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避讳字形的区别性

唐代避讳制度注重利用汉字的“形”属性,从制度效用层面实现对社会成员的相对约束力,也塑造出唐讳字形鲜明的区别性特点。这个重大改变既在事实上确立了唐讳字形有别于其他朝代的规律性表现,也对唐讳字形在实际应用中的区别性塑造提出了更多要求。这是唐讳字形区别性的两个不同表现面。究其成因,写本的普及和俗字的泛滥,不仅直接为唐讳字形的区别性提供了产生土壤和效仿来源,其催生出的改形避讳方法也形成了区别性的维持动力。多种因素的累积与叠加,使唐讳字形的区别性既成为避讳制度发生实际作用的基本原则和价值体现,也成为彰显避讳制度自身规律与外在特点的核心形式。

寫本視角的唐代避諱觀察——以敦煌寫本爲例

寫本以方便、易得的特質,滿足了唐代社會各個階層的使用,成爲當時主要的文獻形態。不過,在有關唐代避諱問題的研究方面,承載了豐富避諱信息的各類寫本,仍然没能够被充分利用,難免會制約一些研究的繼續深入。通過對比分析敦煌寫本在社會階層、文本内容、文字形體等方面的情况,既能够觀察到寫本文獻的普遍性特點,也能够客觀估量寫本文獻在避諱考察對象、避諱執行樣本、文字形態素材等方面的學術價值,最終有利于推進唐代各類相關問題的研究。

论六朝俗字与唐讳字形

六朝时期政权更迭频仍、书写载体革新等多重因素,促使汉字字体风格渐趋多样化,也冲击了固有的造字理据和表意系统,从而激发了古代俗字流行高峰的到来。俗字顺应了汉字发展的简化趋势,恰好也为唐代避讳制度的实施提供了语言文字背景。六朝俗字的多维样式既在字形来源上提供了唐代讳字遴选与改造空间,亦在思维方式上启发了唐代主要避讳方法的形成。文字与方法的交织作用,在满足李唐避讳条件有效达成的同时,还促使唐代避讳字形呈现出明显的区别性。这些字形的群体区别性既是避讳制度执行的效果展现,也是六朝俗字与政治制度交织的产物,具有独特的时代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