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唐写本《啸赋》残卷校理

敦煌所出《啸赋》残卷,依据李善注本抄写,卷次又符合《文选》三十卷本的特征。这一差异反映了唐代白文本《文选》的一种产生机制,即正文依据李善注本,卷次依据萧统原本。《啸赋》的比勘印证出尤袤刻本的复杂性,既存在文字擅改的一面,也有符合残卷文字面貌而具有早期底本来源的特点。残卷里的注音或注解,有合乎李善注本同时参考五臣注本者,有合乎现存明州本《文选》正文附音者,也有合乎包括《晋书音义》在内的唐代文献者,整体属于唐代音系。《啸赋》残卷正文的抄写、注音与点读三者的具体生成时间不尽一致,但综合抄写的文献来源和注音特点,判断整体文献内容皆产生在唐代,属于唐写本。

同治《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刊刻再论——以题诗、跋文为中心

同治年间的《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及莫友芝的《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是清代“《说文》学”的重要事件。同治学人围绕二者创作的题诗、跋文是他们反应、认知的直接表现。通过解读这些诗文,一方面发现由曾国藩主导《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刊刻对“同治中兴”文化重建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可以从学术角度由“《说文》学”一端管见当时学人争取学术话语权以及地域、学派等认知分歧中复杂的学术生态。

论杨明照在校勘中对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的运用

杨明照先生被誉为“龙学泰斗”,他的《文心雕龙》“校注四书”在“龙学”界享有盛誉。杨明照对《文心雕龙》的文字校勘较早地运用了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其中与唐写本相涉篇目多据以迻校,复奠以按断。他在对自身“校注”系列的不断增补和修订中,对唐写本的运用也愈加充分,创获颇多,在“龙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潘重规、林其锬等人都在各自对唐写本进行整理的全校本中多次援用杨校,杨明照在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校勘史上的地位可见一斑。

敦煌莫高窟藏《史记》唐写本考

现存唐写本《史记》，以原敦煌莫高窟所藏三卷残本为最早，它反映了《史记》在唐代的写本状况。以此三卷残本为依据，可以订正宋代以后刻本的讹误，并对探究《史记》原貌有重要的作用。

从唐写本《舜典释文》再评陈鄂删改之功过

《尚书释文》经宋陈鄂的删改早巳面目全非,故学界历来对陈鄂颇多指责。今将陆氏原书唐写本《舜典释文》与删改后的今传本逐字比较,搜集二本的差异,发现陈鄂的删改虽然对原始文献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这是由于特殊时代的特殊要求所致,有些删改更好地贯彻了简明扼要的方针,使得表达更为清晰,且相较于唐写本,陈鄂删改之后的本子更为正确和科学,这些对于《释文》的接受、研习和传播都具有积极意义。

唐写本《抄十七地要》考释

浙敦０７２号《抄十七地要》为唐时人抄录《瑜伽师地论》概要的手稿。该写本对 研究吐蕃统治时期及张议潮归义军初年敦煌佛教状况具有重要的价值。从汉语文字学的角度 来看，该藏品又是研究汉字俗字和敦煌遗书标点的好材料。本文拟从句读和字词方面 对该藏品内容作一粗浅考释。

论敦煌唐写本《鶡冠子》

本文认为，民国年间傅增湘先生介绍的唐写本《鶡冠子》残卷和１９８７年何凤奇、王洪生所述的齐齐哈尔市图书馆藏唐写本《鶡冠子》残卷都是伪作。

绍兴刻本篡改刘孝标《世说新语注》考——以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为中心

经晏殊手校,《世说》多非旧貌,尤其是刘孝标注文,删改最多。日本馆藏之唐写本《世说》残卷和宋人篡改前之类书引文为我们提供了晏殊篡改至误的证据。

论单行本《史记索隐》的唐写本特点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是一部优秀的《史记》注本,宋代与《史记集解》及《史记正义》合刻,单行本遂亡佚．收入二家注、三家注合刻本的《史记索隐》略去了原有的《史记》正文,注文也多有删改,已非司马贞原著之貌．明代汲古阁毛晋得旧抄本,重刻刊行,对此本的真伪及价值,学界褒贬不一．从《史记》唐写本卷次,唐写本系统等方面看,单行本《史记索隐》具有可信度高的特点,它对校正今本《史记》讹误等很有价值．

再论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之价值

关于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学界论述虽不多,却颇有争议。文章通过对残卷发现经过、抄写时间、残卷分段、版本价值若何等几方面加以考察,认为《世说新书》唐写本残卷当系唐代写本,或由日本学问僧抄写,后带回日本,藏于以古籍收藏闻名的京都东寺观智院。残卷本有五段,皆第六卷中内容,今所见罗振玉影印本当系其中四段,虽非完帙,但足以窥见唐以前十卷本《世说新语》之大体情况,故其版本价值实在宋本之上。

日藏唐写本裴注《史记·河渠书》残卷末《集解》来历新证

日本神田文库所藏裴注《史记.河渠书》残卷之论赞末附有一条《集解》,该注与《河渠书》论赞及正文全不比附,实是游离篇外。此条《集解》亦见于北宋景本以来的传世刊本《史记.河渠书》篇末,沿存至今。考察这条《集解》之来历,可知唐写本此卷祖本——六朝《史记》夹注本与徐广《音义》、裴《集解》所据本《史记》有异。唐写本《河渠书》残卷末的这条游离《集解,》为研究《史记》夹注本的源流及其与北宋景本以来存世刊本《史记》之传承关系提供了一项重要线索和证据。

唐写本《说文》管窥

今通行本《说文》为宋初徐铉奉诏就李阳冰改本和当时所见各本重加整理而成，往往今本《说文》所无，唐宋典籍中所引《说文》则有之。本文将唐写本《说文》口部残简与木部残卷与玄应、慧琳等撰《一切经音义》所引《说文》及今本《说文》逐条加以比勘，就其异同之处对《一切经音义》所引《说文》的版本及唐写本《说文》的原貌进行了考探。根据《一切经音义》所引《说文》可证唐代流传的《说文》当不止一种版本，唐写本《说文》口部残简与木部残卷确为唐本。

唐写本《世说新书》校勘小记

以唐写本《世说新书》部分内容为基础,结合宋刻本,参照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等书,运用相关文献资料、工具书对唐写本和宋本的不当之处进行校勘,略抒己见。

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补校札记

本文联系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的部分篇章内容,运用相关工具书,结合先前学者的校勘及文献材料,对杨勇先生《世说新语校笺》一书中某些条例校录疏漏、值得商榷的地方进行申补及再校,略陈己见。

谁最早关注、对校唐写本《文心雕龙》

尽管学界一致公认,最早对校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者为日本的铃木虎雄,其后才有赵万里的校记,但事实上,早在铃木文章发表前三年(1923),傅增湘即据董康自大英博物馆摄回的照片作过校勘;1925年前后,黄建中、黄文弼、容庚又先后对校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赵万里校记所据即得自容庚校本并黄建中所摄照片,且完稿时间实早于铃木氏。澄清这段史实并梳理相关问题,于《文心雕龙》研究史或不无小补。

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考述

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以其遥远的年代和残缺的面貌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但通过对其种种蛛丝马迹的挖掘考索,仍然可以逐渐接近它的庐山真面目。几位先贤关于残卷“截五归四”均语焉不详,其实关于残卷截分,当事人所著《过眼余唱》就明确记录了当时的情形;早期寓目残卷者皆认为是李唐时人所写,后有人以避讳等原因提出质疑。但相关学术巨擘看法一致,旧说难以撼动;启功先生认为残卷书法与当时日本其他写本文献书风别无二致,其实这正是唐前齐梁时期盛行“写经体”的缘故;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杨守敬关于残卷的第二篇跋语,但该跋语疑点重重,当为赝品;空海法师对《世说新语》的喜爱以及他与残卷原藏主杲宝特殊的师生关系,构成了以《世说新语》为纽带的中日文化交流佳话;而残卷对于《世说新语》的文献校勘价值,更是一个有待继续深入开发的深井。

唐写本《唐韵》所引《说文》考

文章通过对唐写本《唐韵》中所引278条《说文》与传世宋大徐本《说文》进行了比对、分析,认为唐写本包括敦煌写本等材料虽然能订正传世文献的一些纰缪,但是不能迷信。《说文》在唐代就存在不同的传本,大徐本只是宗一本,不是合校本。宋时《广韵》《玉篇》基本与唐写本《唐韵》所引《说文》的本子是一脉相承的,而《集韵》《类篇》等则与后世所传大徐本《说文》基本一致。

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与大徐本小篆比较研究

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 ,在考订现行大徐本《说文》小篆字形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本文依据日藏唐写本原件和出土的古文字材料 ,对大徐本小篆字形进行了逐一比勘对照 ,揭出在字形讹误、结构差异、字符不同、用笔区别等方面存在的小篆字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