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聖令·關市令》宋3條復原唐令發覆

自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發現以來,唐令復原研究不斷走向深入。但是,目前復原工作中仍存在一些尚待解决的問題。比如,學界對於如何復原《天聖令·關市令》宋3條爲唐令就存在一定争議。復原唐令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將日本《養老令》與《天聖令》進行比勘。(1)而《天聖令·關市令》宋3條與相對應的日本《養老令·關市令》同條之間存在諸多差異之處。《天聖令·關市令》宋3條:諸行人齎過所及乘遞馬出入關者,關司勘過所,案記。

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松下見林《唐令(集文)》考述

日本江户时代著名史家松下見林的手抄本《唐令(集文)》,是迄今所知最早的集录唐令的著作。本文是对这本书相关内容的评述。《唐令(集文)》中的令文来源于《唐律疏议》,共115条,从其内容可知,其所依据的《唐律疏议》的版本应该是包括文化本在内的多种版本。其与通行典籍中文字的差异之处,对于考察唐代的相关制度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其在选取文字方面,还是有很多疏漏和错误之处。总体上来说,《唐令(集文)》完全可以说是唐令复原这一学术活动的滥觞。

诏敕入令与唐令复原--以《天圣令》为切入点

在对《天圣令》的整理研究中,与令文相关的诏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借助诏敕与《天圣令》内容比对研究,判定复原文字和令文形成的时间;就诸多"著于令"的记载,与《天圣令》中现存令文之间关系的分析,能够说明敕文纳入令典的过程以及不同时期制度的变化更替,进而爬梳唐后期刊著活动的点滴记录,以期反映令典编定的延续和变化。

唐令与礼关系析论

唐代所称之“礼”既指体现礼的基本精神和原则的“三礼”,又指唐代统治者根据政治需要与社会变迁因时变通制定的“新礼”。唐令的制定完全体现了中国传统礼的宗法等级原则和精神,唐令的许多规定直接来自于礼的内容,而这个“礼”,主要是指以“三礼”为代表的古礼。唐代“纳礼入令”不仅表现在唐令与礼(三礼)的内容的一致性上,而且也反映在唐令与礼的冲突问题上。唐代礼令关系的另一面,即唐礼与令的衔接关系。唐令与唐代礼典的这种衔接关系一方面取决于唐令的制度法性质,同时也是由唐代礼典的礼仪性质所决定的。

唐令复原所据史料检证——以《大唐开元礼》为中心

《大唐开元礼》是复原唐令所依据的最基本的文献之一。当它的记载与其他文献存在差异时,首先应当综核《开元礼》的不同版本,由此确定这一记载本身是否存在讹误或缺省;其次则需考虑《开元礼》所载制度并非仅限于开元七年的立法,还融入了开元二十年成书之前的新制,而且《开元礼》的《序例》与五礼仪注对于新制的吸收并不同步,同书的两个部分之间存在矛盾性的记载。此外,开元七年至二十年间颁布的新制也没有全部体现在《开元礼》中,即使是标有"永为常式"等字样的新制也可能随时被废止。这些都为此前的唐令复原成果带来了若干不确定性。

日本书籍中的唐代法制-以唐令复原研究为视角

本文以古代日本的汉籍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 为主要素材,论述了日本书籍中所涉唐代法制相关问题.具体 来说,首先大致介绍奈良时期在制作目录时发生的变化,明确 了《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刑法家》的性质.在此基础上,讨论 了该目录中《唐令私记》的逸文,论证它是日本人所做唐令注 释书,并指出探讨《唐令私记》逸文对唐令复原研究的积极 作用.

技术与伦理之间的法律移植--高丽移植与变异唐令问题探析

高丽虽将唐代《令典》的框架移植了过去,但对其内容采取了有选择性的移植,且根据本国的“土俗”与国情采取了变异的移植模式。这种变异根据篇目的不同,特别是具体内容究竟是以技术性为主还是以伦理性为主,而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对于唐令的技术性内容,采取了先框架性移植,然后再根据本国的具体文化状况作局部性变异的方法;对伦理性内容,则采取了大部分删除,只将少数内容以制、判的方式零星、断续移植的方法。高丽对唐令的移植既是一个不断华化的过程,又是一个中国制度本土化的过程。两相混合,形成了具有半岛特色的本国法律体系。

重论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附《唐令》的制定年代及意义

自《天圣令》发现以来,其制定之时仿效《唐令》是否制定于玄宗开元二十五年,研究者之间一直存在争论。有学者认为这部《唐令》乃是德宗建中时期制定,又有学者认为其反应的是唐代中后期的制定,而且这三种意见均有可靠史料支撑。现在从唐代、五代和宋代官府与私家藏书书目的记载来比较分析,结合唐宋有关律令修订的记载,可以判断,宋太宗时期朝廷至少有两部制定于开元二十五年的《唐令》。一部收藏在馆阁当中,淳化三年经过校勘。一部是在当时朝廷内外官署手中,随时因事修订,作为处理部门专属事务的依据。《天圣令》制定之时仿效的正是后者。因此,《天圣令》附《唐令》的性质明了之后,对其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就需要重新认识,而现今唐令复原的思路也将发生质的转变。

《唐令丧葬令》诸明器条复原的再探讨

《唐令丧葬令》诸明器条是根据《唐六典》复原而来,但此条和考古发现多不吻合。通过对文献和考古发现的整合,本文认为所谓四神应该是当圹、当野、祖思、祖明四个神怪,明器的最高限为二尺余,而非一尺。

《唐令·田令》的完整复原与今后均田制的研究

《唐令·田令》的完整复原使我们对唐田令有了完整的认识 ,也使许多长期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得以解决。如由此可确认有唐一代《田令》未做实质性修改 ;唐律令承认私田合法存在 ;《唐令·田令》既包括基本原则 ,也包括十分细致的实施细则。《田令》对民户各种应受田对象、应受田额等的规定 ,都很明确具体 ,无需《户部式》补充 ,更不容《户部式》进行变通。《唐令·田令》的完整复原给今后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今后要研究的不是均田制是否实行 ,而是均田制如何实行 ,主要按《田令》哪些条款施行。为此 ,就要研究各地原先的土地占有情况 ,政府是否有足够的闲置的官田、荒地可授。在介绍《田令》第 2条、第2 7条时 ,不应有所遗漏 ,这样才可以避免读者对《田令》

论礼令关系与唐令的复原——《唐令拾遗》编译墨余录

在长春出版社的大力鼎助下,仁井田升《唐令拾遗》中译本终于与读者见面了.编译之余,感触良多,发而形于笔端,姑以墨余名之.在编译过程中,我们感觉到:礼令关系具有复杂性和重要性,非给以特殊的关注不可.就复杂性而言,唐礼与唐令的内容或相通,或相同;相通表现为礼令规范的衔接,相同则表现为同一规范礼令两存.就重要性而论,唐令中的《祠令》、《衣服令》、《仪制令》、

《天圣令》所附唐令中有关社会生活的新资料(上)

北宋《天圣令》残本自从2006年全文公布后,学者从各个方面对它进行了研究。对于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者来说,首先要把握的是:这些令文为我们提供了哪些新的信息呢?这就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在具体行文之前,先要交待以下几个问题:一、本文引用的《天圣令》除特别标明者外,均见于《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一书(以下简称为《校证》)中著录的"清本"。

唐令与礼的关系析论

近代以来,学术界特别是法律史学界对中国古代礼法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学者们对礼法关系的研究大都局限于礼律关系的探讨。这显然和我们对中国传统法律的概念的理解有关。也就是说,多数学者往往把"律"理解为中国古代法的唯一形式,而且常常就是指刑法,因而古代的礼法关系当然也就等于礼律关系了。其实,中国古代的"律"

《天圣令》所附唐令中有关社会生活的新资料(下)

住生活与住生活有关的令文更少,加上"用具杂物"类,也就只有如下几条:1.赋役令唐26条:诸丁有所营造,皆起八月一日从役,四月一日以后停。其营屯田、铜冶及铁作、砖瓦、运木之处,不在此例。若量事要须,不可停废者,临时奏裁。

略论唐令复原与《天圣令》——以《赋役令》为中心

前言——对研究史的整理与遗留课题众所周知,随着宁波天一阁《天圣令》的发现,律令制研究在21世纪进入新阶段,日唐律令制比较研究也有了很大进展。自从戴建国在《天一阁藏明钞本<官品令>考》^(1)一文中论证了其为《天圣令》以来,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学者皆认为,《天圣令》在依据某部唐令进行修纂的过程中,先将其中部分令文进行修订后列为现行法。

《天圣令》所附唐令中的“丁”

天一阁藏明钞本北宋《天圣令》于1998年由戴建国先生发现,并在2006年被全文公布,引起海内外学者关注,并成为研究热潮。从2009年至今,在黄正建先生的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读书班对残卷中的令文逐条释读、研讨,已经发表《天圣令·赋役令》[1]《天圣令·仓库令》[2]《天圣令·厩牧令》[3]译注稿。在近期的研讨会上,《天圣令·医疾令》"右令不行"部分所附唐令第13条[4]中,"丁"的理解成为讨论的主要问题。《天圣令》卷二六《医疾令》:

《天圣令》复原唐《田令》中的“私田”问题--与何东先生商榷

《天圣令》复原《唐令》是近年来新发现的重要史料,如何理解其中出现的"私田",关系到唐代是否存在土地私人所有的重要问题,更牵涉到"均田制"研究的诸多方面。何东、杨际平的相关文章,就是关于"私田"性质的再讨论。在辨析何氏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分析唐《田令》等相关史料,能够得出唐代存在土地私有权的结论。唐代没有土地私有权,或者把土地私有权拆分为体制内有、体制外没有等观点,皆不能成立。

关于唐《丧葬令》复原的再检讨

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中保存有《丧葬令》一卷,为唐令的复原和唐宋丧葬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在已经复原唐《丧葬令》的基础上,既修正了个人校勘复原中的一些错误和疏漏,也对其中一些条目如丧事奏闻吊赠、明器、纛、外官殡殓调度、敛服、卤簿、赠官、谥号等的文字内容、标点断句问题提出进一步的补充和商榷,以求对唐《丧葬令》的原貌作出更准确的推断。

唐代陵户再探

唐代陵户设置的人数在史籍中有"400人"和"3 000户"的不同记载,推测400人当出自3 000户,在陵寝分番上下。有关陵户的规定并未体现在"令"中而应该是在"式"中。陵户主要职掌有守卫、洒扫、筑坟三项。陵户在开元十七年前身份是官贱民,类似官户;之后成为良民,类似"庶士",属内职掌。不过,其身份又低于一般百姓,与"太常寺音声人"相近,终身服役,受束缚较重。到唐晚期,又有雇佣"守当夫"的出现。

宋《天圣令》“因其旧文,参以新制定之”再探

宋《天圣令》沿用唐令旧文,参修新制,对不适用的部分作修正。宋修改唐令方式大体可分为两种:其一,更改旧令,参补新制,立法者考虑到令文涉及的制度的完整性,对唐旧文作必要修改,根据编敕中规定的新制适当地参修入《天圣令》,编敕中仍然保留着这些新规;其二,保留旧文,只删不补。对于某条宋代仍在行用的唐令,即使新制承续补充了其所涉及的制度,如果《天圣编敕》已收载新制,基于编敕优先的原则,《天圣令》不再作具体补充。这一参修新制的原则与宋代法典体系中敕、令、格、式的职能性分工有着密切关联。参修新制,必因唐令旧文,需要唐令中有相应的可以接续的具体条款,否则不会被修入。《天圣令》在沿用唐代法典修纂方式基础上作了一些更改,尚不能完全摆脱唐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