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语言转向维度下的法律语言研究

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对当代语言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形成了现代语言哲学的研究思潮,开拓了语言学与哲学学科新的研究领域,丰富了语言研究的内容。本文基于哲学语言转向这一理论基础,提出法律语言研究的哲学思考,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探究法律与法律语言的交融关系以及法律语言研究的任务,为法律语言学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再论哲学的语言转向及其意义——兼论从分析哲学到语言哲学的发展

20世纪西方哲学经历了分析哲学到语言哲学再到心智哲学的发展。所有的这一切变革,都发生在其语言基础上。语言转向有双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20世纪初发生的从自然语言到理想语言的转向,其结果是分析哲学的诞生;第二种含义是战后发生的从理想语言回归于自然语言的转向,其结果是语言哲学的诞生。20世纪中叶以后,语言哲学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语言哲学的三大研究领域是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20世纪最后20年,在认知科学的影响下,西方哲学又发生了从语言向心智的转变。我们要充分重视哲学的语言转向及其语言基础和研究方法的变革,吸收其合理因素,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高等英文教育“言说”的反思——以语言学的哲学转向为视角

20世纪以来的语言学的哲学转向让人们从哲学层面思考语言问题。语言是教育存在的根本形式,交往又是其中高等英文教育的基础,而作为师生双方交往的方式之一的"言说",其内涵和教育价值是丰富而又深厚的。高等英文教育的"言说"应实现师生间的平等对话和心灵的沟通,应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并加强教师的思考,因此,师生间的言说主体、言说什么和如何言说是我们应该去反思的内容。

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探讨——从哲学语言学视角剖析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充分体现出他从日常语言且如何解决问题的设想和意图。作为现代日常语言哲学或语言哲学的奠基人,在对哲学思考的过程中,他在语言的形式与认知方面的困惑,以及其对家族象似性的论述中,可见其对词义概括性的谨慎态度和认真程度,它直接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为“意义及用法”。此结论为认知后就融入了哲学语言转向的潮流。

语言学转向的反思与检讨

在西方思想史上,语言学的转向主要在两个领域进行:哲学领域和语言学领域。语言学转向不仅对西方哲学和语言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对西方文学研究产生了强烈冲击。语言学转向的直接后果是语言的能指功能被进一步强化,进而使得语言被强化为牢笼,而各种对语言表征功能的质疑声音也引发了语言表征危机的出现。

体验哲学: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

体验哲学是后现代哲学思潮的产物,认知语言学的两大承诺及众多假设都与体验哲学精神实质不谋而合。本文以溯源的方法对体验哲学的产生、与认知语言学之间的辩证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分析得出,体验哲学的确是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

哲学的祛魅——当代西方哲学地位的变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是后现代主义对传统西方哲学提出了挑战;其次是关于哲学终结的呼声此起彼伏;再次是哲学的多元化,审美化,边缘化,语言转向,日常生活化。这一切共同构成了西方哲学地位的深刻变化。哲学不再是科学之王,已然失去了她的魅力。

从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到语言研究的哲学转向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发生的哲学研究的Linguistic turn,应该译为"语言转向"而不是"语言学转向"。"转向"之后的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都是广义上的"语言哲学"。哲学研究中发生的这一重大变革,反过来必然影响到全部人文学科,首先是语言学自身的研究。20世纪以来的"现代语言学",实际上是在语言转向之后的哲学思潮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可以说,20世纪以来的语言研究出现了"哲学转向"。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解和研究20世纪以来的种种语言学流派,推动中国语言学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语言学的哲学转向及哲学的语言转向与回归

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是众所周知的,但其前提,即语言研究的哲学(形而上学)转向则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索绪尔提出以"关系本体论"的语言观取代"物体本体论"的语言观,为语言学确立了本质主义的学科对象,即语言的本质。索氏的"语言(langue)"是柏拉图"理式(idea/form)"性质的范畴。柏拉图之后2000多年,到索绪尔才终于出现了语言研究的形而上学,或语言学的形而上学转向。索氏的语言观和关于结构与符号的思想,以及语言学整体的发展,迅速被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诸学科借鉴为模板。而所谓哲学的语言转向只是这个宏大画面的一部分,索绪尔是开创了整个20世纪哲学的重要先驱。作为一种话语类型,古希腊哲学或形而上学是基于对言语方式的关注和改造而产生的,因而20世纪哲学朝语言学的转向,也是向语言的回归。从现代语言学到哲学的语言转向,再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在这些逐渐绽开的文化波纹的中心,是索绪尔投下的思想的石子。

语言的哲学思考与外语教学的理性回归

理论思考是语言研究以及外语教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哲学的语言转向既是哲学本身发展的需要,也为语言研究带来新的活力。语言的哲学思考使语言研究更加深刻。西方语言哲学理论、中国先秦传统的语言哲学观以及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思想既相似又不同。语言是沟通人与世界以及人际间的中介。外语教学是解读、破译和使用外语民族利用语言编制的"网"。当前外语教学理念存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对话理论翻译观对汉-英翻译的启示

在目前哲学的语言论转向与文化转型期,应采取新的以对话理论为指导的翻译观。在新的翻译观的指导下,汉英翻译应充分体现两种语言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讲求异化、归化策略的适度杂合,为汉语语言文化成为强势语言文化做出努力。

“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批评与音乐教育的文化哲学建构

此文描述了当今音乐教育实践哲学对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的批判,哲学解释学家伽达默尔对审美意识的批判与理解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的阐述,以及后现代对审美现代性的批判,使我们认识到审美音乐教育哲学在哲学史上的历史性局限。“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基础是建立在自笛卡尔以来的认识论的普遍主义哲学上,而哲学领域早已实现哲学语言学转向,同样,国际音乐教育的哲学已经转向将“音乐作为文化”的音乐教育文化哲学基础上。

当代社会文化思想转型与音乐教育

该文是作者提出的"当代音乐文化教育学"研究课题中的部分内容。文章阐释了当代社会转型所形成的音乐教育视野、音乐传播方式、音乐理解方式的转向,并通过哲学语言学转向,教育的复杂性思维,以及以"人"为核心的音乐教育,提出了音乐教育哲学的文化思想转型和实践转向。音乐教育必须与整个社会文化联系在一起考察,以及以"人"为核心的音乐教育是以人文学科为基础的音乐教育。

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中的范式困境与方法论的突围

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从批评的状态向解释的美术史方向拓展,特别是研究方法论引入的自觉,更是一种学术的推进。不过,在方法论的选择上也存在不少问题。西方汉学的现代化或现代性理论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虽然能发挥强大的解释效力,但是,无论怎么对其进行修正,总是难逃文化意识形态的陷阱,这是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在范式选择上的困境。摆脱困境的策略就是进行方法论的突围。重新选择文化立场,以一种世界性的视野和比较文化眼光来综合国际学术新成果,建构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的方法论成为一种必要。“辩证历史符号学”作为跨学科、跨文化的方法论建构,既可以避免文化中心主义的嫌疑,又可以摆脱文化相对主义的困惑,同时,更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有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