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中、西视野论析

在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中,以西释中法是最典型、最正宗的方法。冯友兰运用它对公孙龙子、朱熹等人的哲学作出了全新的解释。胡适等也是运用此法的代表。不能否认这种方法的积极意义,但是,任何用以西释中模式写出来的中国哲学史,都难免成见。在这些成见之观照下,中国哲学自身的特色便难免隐而不现。以西方哲学作为标准、尺度来衡量中国哲学,越接近它的中国内容就越像哲学;离它越远的中国内容,就越不像哲学;越没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就越像哲学。面对中国的崛起,以西释中法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如果要把中国的学术产品(包括哲学产品)贡献给世界,继续走以西释中之路似乎难以达到这个目标。相反,走以中评西或以中应西之路更合适。在以中评西的视野下,中国哲学自身的价值方可凸显,它的吸引力方可提高。

逻辑的方法之用——论教育哲学研究方法

教育哲学研究正在遭遇方法乃至研究性上的质疑,原因是教育哲学研究并没有应用现代研究推崇的规范化研究方法。从目的和方法的关系来看,教育哲学研究的根本追求是教育智慧,而教育智慧又需要通过对教育事物的整体性把握来获得。因此,教育哲学研究对整体性把握教育事物的追求决定其在方法上具有以下基本定位:教育哲学研究方法是整体性把握事物的方法;教育哲学研究方法的基本处理对象是命题;教育哲学研究方法的基本环节是命题收集、整理和再表达。教育哲学研究在方法上的这种基本定位最终决定了教育哲学研究方法在根本上是逻辑推理方法,既可以有传统的演绎逻辑方法和归纳逻辑方法,又可以有以逻辑推理为内核的概念分析法和现象学方法等。

逻辑认知范式的形成及其检讨——以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方法为中心

逻辑之为学术研究方法,不仅表现在中国学者介绍逻辑的方式上,而且表现在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应用上,并表现出主体的广泛性和时间的持续性,从而形成一种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范式。而这种范式的应用产生了诸多积极性影响:第一,开掘了中国古代思想中逻辑学的资源,促进了逻辑学史学科的建立;第二,揭示了中国古代逻辑思维的特点与缺点,从而把握着修正和发展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方向;第三,吸收应用了西方逻辑思维方法,从而推动着中国哲学思维的变革。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的三重转换——兼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

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把握不够的根源,在于把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两种理论传统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一般性地比较二者在具体理论观点上的差异的哲学研究方法,以及资料评介式的研究方式。要真正认识和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质及其当代价值,就应该实现哲学研究方法论的三重转换,即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不同理论传统及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用问题式研究方式代替资料评介式的研究方式,注意区分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于西方其他左派思潮的理论特质。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性质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的反思

马克思的思想不仅超越了他以前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哲学,而且超越了作为形而上学的整个西方传统哲学,这就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基本性质。这一革命造成两个相关联的重要结果:哲学的终结以及哲学和具体科学的融合。这决定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是:深入全球化的时代语境,全面借鉴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具体科学的重大研究成果和方法,实现跨学科的交叉融合。

艾思奇哲学观和哲学研究方法的当代意义

艾思奇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第一人",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重要倡导者和实践者。之所以能写出《大众哲学》这样影响几代中国人的通俗论著,恰是他在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上厚积薄发的表现。艾思奇的哲学思想是自成一体的,其中蕴涵了他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到理解,以及如何对待和研究哲学的方法论原则。对其哲学观和哲学研究方法论进行梳理和讨论,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农业技术哲学研究方法——评《农业技术哲学概论》

农业技术是在漫长人类社会活动中创造的,但其产生与发展又反过来为人类创造了物质与精神财富,满足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且随着人类的不断发展,农业技术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会越来越大。然而,在农业技术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让人意想不到的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自然的问题,例如农业技术的快速发展激化了农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农业技术并未增加农业对社会整体经济的贡献率,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类对农业技术的应用有失准则,农业技术正在逐渐失去农业性质等。

关于哲学研究方法的两点思考

在目前哲学研究方法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不但严重制约着我们在哲学领域的探索和对哲学真理的追求,更在青年学生学习研究哲学问题的过程中摆了迷魂阵,指了错方向。对于学习哲学的青年来说,要想真正学好哲学,则必须掌握正确的方法,即:用包容融合的态度去学习各种流派,深刻领悟各种哲学思想;打破权威因素的脚镣,坚持深度纯粹的研究方法;避免客观上因为不同民族和社会间文化差异导致的哲学研究和传播过程中的失真,与此同时也要注意避免因主观因素的干扰而导致的对哲学概念的解读错误和理解偏差。

古今中西反思下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探讨与实践——读《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讨》

回顾近百年的中国哲学研究史，就其研究的内容来看是中国本土的，而研究方法则深受西方的影响。虽然胡适、冯友兰以西学方法打破传统的学案式著作，写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但同时也带来了究竟是“哲学在中国”还是“中国底哲学”的两难问题。近百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以致引发了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所以，中国哲学的研究一直在寻找新的方法，然仍未摆脱西方的影响。

冯友兰哲学研究方法浅论

本文试图从哲学研究方法的角度去探讨冯友兰哲学研究的成功之路。冯友兰的研究方法突出表现在史的方法、反思法及比较研究方法等,这些方法使冯友兰构造的哲学体系别具特色,对后人从事哲学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科学发展观下的科技哲学研究方法论——评《科技哲学研究方法论探析》

科学技术方法论是关于科学技术研究一般方法的理论。通过科学技术方法论的研究可以获得有关科学研究和技术研究中的一般规律性的认知,因此科技方法论研究是科技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科技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科技方法论的研究越来越重要,人们对科技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学习意愿也越来越迫切。《科技哲学研究方法论探析》一书应运而生,并以科学发展观作指导,以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为基础,探讨当今时代如何运用科技哲学研究方法论的体系和规则,做好科技哲学的研究、创新及其应用的有关问题。

锻造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工夫——“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方法”研讨会述要

2019年12月28日,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研究方法"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河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上海大学、湖北社会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余位专家学者,就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方法展开了热烈讨论,提出了一系列值得学界关注的观点。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兹将会议成果略述于此,与同道分享。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基于海量数据训练的模型,涵盖了丰富的社会价值和事实知识,其所展现的机器智能显著提升了各类社会生产与科学研究的效能。哲学社会科学强调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叉融合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除了作为前沿技术工具丰富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手段,其更为突出的特征是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极大扩展了研究视角和观察视域。鉴于二者融合具有释放巨大势能的潜力,首先应当剖析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提基础,在此基础上围绕赋能过程中的创新模式与核心挑战进行深入探讨,最后系统提出赋能路径的建设策略,从而厘清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赋能机理,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视野与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行的好与不好,顺利或不顺利,直接关乎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否实现真正的中国化———富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反映民族性和时代性。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困境和挑战,为一种新的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的提出提供了可能性。站在世界历史的视野,采用历史主义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这种在视野与方法上的创新,有助于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从古代哲学史研究的视角看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一篇严格意义的古代哲学史论文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从它的研究主题、研究计划、它所使用的研究文献、它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它所提出的思想观点几个方面分别进行考察。我们的观点是,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在许多方面是一篇严格意义的古代哲学史论文,但是,在有些方面则又溢出了古代哲学史研究的范式,体现了他的思想的黑格尔主义的阶段,和受到黑格尔的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影响。

方克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

方克立先生是当代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的最大特点就是重视方法论的建设。方先生在组织、领导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中提出的三句话"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不仅为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提供了指导性原则,而且对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研究具有一般的方法论意义。方先生所说的"同情地了解",不仅体现了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一种发自生命根处的依赖感、根源感和认同感,而且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原则紧密联系在一起;所说的"客观地评价",要求对研究对象的历史意义(价值)、现实意义(价值)以及前瞻意义(价值)给以全面的合乎实际的评价;所说的"批判地超越",一方面的工作为"批判",即指出研究对象在思想上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的工作是"超越",即在"批判"的基础上按照"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原则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三句话,虽然是针对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而提出的,由于方先生将其贯彻到对整个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研究中,因此对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研究具有一般的方法论意义。

冯友兰与牟宗三的哲学史研究方法论

当代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外在理论表现就是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相互脱节,而造成两者之间相互脱节的深层学理根源之一就是,我们从事哲学史研究的方法出了问题。作为20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两位哲学史家和哲学家,冯友兰和牟宗三集两重角色于一身的事实或许正好说明,他们所从事的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并不是相互脱节的,他们进行哲学史研究的方法与我们有所不同。因而,回顾、反思和分享两位哲学家的哲学史研究方法论,对于增强哲学史研究的方法意识,促进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良性互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争的理论实质

在研究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质时,必须区分成熟与未成熟的马克思,坚持以马克思成熟的文本为理论依据;必须超越西方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思维逻辑,坚持从"现实性"出发的思维逻辑;必须坚持实践的历史性,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去解释实践唯物主义;必须从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统一中去理解马克思哲学。只有如此,才能正确理解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合理地解释马克思哲学区别于旧哲学的理论特质。

人文认知范式的形成及其检讨：以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方法为中心

人文主义引至中国学术界的过程即是人文主义之为学术方法意识逐步明朗并确立的过程；人文主义之为学术方法意识表现的广泛性、被用于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多向性与深入性，宣告认知、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种新范式即人文主义范式的形成。人文主义方法在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中的应用，不仅开掘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文精神、人文思想，在形式与内容上提升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品质，而且通过这种应用证明，认知、理解、评论中国传统哲学并希望获得积极性成果与其相契的理念与方法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