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对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理论探索及其当代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和“魂”,对中华文化的自觉和自信,本质上就是“培根”“铸魂”。作为哲学家、哲学史家、思想家,现代新儒家唐君毅更关注在西方文化挑战下整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大问题,他以“社会文化问题”为自己的问题意识,旨在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一套理论上自洽、现实中可行的方案。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的返本开新,必须在承认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各有长短的前提下,灵根自植,自作主宰,首先确立中国文化的自信;进而立足于文化的道德理性基础,促进中西方文化的综合融通,将西方文化的“方以智”精神与中国文化的“圆而神”精神相互涵摄,纳方入圆,由圆化方,实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唐君毅对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理论探索,源于其深厚的家国情怀。其问题意识、理论探索和家国情怀都具有独特的当代意义。

中国自然宇宙观的深层特质:以唐君毅的论说为中心

自然宇宙观是一种文明形态的世界观基础,中华文明的独特形态首先体现在自然宇宙观上。唐君毅基于中西印比较的视角,以《周易》哲学为主要思想资源,对中国自然宇宙观之特质作出了深刻揭示。在强调人与自然宇宙深刻贯通的“天人合一”观念下,中国自然宇宙观首先认为,自生自化的生生之理是宇宙万物的内在律则,万物遵循自由原则、化生创生原则而非外在必然原则。其次,万物是虚实相涵的关系性存在,而非纯物质性的固定实体。其三,由于万物是具有摄受性与相互感通性的存在,所以物质与时空不相离,形成了独特的位序时空观与以当下为中心的“中和”观念。最后,强调天人合德和“万物一体之仁”,人与自然万物感通有情,价值内在于宇宙万物,从而建构出中国哲学独有的“道德存有”论。只有深刻把握中国自然宇宙观的深层特质及其真理性,并主动涵摄机械论自然宇宙观于自身之中,才能使中华文明形态的自然宇宙观获得现代性和有效性。

反古与返古之间:唐君毅、牟宗三以良知摄受知识的建构

在近代西风东渐、民族文化遭受冲击与挑战之际,“当代新儒家”对传统的态度虽有所疑,但仍排除种种纷陈,不与主张全盘西化者为伍,选择立定优良文化传统之脚跟,而后摄受西洋文化之优异面,借以取长补短,增益民族文化之生命力与内涵。依此原则,唐君毅和牟宗三先生都曾进行深刻的探讨与回应。简言之,乃是以良知、性善、人格之挺立,用以吸收、结合西学之重知识、科学、宗教等传统,创造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关联,从而实现人文精神与物质文明之齐头并进且与时俱进的目标。

唐君毅的和合思维

唐君毅先生学识渊博,对于中、西、印学皆有一定程度的研究。而他的个性圆融,在面对历史上各家或学派论争时,大多不会去评判各派的高低或对错,而是看出各家专长所在,各给出一个位子。此近似郭象之圆教观,所谓的各美其美!唐先生此一和合态度与圆融思想,除了是他个性使然,亦与他涵泳于中华文化而深得其味有关,诸如华严宗的一多相即、相摄相入;《庄子·天下篇》道术之六通四辟、无乎不在,以及《中庸》的中和思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等精神,在滋养其非凡卓识与感通精神——其卓识要去创辟天地之包容,其感通要去持应万物之共谐,从而圆成唐先生心中华夏文化之谐和天地。

唐君毅语言哲学对其观念史研究的方法论影响

将唐君毅的研究方法纳入今人的研究视野,将有助于获得对其哲学史书写更为深刻的体悟。基于对语言功能的澄清,唐君毅认识到:在消极方面,应该对历史分期所带来的割裂意识加以拒斥,并对同时代不同学派、同一学派在不同时代所构造的观念系统的独立价值予以重视。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的心性之学中那些用来描述心灵状态的话语可以和现代神经生理学或心脑科学展开对话,但不能将前者视为后者的一个子集。在积极方面,被表达的东西不能离开其所依赖的(具体)表达手段而获得理解,这意味着观念史的研究不应停留在“说的是什么”这一提问方式上,而应思考特定的观念在其所关联的意义空间中呈现了何种样貌,即语词的使用者未曾说出或说出时未尝留意,但根据其依托的观念系统不得不承认的东西。在特定的观念被言说之际,应关注使用者想要促成什么,以及如何阐明(出于何种目的如此这般使用)。此外,语词承载着使用这一符号系统的思考者习焉不察的文化记忆与心灵图景,对这种力量的揭示提供了另一种观念史理解的可能。观念生成的历史就是一部栩栩如生的生命史,同时也是艰苦卓绝但熠熠生辉的远行跋涉。

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唐君毅论恶之根源

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唐君毅对恶的根源给予了高度的关注。首先,唐君毅以人的“自性”作为自由意志的保证,从而使得行为者能自由选择恶的行为并为之负责。其次,唐君毅拒绝了从时间和自然环境中寻找恶的做法,也不认为恶存在于人心的认识作用、能力以及人的生物本能上,因为这些都是自然属性。如果将恶的根源归于此,既取消了人的自由意志,也取消了人的道德责任。最后,恶的根源只能在理性上寻找,即道德主体在运用自己自由意志的过程中造成的一念陷溺,无论是自弊自限于私的生物本能,还是颠倒了人的有限性与精神要求无限的关系,抑或是执着于占获,其根源都来自于一念陷溺。

牟宗三与唐君毅气论之比较

唐君毅与牟宗三两位先生的气论相异甚多,主要原因在于对“气”的理解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唐先生从中哲发展史出发来了解“气”,透过始自先秦,经两汉、魏晋、宋明,最后至清朝等各时代之气论研究,而来统整并做出诠释。而牟先生的“气”,则经常是基于西方康德或是宋明程朱理学而进行诠释,然而不论程朱或康德,皆有重理贬气、尊理性而贬感性的倾向。如此一来,也就造成了两位先生看法之殊异。牟先生贬低汉代、清代的气化论,视之如自然主义或“生之谓性”传统。而在宋明三系的区分中,牟先生也没有给气论留一个位置。反观唐先生虽亦不喜清代学术,但对于清代重视情感、汉代的气化宇宙论等观念,则较能有所同情。唐先生以为,中国哲学之“气”具备了精神之意义与价值,不同于西方物质意义下的惰性与价值中立;他同时也将张载、蕺山与船山等归于气论派,而这是牟先生所不承认的。

性理至事理之变——唐君毅哲学视域中的船山学

近代以降,船山其人其学受到学界相当重视。其中,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将船山学解读为一种“性理至事理之变”。唐君毅认为船山对事理所具有的分别而具体、承续而连结及普遍而实际这三种属性均有相当发挥,故将之视为中国哲学史上最了解事理的人物。本文立足于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透过其对船山学的解读与阐发,将唐君毅哲学视域中的船山学进行呈现。

周辅成与唐君毅的“新理想主义”哲学精神

周辅成和唐君毅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两位有独特思想贡献、独特生命经历和深层生命感通与深刻思想契合的思想家。唐君毅先生逝世后,周辅成先生先后撰写了多篇纪念和研究唐先生生命与思想的文章,梳理、分析和提炼唐先生的核心思想观点和哲学精神,也以此呈现自己哲学思想、哲学精神的自我观照。"新理想主义"是周先生对唐先生思想最重要的概括和抽象,也在相当程度上彰显了周先生自己的思想特色。

唐君毅思想研究的多维视野——纪念唐君毅先生诞辰100周年暨学术思想研讨会侧记

"纪念唐君毅先生诞辰100周年暨学术思想研讨会"于2009年5月22日至25日在宜宾学院举行。此次会议从文化视域、哲学史视野、乡土文化视域等多个维度对现代大儒唐君毅先生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研讨。

海外新儒家视野中的荀学——以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为中心

海外新儒家从不同视野对荀学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尤其是在中西比较文化视野中,对荀学进行价值重构和意义转换。然而,由于视心性之学为中国文化本原,推崇孔孟为儒学正宗,使得他们对荀学有着强烈的门户之见,从而致使其荀学研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

朱熹的“理”:“所以然”还是“所当然”——以李相显、唐君毅的观点为中心

民国时期出版的李相显《朱子哲学》对朱熹的所当然之则和所以然之故分别作了阐述,尤其强调在朱熹那里,所当然之则比所以然之故更为重要。同一时期唐君毅发表的《朱子理气关系论疏释》以及后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更是强调朱熹的"理"主要是当然之理,并且认为,只有从当然之理入手才能说明朱熹的"理先气后"和仁之理以及生生之理。这些观点既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从逻辑的所以然之理入手诠释朱熹的"理",但又认为朱熹的"理"实际上混同于伦理的当然之理,也不同于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主要是所以然之理,因而减杀了其道德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李相显、唐君毅强调朱熹的"理"主要是当然之理,对于今天深入研究朱熹的"理"以及所以然与所当然的关系,建构朱熹的哲学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冯友兰与唐君毅的人生境界说之比较研究

冯友兰与唐君毅的人生境界说之比较研究钱耕森，程潮（安徽大学）（广东嘉应大学）所谓人生境界是人在寻求安身立命之所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状态，它能反映个人的人格的高低。和古代儒家一样，现代新儒家仍然以探索人文世界，揭示人生奥妙，追求理想的人生境界为志趣。传...

为中国文化立皇极——唐君毅论中西人文精神之融通与中国文化之未来发展

唐君毅认为,近代中国文化面临西方文化冲击所采取的卑屈、功利的态度,阻碍了中国文化的真正重建。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综摄西方文化精神,以全面重建中国未来社会文化精神和纯粹文化精神,这是继中国文化先秦立"人极"、宋明立"太极"后的立"皇极"的文化伟业。

唐君毅论儒家“三祭”的宗教价值

祭天地、祭祖宗、祭圣贤的"三祭"是儒家宗教精神的主要载体。唐君毅认为,儒家"三祭"不仅具有一般宗教所具有的宗教精神,而且还有高明于、超越于一般宗教的宗教精神与形上意义。这包括祈求与报恩、有限与无限、现实与超越相协和的宗教精神。

唐君毅易学思想中的“感通”问题

现代新儒家唐君毅的易学思想是以"感通"为基本的线索、视野而展开的。通过感通之理,唐君毅展示出他对《周易》经传及其哲学的若干新解读。首先,唐君毅通过感通之理,揭示出《周易》从卜筮之书转化为德义之书的内在脉络与动态过程;其次,他阐发出古人通过观象而体知到天地万象是相互感通的,并由此体知到人们应从物象感通之理中引申出修德工夫;第三,他通过人的修德过程以及神明之知,阐发了天道与人性的内在、互动关系,这当中也包含了感通之理;第四,本文简要概述唐君毅所论感通之理的特质与取向,以显豁出唐君毅易学思想的基础视野;最后,本文总结唐先生易学思想中感通论题的当代性意义与价值。

唐君毅现代新儒学“文化”概念的反思与批评——兼谈宽容哲学的“文化”理解

唐君毅认为文化是人心求真善美等精神的创造,绝对自由的"道德理性"又是统属心灵文化创造活动的"一"和"本",这是典型的文化定义范型中的主体性定义取向。宽容哲学文化观在立足"生活世界"、"拒斥形而上学"和实践的文化人性论的前提下认为,唐君毅的文化定义中所反映的对人性的形而上学化处理,以"道德理性"遮蔽人性与垄断一切文化活动,既没有跳出传统儒家心性学说的故辙,也没有真实准确地把握住人性及文化之为文化的本相,因而也决定了他的文化哲学必然陷入偏执之局,必须给予足够的批评性反思。

冯友兰、唐君毅对朱子学的不同诠释

冯友兰、唐君毅对朱子学的诠释,存在着较多的分歧。对于朱熹讲"理",冯友兰较多地强调"理"与"心"的不同;唐君毅则肯定二者的不可分离。对于朱熹讲"理先气后",冯友兰认为是所谓"逻辑在先";唐君毅则用"形上之先"加以诠释。对于朱熹讲"性即理",冯友兰把"性即理"与"心即理"对立起来;唐君毅则把二者调和起来。对于朱陆异同,冯友兰强调"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并把朱陆分属理学与心学两派而对立起来;唐君毅则认为朱熹讲"性即理"与"心即理"并行不悖,朱陆的差异在于工夫论上陆九渊讲"发明其本心",朱熹讲"去其气禀物欲之杂"以及相应的一套涵养主敬之工夫,而且二者可以相互贯通。这些诸多分歧归根到底在于对朱熹"理"的不同诠释:冯友兰较多地关注"存在之理",而唐君毅则从人心之"当然之理"入手。

“理”之意蕴及其开显——唐君毅对“理”的诠释及其检讨

唐君毅认为,中国哲学中的"理"有物理、空理、名理、性理、文理、事理六种含义,其中"性理"最能代表中国哲学精神。"性理"即是"仁理",所以"性理"具有"生生义"。"性理"之生生内具某些特质,这些特殊性质正是"性理"之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所在。概言之,唐君毅对于"理"的诠释,不仅揭示出"理"本有的诸多意涵,而且赋予了新意,从而增弘了"理"之生命。自然,在具体诠释环节,以及对诸"理"关系的定位,唐君毅的工作似有完善的空间,而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