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唐代边塞诗派的评价问题

唐代边塞诗,以充沛的感情,刚健的诗笔,描写了祖国寥廓壮丽的边塞风光,豪迈慷慨的军戍生活以及幽怨悲凉的征夫之恨,思妇之悲,题材多样,意境雄浑,因而受到历代评论家的一致推崇。早在宋代,严沧浪就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别离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沧浪诗话》)把它列为唐代好诗之首。当代的几部有影响的文学史,对它也非常赞誉。说它“从各方面深入表现了边塞生活,在艺术上有新的创造,大大地促进了盛唐诗歌的繁荣。”(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

高适、岑参边塞诗创作风格差异及其成因探赜

唐代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高适、岑参具有不同的创作风格。高诗富有深沉浑厚的现实主义气息,岑诗饶有豪放奇丽的浪漫主义色彩。从两人的生活基础、人生阅历、所处地域、性格、气质、创作心态诸方面进行比较,可探知形成高、岑诗风差异的原因。

北朝文人的临战心态及边塞诗的格调

北朝文人的临战心态及边塞诗的格调李炳海我国唐代形成了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涌现出一批著名的边塞诗人。边塞诗派的产生虽在唐代．但其存在却有着悠久的历史，《诗经》就有数量可观的这类作品。在探讨唐代边塞诗派形成的原因时，一般都注重共时性的研究，从大唐...

高适、岑参边塞诗不同风格形成原因浅探

唐代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高适、岑参具有不同的创作风格。高诗富有深沉浑厚的现实主义气息，岑诗饶有豪放飘逸的浪漫主义色彩。本文试就两人的生活基础、人生阅历、所处地域、性格、气质、创作心态诸方面进行比较，探讨形成高、岑边塞诗风差异的原因。

北朝民族融合与纪实型边塞诗

古代边塞诗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纪实型,一种是想象型。所谓纪实型,就是诗的作者身临其境,写的是在边塞实际发生的事情,以及自己边塞从军的切身体验。所谓想象型,就是诗人并没有深入边塞,而是根据传闻和想象创作边塞诗,大多采用乐府古题。在研究古代边塞诗时,把纪实的和想象的两种类型区别开来,有助于全面准确地把握边塞诗的源流和特征,进而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北朝是多民族充分融汇的历史阶段,同时又是纪实型边塞诗的兴盛期,北朝纪实边塞诗和当时的民族融合有着密切关联,是民族融合所引发的众多文化现象之一,纪实型边塞诗的许多属性都能从民族融合中找到根源。

谈岑参的边塞诗——兼与吴学恒、王绶青同志商榷

本刊1980年第三期上发表的吴学恒、王绶青二同志的《边塞诗派评价质疑》一文,引起了读者和文学史研究工作者广泛的注意。我们发表此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唐代边塞诗派的分析,提出当前我们文学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怎样科学地评价我国文学史上的爱国主义作家和作品的问题。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组成的伟大的国家,这是自周秦以来逐步形成的历史事实。但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国内各兄弟民族之间,也存在着一些矛盾和纠葛,并由此而反映到我们的文学史的研究工作中来。今天,摆在我们文学史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对我国文学史的发展,对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些作家和作品,从我国多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实际出发,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点,进一步做出科学的评价,从而肃清长期以来历史遗留的种种偏见和影响,这不仅对于进一步搞好我们文学史的研究工作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对于进一步发展我国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大团结,从而推动“四化”建设的发展,也是有其重要现实意义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从来稿中选出了涂元渠、周家谆同志的两篇文章,本期予以发表,以期这个讨论能够进一步深入地展开。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文章,本刊将陆续选发,欢迎广大文学史研究工作者积极撰稿,参加讨论。

岑参在甘肃写的诗

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曾两度从军边塞,远赴西域,写了许多描绘塞外风光,反映边塞将士戎马生活的诗篇,成为唐代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在岑参的边塞诗中,有三十多首是他远赴西域路经甘肃时写的。这些诗篇有的写得气势雄伟,奇丽奔放,有的写得朴素优美,悲凉苍劲,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唐代甘肃的政治、军事形势,描绘了奇特壮丽的边塞风光和风土习俗,抒发了戍边将士为国从戎,保卫疆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勇气概。阅读这些诗篇,我们不仅可以得到艺术享受。

悲壮激越 直抒胸臆——读《高适集校注》

高适（710—765）字达夫,洛阳（祖籍为勃海蓨县即今河北景县）人,他是唐代群星灿烂的诗人中有成就有风格的著名诗人之一。他的边塞诗尤为著称,不少名篇,千余年来吟颂不衰。他的诗文集校注本,最近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在该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中增添了一位唐代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 高适的诗歌成就与他的生活经历是密切相关的,他是处在唐代由盛转衰的一个大转变时期。他身经唐武周、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六朝。在歌舞升平的帷幕中潜伏着危机,一石激起千层浪,安史之乱导致遍地哀鸿、满目疮痍,国势由此一蹶不振。这都是他亲闻目睹的历史现状。 出身于世代为宦家庭的高适,不久已家道中落,他青年时代到长安,满以为可以“书剑”学成,施展自己的抱负,结果是名落孙山,失意而归,长期过着靠人资助的“以求丐取给”的清若浪迹生活。常受人白眼“苏秦憔悴人多厌,蔡泽楼遑世看丑”（《九月九日酬颜少府》）,他曾以苏秦少时遭遇自比,而发愤读书。他沉论下层的困顿生活,使他接触到社会低层和民间疾苦,体察到吏治腐朽等许多社会真实情况。这就成为他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创作的泉源。他曾先后与当时诗坛名家李白、杜甫、王维、岑参等交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