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视阈下贺麟的哲学翻译研究

哲学翻译有抽象性和严谨性的特征,其文本晦涩复杂,在翻译界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生态翻译学作为我国本土的翻译理论,其核心理念适应哲学翻译的特殊性。本文从生态翻译学的“三维”理论入手,以哲学翻译家贺麟的译著《精神现象学》为例,在语言维度解读哲学文本翻译的适应性选择;在交际维度分析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在文化维度研究如何实现适应译语的生态环境。从生态翻译学视阈探析贺麟的哲学翻译,对翻译界的学术研究具有一定意义。

哲学翻译之我见略谈

在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翻译和翻译哲学逐渐突显为急迫的问题。外文能力、专业知识和母语书写能力这三个方面,是翻译工作取得成功的基本保障。就中国哲学作品的"中译英"而言,不必刻意造新词,不必追求用难词,而准确理解所译语词和文本的内涵则是根本。翻译的成功有赖于译者的精心谋划,以在两种语言思想的间隔中建立某种沟通的媒质,哲学翻译的难点是如何在求同与立异之间有所权衡折中。哲学翻译中的意义错失在某种程度上不但情有可原,有时甚至不无必要。翻译的标准与理想就不只是对原作真意的简单忠实,而是对原作所要表达而又不能穷尽的意味的一种参与和阐发。文本的原义与译义之间的张力存在于中国哲学的文本翻译中,尤其是现代中国思想家的著作的翻译中。在英译现代中国思想时,译者还要面对另一种压力,即读者的需求。为了卓有成效地把中国思想介绍给对非西方传统有偏见的英美哲学家,就有必要尽可能地译介能够吸引他们的文本。最后,需要警惕的是,在"语言学转向"的语境中,哲学翻译或哲学阐释的困境有可能被归因为"语言相对主义",或者说一种"语言决定论"。

意识形态与哲学翻译——以王国维的译本《辨学》为例

清华四大国学导师之一的王国维一生译介了大量的西方哲学著作,希望从形而上来丰满中国的学术,从认识论的高度来促进中西之间的学术交流。本文主要以《辨学》这部译作为个案,结合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剖析其译名和译文的特点,即以日译语的吸收为译名的手段、以"操纵"和"改写"为译文的策略。王国维的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以其深厚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对王国维的哲学翻译进行研究,对当今的文化、历史和翻译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

贺麟思辨精神与其哲学翻译

贺麟是中国译介西方古典哲学著作的集大成者。其思辨精神发端于家庭的熏陶和国内的学习,发展于留学美国时期,成熟于留学德国时期。在哲学翻译实践中,贺麟专而不滥的选材特点、内化外学的文化立场以及止于至善的翻译态度,均展现出思辨精神。

金岳霖、贺麟、艾思奇的哲学翻译观成因探究

我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西方哲学著作翻译高潮,以金岳霖、贺麟、艾思奇为代表的哲学家群体集中发表译论高见,形成了一派全新译学研究范式,增强了译学理论深度与高度。从整体上对这个特定时代哲学家群体的翻译活动与翻译观形成过程进行梳理、比较,有助于理清其翻译思想的实践依据与学术渊源,展示其哲学视角翻译理论的辩证性方法论特征,彰显该译学流派的意义与贡献。

贺麟哲学翻译观的诠释性特征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西方哲学著作翻译高潮中,一批哲学家集体从哲学视角对翻译问题进行深入思辨,提出了具有哲学辩证性的翻译方法论与翻译原则,在中国译论史上具有极重要的价值。其中,贺麟的译论成果最为丰富全面,涵盖了哲学著作翻译理论与实践各层面的问题,具有极强的理论价值与方法论意义,值得挖掘与提炼整合。通过梳理以贺麟为中心的哲学家群体对翻译的定义与可译性、翻译的意义与价值以及哲学译名等问题的探讨,可以发现:这些哲学译论思想中蕴藏着诠释学理论依据,展现了翻译活动中作品意义理解与传达、翻译的步骤、译者主体性发挥以及译名原则等方面的诠释性特征,揭示了贺麟等学者译介西方哲学著作并实现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指导思想。

基于信、达、雅下的哲学翻译思考

近年来,随着中西哲学交流的不断深入,哲学翻译正在以迅猛的势头发展,并开始在翻译界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由于哲学文献的独特性以及译者水平的局限性,导致许多译本抽象至极,晦涩难懂,让人望而生畏,这无疑给文化的学习和交流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本文将以康德的英文译著为例来分析哲学著作的特点,并阐释"信达雅"翻译标准对哲学翻译的指导和启示。

从整体主义哲学看中国古代哲学超越性概念与范畴的翻译

中国古代哲学超越性概念与范畴的翻译问题,关系到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之林如何自我定位以及与世界哲学如何对话。对中国古代哲学是否存在超越性概念与范畴以及如何翻译这一问题,文化上的排外论、兼容论和多元论有不同的回答和主张。多元论中的普遍主义强调文化共同性,特殊主义则强调个体的独特性。立足普遍性可以发现各种文化之间的联系,但不是为了寻求一种把独特性沦为背景的世界语言;立足特殊性能够尊重各种文化的独特性,但是不能由此认为它们必然彼此互不相干。标举中国哲学独特性的特殊论者,倾向于放弃西方哲学传统中被认为具有高度超越意义的概念和范畴。整体主义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整体主义哲学翻译观认为,中西哲学传统中有着一些共通的问题意识和思维范畴。中国哲学中的超越性范畴是确然存在的,诸如“天”“道”“自然”等普遍的人类经验和问题范畴,大可以寻找最相似的译名,这是“同”;而对这些范畴提供具体的解释和论述,就是在提供中国哲学对这些普遍问题的独特回应。哲学概念和范畴翻译中体现的这种“同-异”张力,尊重了中国哲学对共同问题的特有回应这一事实。这种名同实异、异趣同调的翻译主张能帮助中国哲学实现与世界哲学真正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为人类整体智慧的提升做出贡献。

从哲学翻译到翻译哲学——翻译与哲学的互惠关系及未来走向

翻译和哲学都是人类实践的表现形式,具有内在关联性。这种关联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以哲学文本为翻译对象、借助翻译进行哲学思辨、利用哲学资源研究翻译、通过翻译研究反哺哲学。围绕上述方面,学界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未来发展空间依然很大,可以从如下方向重点突破:通过哲学翻译和研究推动世界哲学交流对话;开展以哲学家著作、思想观念、概念术语、译者(群体)或文化机构为中心的哲学翻译与哲学知识体系生成研究;发掘中西古今哲学资源,为翻译学术话语建构奠定坚实基础,尤其是要着力开发和利用中国本土哲学资源;构建一门作为学科哲学的翻译哲学,服务翻译学科建设,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论八十年代中国的西方科学哲学翻译运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西方科学哲学翻译是中国科学哲学兴起的重要内容。本文考察了八十年代科学哲学翻译运动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从论文和论著两个方面分析这一时期科学哲学的翻译成果。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科学哲学翻译运动的意义,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对整个社会的思想启蒙发挥了积极作用;起到了接续历史,传承学术的作用;对于改变研究范式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文化政策的转变。

管窥“心灵”——谈哲学概念的翻译

哲学文本翻译的最大困难在于哲学语言的涵义多重性和语境的复杂性。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在于语言的隐喻性质,所谓隐喻是指根据一类事物来理解和经验另一类事物。任何语言从本质上说都是一个隐喻系统,它构建了我们的日常概念系统,尤其是那些抽象概念。文章以“心灵”概念为例阐述了统一译名是不存在的,翻译的功夫在于解释和商讨。

论中国哲学典籍翻译

该文着眼于中国哲学典籍翻译研究,从现状中发现问题,从问题中拓寻创新之路径,于创新路径中深切体会中西哲学的本质差异,了解中国本土哲学的真谛,从中得出翻译好中国哲学典籍作品的关键在于以中西哲学之眼观中国哲学典籍之独有特色,将中西哲学差异的整体思维观,置于翻译的全过程之中。翻译中国哲学典籍是世界了解中华文明思想精髓的重要传播途径,是建立中国哲学话语与概念系统的手段,更是树立、培养文化自信的关键步骤。作为新时代译者,需在深入了解本国文化根基、吸收外来学说的同时,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深入了解中西方哲学及其差异,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传播至世界。

哲学概念翻译的格义、立名与正名——以understanding的汉译为例

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概念考察,概念翻译成为哲学翻译的核心问题。哲学概念因其含义丰富而使翻译尤其困难,其译名从诞生到接受往往会经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借用美国修辞学家伯克的新修辞学思想,以洛克认识论核心概念“understanding”汉译史上先后出现的“悟性”“理解”“认识”“理智”等几个代表性译名为例探讨哲学概念翻译过程中的格义、立名与正名现象,并对其中的动因及影响进行分析,以期对哲学翻译,尤其是哲学概念的翻译有所裨益。

以中国话语阐释和翻译中国哲学

本文从安乐哲儒学大家"翻译中国"项目谈起,阐述了中西方两种不同语言体系及叙事方式,提出了翻译中国哲学的三点基本理念和相应的翻译方式,进而指出用中国话语阐释中国哲学、用中国话语翻译中国哲学是译者所秉承的翻译宗旨。

王太庆先生论哲学翻译

一提起王太庆先生,总让人情不自禁地联想起他的哲学翻译。无疑,人们自然会列数先生作为译者直接署名“王太庆”的那些译作,例如众所周知的《柏拉图对话集》、《谈谈方法》(笛卡尔)、《狄德罗哲学选集》、《哲学史讲演录》(黑格尔)、《宗教的本质》(费尔巴哈)等。然而,还有另外两类作品,尽管署名并非“王太庆”,却依然与王太庆先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语言多样性与哲学翻译

在哲学领域,翻译的重要性时常被低估。与哲学论著相比,哲学翻译往往被视为相对次要的、缺乏创造性的搬运工作,或单纯的工具性因素。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交流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议题。

中国哲学英译的理论与实践——从一次哲学翻译(中译英)工作坊上的对谈而来

《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系杨国荣教授'具体的形上学'三书之一,其英译本已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作为'世界哲学'系列之一出版。这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性著作(不同于哲学史的论著)在英语世界的实质性出场。这也引发了当今学人关于哲学翻译尤其是中国哲学英译的理论探索。在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进程中,经典作品与当代优秀成果的外译具有重要意义。关键术语凝结着一种理论的核心,反思中国哲学基本范畴的现有译名并重新厘而定之,不止是一项翻译工作,还是两种不同文化与思想传统的深入交流与相互激发。杨著的英译奠定了新的开端,随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冯契哲学文献整理及思想研究'的展开,冯契先生哲学论著的翻译工作也将在中外学者的深度合作中不断推进。

论《庄子》的哲学翻译——以《齐物论》为例

《庄子》不仅是一部文学著作,更是一部哲学典籍。仅从文学、文化的视角翻译《庄子》难以完整体现其思想价值,应进一步探索以哲学翻译的方式呈现《庄子》,向英语世界展现其哲学精义。哲学典籍的英译具有其特殊性,译本应注重对哲学家思想和体系的精确阐述,因此以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指导翻译更为可取,即通过对存在争议字词的训诂考据来审慎确定词义,并全面综合历史上各个版本的注疏来解释其哲学含义。此外,亦可运用正文中插入解释性文字并与脚注、尾注相结合的标注方式,帮助读者通过译本理解《庄子》的哲学思想。

庄子语言哲学的翻译学意义

庄子深入探讨了语言的本质及言、意、知等概念的关系,在承认语言作为思想载体作用的同时,也警示了语言的局限性,提出应不断追求对语言的内在超越。庄子的语言哲学对于理解和指导翻译,尤其是哲学典籍的翻译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哲学典籍是哲学家对宇宙观、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普遍性规律的高度概括,译本应是哲学家之"道"的再现;译者应追求"大言"、抛弃"小言",实现"质"的传递和语言的内在升华,在具体方法上应正确理解和把握"质",注重对"质"的考据与查证,对抽象的、普遍性的概括或描述应进行举例或注解,而不拘泥字句或追求文辞的华丽。

翻译哲学:哲学的分支学科——从中西哲学和翻译研究史出发

"翻译哲学"这一概念产生在20世纪后期翻译研究与哲学相互影响和促进的过程中,但哲学和翻译研究界对其却是各有不同释义,甚至还有不少反对的观点,指责其是一种庸俗的概念。本文在梳理中西哲学和翻译研究史中相关"翻译哲学"概念的论述基础上,通过比较和分析不同时期中西翻译哲学概念的内涵差异,指出翻译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我们应从哲学的角度定义翻译哲学。翻译哲学是论述翻译中出现的哲学问题,从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上对翻译进行考察,追问翻译和翻译所涉的意义与语言的本质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