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文化和文化的流动——唐代以来傈僳族的迁徙及其文化变迁研究

历史上,长期的迁徙生活使傈僳族的生存环境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从甘青高原沿"藏彝走廊"到川、藏、滇交界地带,又从金沙江河谷迁移到澜沧江,进而到怒江流域,直至东南亚一带。人是文化的载体,人的流动即是文化的流动。由于频繁的战争和游耕经济生活所导致的迁徙使傈僳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发生变化,其民族文化就一直在流动中断层、积累、沉淀和延续,又在流动中包容、吸纳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由此使自身文化发生嬗变。本文主要以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探讨傈僳族的迁徙历史对其民族传统文化产生的影响,即这种高山深谷间的长期迁徙,使傈僳族的传统文化成为不断流动着的文化,由此所引起的文化的封闭而又多元又成为傈僳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

唐代以来山东沿海岛屿史地述略

依据正史、地方志、地理总志以及舆图等资料,按时代发展顺序对唐代以来山东沿海岛屿的文献资料进行梳理,考察岛屿在数量和名称上的演变及其原因,进而探讨其在海上交通航道、渔场分布以及历史文化方面的价值。从唐代开始由山东沿海的庙岛群岛组成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成为了通往东北亚航道的要道,同时在沿海岛屿周围形成了重要的"渔圈",而文学作品对岛屿的描写以及岛屿承载的历史文化,则体现了山东沿海岛屿的历史价值。

唐代以来河南蝗灾时空分布变化分析

河南省是我国粮食主产区,同时又是蝗灾多发区.研究河南蝗灾的时空分布规律对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历史数据,采用频次分析法和空间分析法发现:河南的蝗虫灾害,从时间上看,发生的频率有递增的趋势且具有连续性;蝗灾的高发期与平静期呈现周期性,两次蝗灾高发期的间隔大约40年.从在空间上看,河南蝗灾发生呈现区域聚集性.新乡、开封、周口是蝗灾高发区;重灾区在空间上呈现由北向南转移和扩大的趋势;平原低洼地是蝗灾多发区,气候对蝗灾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唐代越瓷“秘色”之名出典新考

唐代中后期,越窑生产出不同于以前的精品越瓷,被世人称作“秘色瓷”。根据古籍文献记载,结合近现代考古成果,越窑“秘色瓷”成名实际上有个滥觞至成熟的过程。越窑“秘色瓷”名首次出现在中唐后期,但直到北宋才被大众所接受。“秘色瓷”名源自皇宫,通过文人士大夫向社会传播;窑场所在地始终未见“秘色瓷”名的实物遗存。“秘色”的本质是指器面的釉色。

从“四部”到“四分”——佛教律抄在唐代的发展

《毗尼心》《四分律小抄》《略抄》《杂抄》等佛教律抄文本在唐代相继问世。这些文本较六朝时期的律抄有新的发展。首先,在思想上,从早期“会通诸律”的“四部律抄”发展为独尊《四分律》的“四分律抄”;其次,受佛教注疏传统的影响,律抄在文本形式上呈现“事数化”“条目化”的特点。唐代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也是受六朝律抄深刻影响的作品。唐代的这些律抄文献反映了中古“律疏”与“律抄”两大传统的融合,向我们展示了印度佛教律仪向中国佛教戒律实践过渡的一个面向。

唐代民族融合与中华民族一体化发展

唐朝时期,多民族融合与中华民族一体化取得新发展。这突出表现在“华夷一家”的民族关系理念、友善民族政策制定及和亲、册封、结盟、羁縻等包容制度安排、官方互市与民间贸易频繁、文化交流互鉴和融汇活跃、多民族广泛杂居和通婚盛行等方面,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认同明显加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的宝贵历史遗产及其智慧启迪和共同体意识,值得倍加珍视和赓续弘扬。

唐代两税法改革央地博弈及其启示

唐代的两税法改革是中国税收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该改革的关键特点是从实物税转变为货币税。本文认为,这种变化是中央政府与地方藩镇之间博弈的结果,前者得到了自耕农、中小地主阶级的支持,后者得到了士族地主阶级、大商人阶级的支持。通过分析唐朝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可知,中央政府试图用铜钱代替实物征税,尽管中央政府取得初步成功,但由于自耕农、中小地主阶级在战乱中实力衰弱,改革在割据藩镇和士族地主的联合绞杀下失败。这次改革的失败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加速了唐朝的衰落。这一历史事件为今天的税收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教训:改革应循序渐进,充分考虑民意,确保税收制度的公平性和效率,强化中央集权并坚持依法治国。这些原则对于中国税收制度的现代化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助于建立更加公正和有效的税收体系。

唐代战争文学研究的关键词及其发展路径

一个世纪以来,唐代战争文学研究以文学史本位、过程书写、边域文化为关键词展开并取得突出的成绩。以胡云翼、洪讃、王福栋为代表的战争文学史研究呈不断深化的趋势;以胡可先、吕蔚、彭万隆为代表的历史事件与战争文学研究重在梳理并取得创新性突破;以胡大浚、阎福玲、佘正松、余恕诚为代表的边域文化与战争文学研究侧重边界辨析而硕果累累。战争文学概念辨析带来的是不断拓展研究视野,战争文学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依据战争文学新概念的提出,战争进程关联的内与外、战争与民族关系及民族文学演进,战争文学的研究空间逐渐清晰化。战争文学研究要重新发现传统并检视过往,组建学术团队陆续完成以“中国古代战争文学通史”命名的系列成果,从而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区间,以推动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研究向纵深化发展。

唐代歌录考辨

唐人作有不少歌录,两《唐书》未录唐人歌录的原因是缘于其追求雅正的修史标准,这从其对唐代燕射歌录和燕射歌辞的有意舍弃就已清晰反映。而这样的收录原则也直接影响到了后世歌录的编撰,如郭茂倩在编撰《乐府诗集》时就在燕射歌辞一类中对唐代燕射歌辞一首未录,而将其大量归入专收隋唐以来杂曲的近代曲辞。唐代歌录的留存样态较为复杂,唐人有时会把歌录叫作乐录,而有些收录歌辞的诗集却又不以歌录命名,有些名为乐府的典籍虽然也载录了一些唐人乐府诗,但又不一定是唐代歌录。

交通视野下唐代入赣文人的行旅诗及江西印象

唐代江西交通便利,形成了赣浙、赣闽、赣湘和赣粤四条主要跨省路线。由于漫游、贬谪、仕宦等原因,唐代文人来往闽越和岭南之地大多取道江西,并在行旅途中创作了许多富有地域色彩的诗歌。这些诗作内容丰富,不仅记载了他们在江西地区的行旅生活,也反映了诗人的漂泊之感和交游情况,交杂着复杂的江西印象。从交通视野解读这些诗歌,可以更好地厘清唐代文人入赣的行旅路线及其创作心态。

“乱发”与“美髢”:唐代东北亚对头发的认知与利用

唐宋典籍中记载了新罗、渤海国向中原王朝进贡头发的情况,而对于这些头发的作用,学界一般认为是作为药物使用。通过梳理先秦至唐宋时期中原王朝对头发药用价值的认知,以及对假发的认知与利用,揭示出“蛮夷”之“美发”是中原王朝假发的重要来源。通过史料的对比与分析,可知新罗人的头发正符合“长美”这一标准。同时,对朝鲜半岛史料的分析还表明,渤海国所贡头发可能来自迁入其治下的黑水靺鞨,而黑水靺鞨可能亦具有“美发”之俗。因此,新罗、渤海国的贡发应皆为假发或制作假发的原材料,而不是药用。

唐代中国西南边疆拓南、开南二城的建置考论

经过了天宝战争及随后的军事扩张,位于唐代中国西南边疆的南诏国在较短的时期先后建置了拓东、开南、镇西、宁北四个王国边境的重要治所城镇,其中开南城与拓南城的考释自元末以后已多现舛误,造成了史实混淆。事实上,唐代中国西南边疆的拓南城与开南城确为南诏国开拓建置的两座新城,而非“开南亦称拓南”,元末以后,“拓南”名号逐渐隐没于原地,同时被移置于“开南”地望,开始混用一起。厘清二城地望考释,不难发现拓南城的建置开拓了南诏国的西南辖境,开南城的建置开拓了南诏国的南境,从而把中原的“郡县制”文化辐射到了西南边境区域,客观上促进了区域内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唐代及后世中国西南边境、边界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基础,为唐代中国西南边境区域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了贡献。

唐代大运河诗路与空间视域下的运河诗

大运河是唐代诗路中的一个独特的存在,突出的线性特征、强烈的政治功能、丰富的水运内容对创作群体和创作内容都形成了颇富特色的限定和强化。在空间视域下审视,运河诗作中的现实地理空间、政治历史空间、个人记忆空间交叠呈现,从多个维度影响了运河诗作的情感表现。空间方向与情感倾向的呼应、空间欲望与情感的外化呈现、空间叠加与情感的虚实相生等成就了运河诗中耐人寻味的空间魅力。

论唐代以扬州为中心的交通—文学三角

在唐代,以扬州为中心,存在着三个路线不同的交通—文学三角,由长安、扬州、江陵、成都、广州五个城市及其间的交通路线组成。这是三个事关唐代文学全局的交通架构,布局宏大,结构稳定,功能强大,产生了众多的纪行诗,反映了唐代城市结构、交通路线和文学创作的内在联系。以此为视点,可探索到唐人纪行诗的路线分布特点及规律,探摸到唐文人的成名路径,观察到唐代文学以西北—东南为重的区域分布格局,便于掌握扬州和其他城市在交通和文学上的关系,有利于考察扬州在唐代文学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具有多重文学意义。

唐代敦煌璎珞风格及其本土化

敦煌壁画中观音造像上用于严身的璎珞,作为随着佛教一起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新词汇,其形象既保有外来文化的艺术元素,又增添了传入中国之后本土的艺术文化元素,极具研究价值。唐代作为敦煌绘画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璎珞艺术的发展也日渐成熟。本文采用异质对比的方法,从款式、花纹方面入手,将唐朝璎珞艺术形式与印度的璎珞形式相对比,探究璎珞的本土化改变以及改变背后蕴藏的不同文化背景因素。璎珞顺利完成了从单纯模仿到不断本土化的过程,并且确立了中国化璎珞的基本形制,其本土化的成功彰显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交流。

歌功颂德与关注现实:唐代词臣应制诗的创作活动

应制诗多为古代臣僚奉皇帝之命所作、所和之诗,因其题材和内容受到严格的规定,所以它们往往被贴上无甚真情实感和艺术价值的标签。应制诗创作目的的特殊性,导致唐代应制诗与唐诗发展不一样的轨迹。唐代应制诗的发展轨迹是先盛后衰。应制诗在初唐即达到顶峰。盛唐由于大量宫廷应制诗人被流放,从创作者数量的角度来看,盛唐应制诗人大量减少,直接导致盛唐的应制诗无论是总量还是年均创作数量都远少于初唐。中晚唐应制诗的发展急剧陷入低谷。唐诗的发展轨迹则经历准备、成熟和繁荣的阶段,且繁荣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唐代重要词臣是皇帝的文学侍从之臣,陪同皇帝赋诗、唱和也是他们的职责之一。从题材和内容来看,唐代词臣创作的应制诗多是歌功颂德之作,但初盛唐仍然创作了数量不少的关注现实、风格清新的应制诗。

浅析唐渤海都城建筑文化——以唐代渤海上京与唐长安城比较

唐渤海上京城的建筑文化不仅受到唐长安城的影响,而且保存了渤海上京作为地方政权的特色。为了研究唐渤海都城建筑文化,首先介绍唐渤海上京城的背景及其建筑理念,再从建筑风格与布局、建筑材料与工艺、建筑装饰构件以及建筑实用性四个方面分别阐述唐渤海上京与唐长安城建筑文化的异同。得出结论:唐上京城与唐长安城在布局上都是由外郭城、内城、宫城三部分组成,且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左右对称,但是形制、规模以及宫殿群数、街道数、里坊数都不相同;在建筑材料上,上京城以木材为主,玄武石为辅,且工艺较唐长安城更为简单粗矿;建筑装饰构件风格一致;唐上京城的建筑实用性在防御外敌入侵和御寒保暖方面较唐长安城更占优势。

佛寺行香制度与唐代文人及其诗歌创作

与唐代文人频繁游寺息息相关的国忌佛寺行香制度,渊源已久,但前人追溯其源时多有讹误。国忌佛寺行香,在唐代经历了一个增益完善的过程,最终成为一种制度并长久奉行,且与相当一部分唐代文人产生关联,成为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现存一些史料,可以看到唐代文人参与国忌佛寺行香的盛况。现存唐人描写国忌佛寺行香的诗歌虽不多,但仍留下一些对已故帝王功业的尊崇仰慕与对当下政权稳固的忧虑及思考等重要心理印迹和信息,透露出与唐代诗人及唐诗创作关联的诸多情形。

唐代甲胄文化在影视服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以《长安十二时辰》为例

目的:甲胄作为古装影视剧中常见的服装,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但大部分古装剧的甲胄设计缺乏历史考究,存在结构混乱、形式拼凑等问题,部分影视作品的甲胄甚至直接使用西方或日本形制。数字媒介时代,影视剧是大众感知传统文化的重要媒介,古装影视剧的服装设计质量不仅决定了其作品的艺术水平,还关乎传统文化的传承,因此研究我国传统甲胄文化迫在眉睫。方法:文章采用文献研究法及案例分析法展开研究。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总结唐代甲胄文化的形成原因及发展历程,归纳其形制与突出特征。结果:通过分析优秀影视作品《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唐代甲胄设计,挖掘其文化传承与创新之处,为中国影视剧的甲胄设计提供助力。《长安十二时辰》的甲胄设计由温陈华先生的“炼铠寺”甲胄设计团队完成,团队将唐代甲胄文化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在明确传统唐代甲胄的历史形制和文化特点的前提下,在材料、色彩及结构方面进行复原与创新,使其甲胄既能够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染力,又具备符合当代审美的艺术效果。结论:《长安十二时辰》为古装影视剧的服装设计起到了示范作用,国产古装影视剧的甲胄设计应立足历史形制,在复原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设计理念进行创新,真正意义上传承与发展文化。

唐代美学下的首饰探究

唐代美学以其包容开放、多元广博,气势恢宏、自由奔放泽被后世。唐文化博大包容,其以正统儒学思想为核心,融合了儒释佛文化,将魏晋时期传入我国的佛学文化融入大唐生活,在艺术形式上表现出复杂和开放、豪放与婉约、尚法与尚意、空灵与充实等美学特点交融并存。唐代美学下的大唐首饰则雍容华美、端庄大气、精美灵动,无论是其外部视觉特征的华美多元、表面纹饰的深厚寓意,还是材料的纷繁多呈等方面都蕴含着大国风范。本文聚焦唐代美学基础上的首饰类别与特征,探讨唐代首饰文化的可持续性传承设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