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诠释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佛教中国化过程——以唐代僧人“孝道前理解”为例

研究佛教中国化本身的合法性问题,即古代印度佛教为何要披上中国化的外衣才能扎根汉土。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视角出发,以唐代僧人之"孝道前理解"为切入点,对佛教的中国化问题进行两重还原:首先从认识论上论证佛教中国化的必然性,其次从本体论上论证佛教中国化的合法性,以新视角审视老问题,尝试对佛教中国化问题做出新探索。

关于佛教中国化合法性问题的探讨——以唐代僧人“佛教儒行”实践为例

佛教传入中国后形成了不同于其发源地的种种新的文化形态。相伴而来的则是一直以来对中国佛教合法性问题的质疑。其实佛教中国化符合佛教本身的教理,即“胜义谛”须建立于“世俗谛”之上的“二谛”建立。以唐代为例,中国僧人以儒家的伦理实践去表达佛教,形成了“君子”与“佛子”的统一、“爱国”与“爱教”的统一,“行孝”与“崇空”的统一等“佛教儒行”的中国佛教特点,符合佛教本身的“二谛”建立原则,解答了关于中国佛教的合法性的质疑。

唐代僧人“佛教儒行合一”的特点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佛教发展最繁荣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由儒、释、道三教鼎立发展到宋代以后的三教合一的关键转折期,这一时期佛教发展最重要的特点即"儒佛合流,儒佛兼修",本文通过对原典的研究,发现了能够概括这一时期佛教体现在僧人们身上的特点,即"佛教儒行合一",同时结合原典,围绕这一特点,对唐代僧人对于佛法的认识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

论唐代士僧交游的政治动因

唐代士人与僧人交游频繁、关系密切,是具有时代特征的重要社会文化现象。关于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学界已有探讨,然而士僧交游背后的政治动因尚少有论及。论文从"僧借士而扬名"和"士借僧以自梯"两个方面入手,结合唐代的相关政治背景指出:唐代僧人可通过结交士人而扬名,进而获得崇佛皇室的青睐,得赐紫衣、出入禁闼、显赫一时;僧人有能力介入士人的应举和入仕过程,士人复可通过与名僧的交往来获取政治上的援引,"借以自梯"。唐代的士、僧两个群体如此这般地形成了一个政治利益链,互相提携,密不可分。这一政治动机深刻地影响着士僧交游中僧人对于士人的选择和士人对于僧人的选择。

视域融合:佛教中国化模式再认识

以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理论视角来看,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也可以说即是中国僧人诠释佛教的过程。唐代是佛教中国化进程的成熟期,唐代中国僧人在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体系“前理解”中去审视、诠释并表达佛教,形成了以“崇空而不失其孝”“内勤释教,忠于事君”“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其本静矣”等为特点的“视域融合”的唐代中国佛教。“视域融合”的佛教中国化发展规律并不违背佛教“二谛”理论,故对中华文化是中国僧人通往佛教的必由之路这一理论观点的阐述论证,可为当前佛教中国化的理论探索提供借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