史研究"与"建构式的观念史论述"二分的设想:前者盖致力于分析、复述历史上的思想实情,后者则侧重依托思想史资源进行成系统的创造性阐发。这种为学理念上的"二分"设想,在当今汉语学界颇有市场。然而,即便分析、复述也都是具体研究者的分析、复述,都有着特定的立场、视角、思路、方案,且须在大大小小的尺度上遵循学术论述的"无矛盾"原则,故而内在地具有"建构"性与"系统"性。因此,严格来讲,流行的"二分"理念并不成立。充分正视"分析者-复述者"同时也是"生存者-判断者"这一基本事实,自觉置身于"‘文本-研究者自己-所有其他读者’三方互动"的格局之中,通过一轮又一轮的"立场、视角、思路遴选"与"具体解释方案调试"的张力运动,不断体察并通过高质量的系统性论述去表现"文本的可阅读理解性",恐怕才是"文本解释与哲学史论述的实在性"问题的出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