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哲宗朝诉理所的设置与运行

北宋哲宗朝,在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交替执政的背景下,曾两度设立临时机构——诉理所。元祐初,反变法派创置诉理所,允许熙丰年间的被罪人诉理冤情,并以此为罢废新法、贬黜新党、制造舆论、收买人心的政治工具。元符初复置诉理所,不仅恢复了案件的原断,而且以审查“文字”入手,对士大夫进了严格的“士类”整顿与政治清洗。诉理所虽仅存于哲宗一朝,却折射出了北宋后期破立反复的政治生态,深刻影响了北宋后期官员的政治命运与士大夫群体的精神面貌。

《续资治通鉴长编》哲宗朝记事校勘补正

《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一部记载北宋九朝历史最为详备、最具史料价值的编年体史书。中华书局分册陆续出版了此书的点校本 ,对其中的大量讹误多有纠正。然因卷帙浩博 ,工程繁巨 ,校仇排印之际 ,难免偶有未能尽美之处 ,拾遗补正甚为必要。本文对哲宗朝有关政治事件、历史人物。

稳态与变异:论北宋哲宗朝陕西盐法中的官商角力

北宋哲宗朝在制度层面将陕西钞盐法恢复至宋仁宗时期的初始状态,并一直执行。由于铜钱铸造量减少、铜钱使用受限,官府增铸铁钱以填补货币流通的空缺。此举致使铁钱贬值。受陕西货币混乱影响,盐钞成为唯一的货币替代品,成为"硬通货"。投机者借机通过垄断售钞渠道、利用政策时滞等方式囤蓄盐钞、推高钞价,使货运商和官府的利益受损;一部分官员出台政策平稳钞价,却未得要领;另一部分则提高盐钞销售价,与商争利,以维护官府收入。总之,尽管盐法规则全由朝廷设计,商人却也能够在特定条件下,使其对制度的影响力超越官府。钞盐法的制度框架看似同宋仁宗时期相类,但参与者因利益纠葛而引起的纷争使其实行状况大相径庭。一种正被执行的制度,在不同时期的实际状态可以千差万别。

论宋代哲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宋代哲宗朝科举制度随着新旧党派的此起彼伏而震荡改变。首先,旧党中的主流意见是反对省试经义取士制度,要求恢复诗赋取士。不过,许多旧党大臣仍然支持经义取士,唯独对王安石以一家之说为准的科场录取标准提出批评。朝廷最终采取折中立场,经义和诗赋两存之,然偏向诗赋取士。宋哲宗亲政,再废诗赋取士,而设"宏词科"弥补之。同时,司马光从乡举里选的立场出发,新设经明行修科。此举在专制体制下不可行,所以在元祐年间并无多大作为。部分旧党大臣还对殿试用策、三舍取士等熙丰新法提出批评意见,要求恢复殿试诗赋论三题,废除上舍取士。旧党人士对这两点依然争论很大,最终保留殿试用策而废三舍法。宋哲宗亲政,三舍法同样得以恢复。

宋哲宗朝自然灾害析论

根据文献资料的收集与整理,通过图表法、统计分析法和比较法等,对宋哲宗朝15年间的自然灾害进行统计、分析,探讨该时期自然灾害基本状况、各级政府的救灾措施以及灾害的影响。研究表明:宋哲宗时自然灾害种类繁多,发生频率高,年灾害频次趋于平稳、四季灾害频次差异较小;区域上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或国防重地,大致在京师、河北、浙江、江苏、山东等地。该时期自然灾害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减轻灾害影响、维系人心及巩固统治,宋哲宗政府采取了安抚灾民、赈济、劝分等一系列救灾措施。

宋哲宗朝请留中央官员研究

宋哲宗时期,皇帝和官员会对即将离任、调职或致仕的官员提出请留。皇帝对官员的请留除表达优待之情外,亦传递着一种政治信号,其结果多以皇帝的意愿为准。官员请留的结果却不尽相同,主动求去或升迁之际的请留,基本上都能得到皇帝的积极回应。而官员贬黜之际的请留,可能会遭到皇帝的反对。作为不涉请留事件的“局外人”,其他官员对请留事件持有观望、反对及赞成三种态度,更有甚者,其政敌会将请留事件作为官员之间互相依附的依据而弹劾事涉请留官员。

宋哲宗朝陕西路货币政策与官民互动

北宋政府在熙丰时期进行的盐钞与交子改革均遭到失败。宋哲宗自即位起,就面临着重新构建陕西路货币体系的重任。但受时局影响,宋哲宗亲政前后朝廷行用的思路略有差异,这又加剧了陕西路经济状况的动荡。宋廷在重新确立铁钱为陕西路唯一支付手段的前提下试图恢复范祥旧法,却适得其反,使盐钞成为通货,铁钱逐渐被排挤出流通。官方随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非但没能解决危机,反而为民间投机培植了土壤,有价值的通货不断被富商大户把控,百姓只能接受贬值的铁钱,成为这场官民较量中最大的受害者。

《邸报》内容与宋代国政——哲宗时期李焘笔下的《邸报》记事

《邸报》,宋朝政府内部传播政治信息的一种媒介,由进奏院编辑出版发行,属于政府公文或政报,某种意义或程度上具有时政类新闻报纸的属性及功能,主要供各级官吏及相关人员阅读,旨在了解、认识国家政情及政治动态。李焘将《邸报》作为基本史料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对《长编》中哲宗时期《邸报》内容作了摘录并加以简要分析,可以大致窥知哲宗时期《邸报》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反映。以往关于《邸报》的研究,基本局限于《邸报》的编辑出版,而对《邸报》登载的内容研究极少。

曾布与北宋哲宗、徽宗统治时期的政局演变

自北宋哲宗"亲政"至徽宗即位初期,是北宋政治生活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关键时段,也是北宋王朝逐步走向衰败、垂危直至覆灭的重要环节之一。前此置身变法派阵营的曾布在其中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其政治活动不仅对当时所形成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北宋王朝的政治走向有着种种关联。

我国古代法律文本中的嫁妆——以北宋仁宗和哲宗时代为中心

在仁宗和哲宗时代,与嫁妆相关的国家法律文本被重新修订,修订的趋势是嫁妆类法规的日趋细密,修订的结果是承分人序列的增加和改变。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北宋中后期的户婚财产立法宗旨:在照顾血缘亲情和同居之谊的同时,通过法律手段对社会财富进行再次分配,以消弭争讼,稳定社会,同时兼顾社会养老问题。

宋哲宗“绍述”时期新旧党争述论

高太后去世后,在宋哲宗的支持下,新党重新上台,恢复熙丰新法,号称“绍述”神宗之政,结束了“元更化”。“元更化”时期,元旧党对熙丰新党进行了残酷的排挤打击,到这时,重新上台的绍符新党又对元旧党展开了残酷的打击报复。北宋中后期的党争进一步向白热化发展。这种渐趋恶化的党争局面的形成,与当时新旧两党共同的阶级基础———士大夫阶层自身在政治斗争中的惯性逻辑思维是分不开的。

北宋哲宗朝京师绘事新变——论苏轼和李公麟的士人画探索

文章以北宋哲宗朝京师画坛新变为背景,在这一特定的时空范围内,通过元祐文人雅集的中心人物苏轼,及与之交往最为密切的李公麟的案例分析,对北宋士人画活动的意义与影响做一全新的梳理。统治者在执政理念上的摇摆决定了士大夫们的政治命运,虽然其出发点并不与绘画直接相关,但却不可避免的为之带来影响。神宗朝的若干变革之举虽促成了画院的再度复兴,旧党的纷纷离京却在客观上抑制了文人画家们最初的交流与互动。但随着旧党的归朝,元祐初年便成为了北宋文人绘画发展的实质性阶段。以苏轼的士人画理论与实践为背景,李公麟等与之相交的文人画家均在各自所擅的画科中完成了真正风格意义上的宋画转型,而这期间亦包括由壁画屏风向卷轴扇面等绘画形式及功能上的转变。虽然,这些士人交际活动的黄金期极为短暂,但作为画院发展的空档期,士人画思想却由此在京师生根,在与他们的艺术交流中,宗室贵戚的创作渐入佳境,北宋文人绘画在哲宗一朝的京师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展。

论宋哲宗元祐时期对西夏的政策

论宋哲宗元■时期对西夏的政策李华瑞宋哲宗元时期的对西夏政策，是北宋对夏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以往的宋夏关系研究中往往因着重论述神宗至徽宗时期的积极开拓而被忽略或一笔带过，而缺乏专门的探讨，本文拟对元时期对西夏政策的转变、形成和失败作一细致的论述，...

论宋哲宗登基后的两次诏求直言

宋哲宗于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登基后,分别于该年五月五日及六月二十五日两次下诏求言,由于两次诏求直言前后都伴随着新旧两党的明争暗斗,特别是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推波助澜,借求言聚集旧党力量,这使得宋哲宗登基求言成为北宋历史上独特的政治风景,为旧党对新党的政治清算,即元祐更化进行了舆论准备。

宋哲宗皇帝御书赠司马光“忠清粹德之碑”

陕西省汉中市略阳县南3公里,有一座素有“小碑林”之称的灵崖寺,由两个天然崖洞组合而成。其前洞大佛像神龛下,嵌着一排历代的名碑,位居正中便是宋哲宗御书赠司马光的“忠清粹德之碑”,高138、宽85厘米。碑额界以方格,浮雕双龙,云纹中嵌有宝珠,呈“二龙抢宝”状。方格内直行隶书三行:“哲宗皇帝御书”6字,字径8厘米;碑中直行篆书两行:“忠清粹德之碑”

元祐“調停”與宋哲宗紹述前夜

本文從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的"調停"事件入手,探討哲宗朝政治從"更化"向紹述轉變的政治體制、文化背景。首先辨析史料,分析元祐後期太皇太后高氏以及宰執的政治態度與相應的部署。其次,剖析在朝中高層官僚士大夫的政治動向及其所代表的主流政治文化。認爲元祐後期的政治部署與主流政治文化之間有明顯的衝突,這是紹述前夜最重要的政治背景,推動了紹述的迅速展開。

李清臣与哲宗绍述

哲宗绍述是北宋中后期的重要历史事件,李清臣作为变法派成员,在哲宗绍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哲宗亲政后,李清臣被召为中书侍郎,首倡绍述,为哲宗绍述政治的开展创造了广泛的社会舆论。绍圣元年四月,李清臣独颛中书,主持恢复了免役法,在各路复设提举常平官,为将来多项新法的恢复做了极其必要的前期准备。章惇入朝主持朝政后,与曾布、蔡卞等人对保守派进行了残酷的打击报复,导致党争倾轧愈演愈烈,严重制约了绍述政治的开展及其成效。对此,李清臣竭力反对,结果被排斥出朝廷。由李清臣首倡的绍述逐渐演变为章惇等变法派打击迫害元祐党人的一种运动,严重偏离了原来的正确方向。

宋哲宗亲政后对西北蕃官换授汉官差遣的调整

北宋为防御西夏,逐步对宋夏沿边众多部族首领授受差遣实职,形成了一套蕃官换授机制。学界对蕃官换授汉官序列差遣的观点多有争论,本文认为哲宗亲政后,宋廷逐步调整了蕃官政策,蕃官可换授汉官序列差遣,已进入汉官官僚系统。同时,入南宋后,进入汉官序列的汉姓蕃官,已经不分蕃汉,正常序迁,促进了民族融合。

宋哲宗即位初的政局

關於宋神宗去世後、哲宗即位初的政局,羅家祥先生以爲,當時新舊兩派原本存在逐漸緩解矛盾的可能[1]。方誠峰兄新著《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下稱"方書")踵其説,且加以更爲詳盡深入的探討,認爲神哲之際,"反新法派的態度有了緩和,支持新法者有了反思",如果不是"接觸新法最少、反對新法最力"的"少數派"高太后與司馬光掌握了政治主導權的話,"對新法作有限更張就能達成衆人皆可接受的結果,統治集團内部的分裂就有彌合的可能"[2]。

北宋哲宗时期宋夏关系研究

北宋哲宗统治前后时期对西夏施行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政策。元祐初年,因高太后专权,以高太后和元祐党人为主的"保守派"主张对西夏采取"妥协退让"、"羁縻"的消极防御政策。然而这种政策却没有实现北宋朝廷息民安边的战略目的,反而使西夏"得寸进尺"不断扰边,宋夏冲突不断;元祐后期和哲宗亲政后,对西夏采取积极进攻的"浅攻扰边""进筑"的政策。在北宋积极进攻的形势下,迫使西夏不断遣使求和,纳贡称臣。不同的政策,取得不一样的效果,这说明策略在战争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