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实践转向的启示:后解构主义时代的译学反思

随着后解构主义时代的来临,翻译学面临着新的思考,那就是如何重新定位翻译研究的本体。对此,20世纪后期发生的哲学实践转向给予我们重大启示:我们需要回到翻译实践—即具体的言语交际过程中去发掘翻译的理性,从而实现译学的本体回归。

伽达默尔“实践哲学转向”及其意义理解

存在于伽达默尔解释学中的“实践哲学转向”,既是为伽达默尔本人所肯定也是为学界普遍认同的一种关于伽达默尔学术研究重心演变的基本看法。不过近年来,学界有些不同的意见。作为一个专门性问题加以深入的讨论,将使人们能够真正准确理解和充分把握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作为实践哲学”的核心性主题和思想实质。伽达默尔晚年曾明确指出,自《真理与方法》之后,他的研究转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实践哲学及社会科学问题。正是通过实践哲学的转向,并在与贝蒂、赫施、哈贝马斯、利科尔和德里达的批判与反批判论争中,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实践哲学维度得到了鲜明的展开,实践哲学作为“第一哲学”的地位和性质得以确立。这一转向也带来了哲学本身的多维度变革性意义,并引发了西方哲学从注重对世界事物的绝对的永恒的知识性认知的理论哲学向反思人类存在和行为意义的实践哲学的伟大转变,极大地推进了现当代实践哲学接续、重建和复兴的思想运动。

翻译标准之后解构主义观

哲学的实践转向之后,后解构主义翻译研究随之向实践与语言内回归。根据哲学实践转向的影响,借助"三见"之说,后解构主义翻译标准将以实践为依托,以抽象翻译标准为依据,探索具体翻译标准的表述,以文本为中心,融合包括"一元论"和"多元论"在内的现有标准,建立多层多元标准体系。该体系将实现共性和差异的统一、抽象与具体的统一,使标准源于实践、指导实践。

埃利奥特新版《音乐教育哲学》实践观的解读与启示

本文对埃利奥特新版《音乐教育哲学》给予初步分析和解读,总结了其中的主要观点:音乐教育的"实践"观大于"实务"的微观视界;音乐教育的实践观与善行和美德紧密相连:音乐教育的实践观的落点在于育人;音乐教育的实践观有助于摆脱二元对立的僵化思维,破解音乐审美的难题,高扬学生主体和身心合一的学习理念。本文同时提出,中国的音乐教育学的建设不仅要借鉴国际同行成果,更要立足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道路自信和学术自信。

“两个转向”中伽达默尔成为伽达默尔

要理解伽达默尔,就不能只讲伽达默尔,而是需要将其思想置于近代以来思想文化“两个转向”的整体脉络与场域中来分析与定位。晚年伽达默尔在其《伽达默尔著作集》第10卷前言中,总结性地提出了其思想是论述向“解释学的转向”和“实践哲学的转向”的表述。“两个转向”是伽达默尔十分重要的理论洞见和思想史概括,既是其本人学术思想的实质性描述,也是欧洲近代以来思想文化领域所兴起和展开的重大转向性论断。正是在“两个转向”中,伽达默尔成为伽达默尔,两个转向彰显出伽达默尔对于解释学和实践哲学的重大推进与创造性意义。解释学去神学化和哲学化使哲学解释学作为一门哲学理论成为可能,理解成为人的“此在”的存在方式,解释学本质性地与实践哲学互涵益彰、融为一体,哲学观发生了实质性的重大转变,哲学不再诉诸一种知识性的论证和结论,而根本上成为了事物意义理解的普遍性要求的无限反思任务。

实践哲学视域下的法哲学研究:一个反思性述评

实践哲学是当代哲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法哲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近年来的法哲学研究借鉴了实践哲学的理论与方法,呈现出"实践哲学转向",为中国的法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转向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提出"实践法学"、"实践法哲学"和"实践法律观"等一般性法哲学理论;二是立足实践哲学进路,研究具体的法哲学问题;三是部门法哲学与实践哲学理论的结合研究,尤其是在法律解释领域引入实践诠释学理论;四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兴起。实践哲学转向提供的新视域改变了中国的法哲学研究气质和格局,尽管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已足以承载三点期望:"中国贡献"的理论雄心、理论与实践的高度融贯以及研究方式的多元与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