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看《说文段注》校勘的价值

段玉裁为清代《说文解字》(简称《说文》)研究四大家之首 ,其对《说文》的校勘 ,人们赞誉有之 ,指误的也不少 ,但在总体上缺少符合事实的认识。本文将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与《说文段注》进行比较分析 ,从段氏校勘与唐写本吻合、优于唐写本和劣于唐写本等方面作综合统计 ,指出段注校勘的得失之比为二比一略强。

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一曰”之训解研究

《说文》大小徐本"一曰"别义说解常受诟病。本文通过逐一对比研究,发现《说文》最早残写本——唐写本《木部》残卷与大小徐本《木部》对应字的正训与"一曰"之别义训解基本相同,说明唐写本与大小徐本总体保存了许书原貌,且有互补,毋庸质疑。

《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的唇音反切和汉语轻重唇音的分化完成期

一我国晚清著名学者莫友芝(1811—1871)同治二年在安徽安庆考鉴发现的《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是我国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说文解字》的最早写本。关于这个最早写本的成书年代,莫友芝在其《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引言》中考证介绍说:同治改元初夏,舍弟祥芝自祁门来安庆。

同治《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刊刻再论——以题诗、跋文为中心

同治年间的《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及莫友芝的《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是清代“《说文》学”的重要事件。同治学人围绕二者创作的题诗、跋文是他们反应、认知的直接表现。通过解读这些诗文,一方面发现由曾国藩主导《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刊刻对“同治中兴”文化重建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可以从学术角度由“《说文》学”一端管见当时学人争取学术话语权以及地域、学派等认知分歧中复杂的学术生态。

张舜徽先生《唐写本玉篇残卷校说文记》的学术价值

张舜徽先生在《唐写本玉篇残卷校说文记》中,订正今本《说文》共三百三十余条,极有裨于《说文》古本原貌之研究。这个极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亟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关于《说文》唐写本残卷的一封信

克和先生方家左右:前日东渡扶桑,承蒙兄长教诲,并殷勤嘱托,教以访求《说文》及《玉篇》残卷等事,弟无杨惺吾与罗振玉诸氏之远见卓识,又无其身份地位与学术影响,更无其财力支持,故自然有负兄长之厚望矣。幸赖如今信息手段先进,加之日邦友人鼎力相助。

唐写本《说文》管窥

今通行本《说文》为宋初徐铉奉诏就李阳冰改本和当时所见各本重加整理而成，往往今本《说文》所无，唐宋典籍中所引《说文》则有之。本文将唐写本《说文》口部残简与木部残卷与玄应、慧琳等撰《一切经音义》所引《说文》及今本《说文》逐条加以比勘，就其异同之处对《一切经音义》所引《说文》的版本及唐写本《说文》的原貌进行了考探。根据《一切经音义》所引《说文》可证唐代流传的《说文》当不止一种版本，唐写本《说文》口部残简与木部残卷确为唐本。

唐写本《唐韵》所引《说文》考

文章通过对唐写本《唐韵》中所引278条《说文》与传世宋大徐本《说文》进行了比对、分析,认为唐写本包括敦煌写本等材料虽然能订正传世文献的一些纰缪,但是不能迷信。《说文》在唐代就存在不同的传本,大徐本只是宗一本,不是合校本。宋时《广韵》《玉篇》基本与唐写本《唐韵》所引《说文》的本子是一脉相承的,而《集韵》《类篇》等则与后世所传大徐本《说文》基本一致。

简谈敦煌写本斯二五○六号等唐修史书残卷的性质和价值

敦煌写本中,有四件正背两面书断片,分别编为斯2506号、斯2380号、斯2810号和伯4073号.这四断片内容相同,正面为唐开元廿七年钞本《文子》,题记作:“开元廿七年廿一日/开元圣文神武皇帝上为/宗庙下为苍生内出钱七千贯敬写/道士冯□鑵初校/道士常□云再校/道士何思远三校”.背面即唐修史书残卷,四件可衔接,共65行,前部残缺,结尾完整.现存部分以编年方式记唐代玄、肃、代、德四朝间六十余年大事,自开元九年至贞元四年(公元721年-788年).

敦煌唐写本《西京赋》残卷校诂

《西京赋》残卷见敦煌写本伯2528号,最早由罗振玉《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17)影印刊布.前部分残缺,起自“井干叠而百增”,“井干”二字仅存左半,至赋末李注止.末标“文选卷第二”五字,别有“永隆年二月十九日弘济寺写”一行.永隆为唐高宗李治年号,调露二年(680)八月廿三日改元永隆,永隆年二月十九日,是永隆二年(681)二月十九日.弘济寺在长安,此卷可能为该寺僧人所抄而流入敦煌者.此卷355行。

敦煌唐写本《西京赋》残卷校诂

敦煌唐写本《西京赋》残卷校诂伏俊连（西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西京赋》残卷见敦煌写本伯２５２８号，最早由罗振玉《鸣沙石室古籍丛残》（１９１７）影印刊布。前部分残缺，起自“井干叠而百增”，“井干”二字仅存左半，至赋未李注止。末标“文选卷第二”五字，别有...

敦煌唐写本《西京赋》残卷校诂

《西京赋》残卷见敦煌写本伯2528号,最早由罗振玉《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17)影印刊布。前部分残缺,起自"井干叠而百增","井干"二字仅存左半,至赋末李注止。末标"文选卷第二"五字,别有"永隆年二月十九日弘济寺写勘了"一行。永隆为唐高宗李治年号,在调露2年(680)八月廿三改元永隆,永隆年二月十九日,是永隆二年(681)二月十九日。

《说文》“度櫝”篆别义说解新诠

本文以翔实的史料证明，《唐本》：“匮也。从木，声。一日木、木名；或曰：，木枕。”此当为许慎《说文》之原说解。《中华大字典》和《汉语大字典》等字典辞书井引有讹脱的大、小徐本“”篆说解为释义的根据，而不据引正确的《唐本》“”篆说解，均宜据《唐本》改正。

白坚其人及《唐写本说文残卷》流入日本考

《唐写本说文残卷》是目前世界上现存《说文解字》的最早古版本,它于1926年东渡日本,归内藤湖南所有。目前相关研究论著中,对于这稀世珍宝如何归了内藤湖南?以及将此物转手内藤湖南的重要人物——白坚,均付诸阙如或言之不详。本文通过白坚、内藤等的相关记录,考证和揭示白坚其人以及内藤湖南购买《唐写本说文残卷》的真实情况。

也论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帙的真伪问题

何九盈《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帙的真伪问题》一文（《中国语文》2006年第5期），重提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帙（除引文外，以下简称《唐本》）为赝品之旧说，这不能不引起学界学人关注。何文开篇即说：“最早断言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帙为赝品的是同治三年（1864）年仅17岁的孙诒让。由于百余年来相关材料未公诸于世，故孙氏的质疑和断语学界不得而知。”其实《中国语文》1957年第5期早就刊载过孙氏父子的主要观点和材料，周祖谟、恽天民等曾就《唐本》真伪展开过学术争鸣，周祖谟指出：

唐写本《玉篇》残卷对《说文》的校勘

南朝梁顾野王所撰《玉篇》是我国第一部以楷书为主体的字典，也是继《说文》之后又一部重要的文字学著作。该书成于梁武帝大同九年（543），后简文帝以其“详略未当”而令萧恺等人删改。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孙强对《玉篇》增字减注。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12），陈彭年、丘雍等又奉敕重修《玉篇》，定名为《大广益会玉篇》，即今通行的宋重修本。由于屡经修改，今本《玉篇》已与顾氏原作大相悬殊。清代末年，黎庶昌、罗振玉先后在日本发现唐写本《玉篇》残卷．并各自辑集成书。

试说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帙在清代以前的定位与流传

何九盈（2006）据孙延钊（2003：59—61）详细介绍了以孙诒让为代表的孙氏父子最早断言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帙（以下简称“残帙”）为赝品的两点理由。虽然何先生也认为孙氏第一个理由——从行款推断“残帙”为赝作，犹有可商，可还是同意了孙氏的第二重质疑，更认为孙氏所述并肯定的其友汪宗沂说“残帙”“乃其乡一通小学者所伪作”（孙延钊，2003：60），是“残帙”为赝品的铁证。

《世说新语》语词释义

《世说新语》语词的考释、研究,经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仍有一批"字面生涩而义晦"和"字面普通而义别"(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叙言》语)的语词没能解释或未被论及。本文胪举这两类语词十八例加以解释、以补注家和辞书之阙。不当之处,敬祈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