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修《晋书》取材《搜神记》原因探析

唐初重修《晋书》时从《搜神记》中大量选取材料入史,对此历代史家多有诟病。唐修《晋书》取材《搜神记》主要基于三大原因:其一,《搜神记》本身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二,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的思想统治;其三,作为蓝本的《宋书》大量采录《搜神记》。唐修《晋书》从《搜神记》取材,貌似乖悖治史原则,其背后却有深层的历史合理性,实无取材"失当"之嫌。

肉死象之白骨:唐修《晋书》中小说史料的“细节”意义

唐修《晋书》由于大量取材于小说的缘故,自成书之日起就受到许多学者的诟病。其实,《晋书》采用大量的小说史料,可以使叙事风韵摇曳,人物精神生动,犹如“颊上三毫”,体现了小说史料在《晋书》修撰中的“细节”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在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中,《晋书》作者也艺术地运用小说史料,那些看似闲散之笔的小说史料,正是曲折隐晦地反映历史真相的珍贵细节。《晋书》对小说材料的取舍,有着深刻的意义,这或许正是《晋书》作者的“春秋笔法”。总之,《晋书》中的小说史料可以使历史叙述更圆通、更完整,正像是“肉死象之白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唐修《晋书》叙事二重性深层原因详探

唐修《晋书》虽作为官修正史却多采小说入史,尤其是大量采用了《世说新语》的材料。这使得唐修《晋书》在叙述过程中时时呈现出小说化倾向,它也因此具备了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的双重性质。而先秦至六朝、唐初以来历史观念的转变和六朝文风影响下小说文体观念的不断发展,使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走向融合,这也正是唐修《晋书》呈现叙事二重性的深层原因。

晉唐間的晉史編纂——由唐修《晉書》的回溯

本文關注唐修《晉書》文本背後反映的不同種類文獻間的交流,希望跳出四部分類法設定的框架,思考中古時期歷史編纂與史部文獻的發展脈絡。考察唐修《晉書》以前的舊晉史的情況,《晉中興書》的家族傳編排受到郡書家傳的影響,而東晉的國史列傳則應有編年記事的史源。這意味着從《晉中興書》到臧榮緒《晉書》的晉史文本系統本來與東晉官修史關係疏離,處於邊緣,但後來卻由唐修《晉書》發揚光大,匯爲一流。

唐修《晋书》取材《搜神记》抉隐

唐修《晋书》采录《搜神记》一说始于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后人信之不疑。《搜神记》故事,东晋至初唐史籍多有采录。就数量而言,以《宋书》为最;就纪传之文而论,《三国志》裴松之注为榜首,范晔《后汉书》次之。《搜神记》与唐修《晋书》重见故事计三十八则,见于《晋书·五行志》者占绝对主体,多达三十四则,但无一例外皆同见于沈约《宋书·五行志》;见于唐修《晋书》传纪者仅四则,且均重见于先唐“十八家《晋书》”佚文。就此而论,东晋南朝正史《五行志》采录《搜神记》是一贯传统,向上追溯,《汉书·五行志》则为这一现象的缔造者。由此观之,采录鬼神怪异入史者乃历代正史之《五行志》,唐修《晋书·五行志》未能免俗而已,以此苛责《晋书》,显然有失偏颇。

龙光射牛斗之墟——张华获剑故事的本事及其寓意

唐修《晋书》所载张华获龙泉宝剑的故事,情节曲折,内涵丰富,为后世文人津津乐道,也成为文学作品中的常见事典。就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其有与史实相合的现实要素。故事可能发生在公元297年前后。当然,该故事的虚饰成分远多于现实要素,张华所获之剑与古代名剑无关,而是时人为了彰显故事的神异性附会了各类名剑传说。除此以外,唐修《晋书》记述张华获剑的故事,并不只是表现张华的"博物",独立的故事单元呈露出的宿命论思想,与传主张华之现实命运交相辉映,使《张华传》具有了更为打动人心的文学效果。

旅顺博物馆新发现的晋史写本考释

旅顺博物馆藏LM20-1496-38-01号文书,经比对录文,可以认定为晋史写本。该文书存在1个确切的王号和3个疑似的人名。经查唐修《晋书》等史籍,可知该文书内容与西晋"八王之乱"期间司马颖、司马腾之间的斗争相关。敦煌、吐鲁番被怀疑为《晋阳秋》的写本,内容抄录"八王之乱"、两晋之际史事。节抄本的存在证明了抄写者对于晋史的主动吸收。经考察诸家旧晋史在中古时期流传情况,可以看出,LM20-1496-38-01号文书很可能属于《晋阳秋》一类的诸家旧晋史,但囿于证据的不足,目前应定名"唐写本晋史残片"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