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回鹘史研究》述评

回鹘自产生、发展,到迁徙、分裂、流散,经历了数个时代变迁,在中亚、内蒙古、新疆、甘肃河西一带均有活动的痕迹。杨富学先生所著《唐宋回鹘史研究》一书利用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唐宋时期各类文书和出土相关墓志等新资料,结合考古发现实物,并利用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优势,对唐宋时期回鹘的历史进行了全面考察。内容涵盖10世纪以前的回鹘先民、漠北回鹘、西迁回鹘历史演进过程及其与周边各民族政权的关系、沙州回鹘、回鹘摩尼教文献、回鹘文文学等方面。

收入分配视角下唐宋之际两税法的制度变迁及启示

两税法改革开启了“以资产为宗”的新格局,其税制层面的公平性较“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有了明显改进,但政策实践中的赋税不均问题却依然突出。与此同时,“田制不立”和“不抑兼并”成为新的政策取向:一方面,土地交易更加活跃,土地占有趋于集中,富民阶层崛起;另一方面,租佃关系愈加发达,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农民获得更多自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商经济的繁荣。当然,富民阶层存在着逃避赋税的强烈动机,而获得更多自由的农民在生产生活上也面临更大的风险。所以,国家需要采取土地清丈和建立以贫民下户为重点的因灾减免救济制度等措施来解决赋税不均问题。历史经验表明,在一定条件下,完备的产权保护制度与税收发挥调节收入分配作用是可以相兼容的,关键在于保护民众发展生产和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的同时,采取有力措施来维护和落实税收公平原则。

西夏与唐宋盗窃法比较研究——兼谈西夏对中华法系的继承与发展

“盗窃”是中国最古老的犯罪之一,历代皆有严格法律予以规制,以期维护社会稳定。文章对比研究了《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亥年新法》《唐律疏议》《宋刑统》及《庆元条法事类》中关于盗窃罪的条文,发现这些法典均设置了亲属内外有别、宽宥弱者、严惩官盗僧窃以及团伙共谋作案等主体处置措施,涵盖了牲畜、人员、佛神祀物以及官府文书等盗窃对象,量刑上均依据慎刑恤刑、告赏、邻里互助以及重盗重罚等原则。同时,西夏法典融入了大量具有党项民族特色的法律元素,完善了群盗、重盗等制度。概言之,西夏法典在充分吸收中原王朝立法精髓的同时,结合本民族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司法实践的需要进行了创制和发展,在中华法制史上极具特殊地位。

“本末”与“文明”: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对陈邦瞻的“回避”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对中国古代纪事本末体史书极为推崇,但作为唐宋变革论的提出者,在其所著的《中国史学史》这部书中并没有涉及《宋史纪事本末》一书,也没有涉及该书的作者明人陈邦瞻及其“宇宙之变”说。这一现象如果不是由于内藤湖南对中国古籍阅读的欠缺,那么难道是出于主观上的“回避”?为探究内藤湖南“回避”的可能原因,按照史书体例与历史认识关联的这一逻辑,通过对陈邦瞻“本末”叙事和内藤湖南“文明”叙事的不同的史学书写及其认识差异的比较、分析,内藤湖南的“回避”不仅有史家叙事逻辑的“代沟”,也有认识上价值判断的迥异。

自我规范:唐宋散文中的文体批评

文体批评通常是后知后觉的理论总结,而唐宋各体散文中也包含丰富的文体知识和思想,具有鲜明的当下效应和实践品格。综论和散论是两种样态,而散论更有价值。功能规范和写作规范是两大要义,前者为体,后者为用。论辩、奏议、诏令、传状、碑志五类文体常被散文家讨论,他们针对当下创作,不断提出规范细则并批判时俗之失。唐宋散文家以复古主义和实用主义为原则,建构了具有强烈自我规范意识的散文文体批评样态。它强调文体的功能应用或曰“社会性特征”,这是其“规范”的独特取径,区别于南宋以后的文章学和文体学。

论唐宋之际的贡奉

唐代中期出现具有赋税性质的进奉,贡奉之弊由此而生,这一现象反映了唐宋之际君臣关系及中央与地方关系。五代承唐末藩镇割据之余绪,尽管朝廷致力于藩镇州县化,但实际上地方与中央财政关系仍然遗留藩镇特征。以后梁时期“四镇”、魏博、镇、定来看五代财政中央集权路径:朱温据有“四镇”,易代后直接州县化,属易代型;魏博依附朱温,通过集权和武力手段州县化,为依附型;镇、定是以武力征服州县化的,属贡献型。以上州县化路径不同,大体反映出五代财政中央集权的基本情形。而五代藩镇州县化形成了上供和贡奉互济的中央财政模式,加强了中央集权,但同时也遗留下不同程度的藩镇性,这表明五代并没有解决唐末遗留的历史问题。宋初成功地革除贡奉之弊,走出唐末五代历史的“逆向”,重建中央集权,开辟了一个新的王朝时代。

场景与视角——《唐宋时期的村落与乡村治理研究》读后

乡村史研究是近年史学研究的热点,研究成果涉及历史上的农村、农民、农业的方方面面,佳作频出,对史学发展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谷更有、王文兵的新作《唐宋时期的村落与乡村治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就是这样一项颇具代表性的重要成果。该著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唐宋时期村落家乡的构建》,着重关注唐宋时期的家乡村落的形成及特征;中篇《宋代民间宗教在乡村的传播及其政府应对》,着重关注民间宗教对宋代乡村治理带来的新挑战.

唐宋时期古词语在山西阳城方言中的遗存

山西阳城历史悠久,方言中保留了一些唐宋时期的古词语。其中,有不少词语完全继承下来,没有发生变化;但也有一些词语词形、义位或语法义出现了一些变化。新词形的出现体现了汉语单音词发展为双音词的变化规律以及当地的民俗文化,义位的变化有义位增加以及词义的扩大、缩小、转移等现象,通常是词义引申的结果。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唐宋文学编年地图”的应用价值

“唐宋文学编年地图”按照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作品五个要素整合信息,以地图的形式直观呈现唐宋时期文学创作的时空关系。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有效运用这一平台,可以引导学生深入了解唐宋文人的行踪轨迹与文学创作的关联性,增强文学版图的空间印象,培养研读文学作品的编年系地意识;该平台凭借其权威全面的资料,能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提升他们举一反三的能力。不过,该平台对所有地点的创作资料只作简单的编年排列,并且缺乏阅读暂停功能的设计,这不利于用户快速定位所需信息。

数字文学地图在高校“唐诗宋词鉴赏” 课程教学中的应用——以“唐宋文学编年地图”为例

数字文学地图将文学作品的作者、作品与地理空间相融合,全景式呈现某个时代的文学整体面貌。在“唐诗宋词鉴赏”课程中运用数字文学地图可以提高教学信息化水平,有效发展学生的文学空间思维,提高学生诗词鉴赏水平。在此背景下,以“唐宋文学编年地图”为例,考察数字文学地图在高校“唐诗宋词鉴赏”课程中的应用,阐述数字文学地图在应用中的思考与启发,促进高校诗词鉴赏教学的发展。

唐宋时期五台山文殊道场中的龙神信仰——兼论唐宋中印文化交流

唐宋时期,作为文殊道场的五台山,龙神信仰十分兴盛。山中有大量有关龙的灵迹,龙的形象较为丰满,职能也较为强大。五台山文殊菩萨与龙神的关系既表现为镇压与被镇压之对抗性,又表现为代表与被代表之可调和性。二者之间的关系集中反映了唐宋时期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交融与互动。异质文化间的双向交流,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五台山区域文化。

唐宋诗词服饰翻译中的文化因素探析

唐宋诗词中的服饰描写涉及当时的服装材质、服饰工艺、服饰样式、图案纹样、配饰装饰及着装风俗,体现了唐宋时期的服饰风格和形态,折射了当时的服饰发展状况和服饰文化内涵,展现了唐宋时期特有的审美态度,是展现中国文化的典型符号之一。唐宋诗词服饰描写中蕴含着丰富文化内涵,能否对其进行准确翻译影响到服饰文化的有效国际传播,以及诗词意境、美感的等效传递。据此,该文从社会历史、纹样内涵及东方美学的维度探讨文化因素对唐宋诗词服饰翻译的影响,并试图为国际服饰文化交流和研究提供新媒体环境下的翻译建议及参考。

论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对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继承与发展

作为首部广泛流传的八大家选本,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自刊刻以来,对文人学者在唐宋文接受及唐宋文选本编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清初储欣就是其中之一。储欣编选《唐宋八大家类选》,在选篇、体例、思想上继承茅坤《文钞》。但因受明末清初意识形态、文体流变等因素的影响,承中又有变化,体现了文学观念、学术思想流变对古文选本的影响。

论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对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继承与发展

作为首部广泛流传的八大家选本,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自刊刻以来,对文人学者在唐宋文接受及唐宋文选本编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清初储欣就是其中之一。储欣编选《唐宋八大家类选》,在选篇、体例、思想上继承茅坤《文钞》。但因受明末清初意识形态、文体流变等因素的影响,承中又有变化,体现了文学观念、学术思想流变对古文选本的影响。

英法藏唐宋敦煌遗画地藏菩萨袈裟纹样研究

地藏信仰在汉地兴起后,其造像形式逐渐脱离印度佛教原典,并在唐宋时期进一步中原化。在该时期敦煌藏经洞出土的遗画中,绘有大量地藏菩萨图像,其所穿着的袈裟纹样丰富,色彩绮丽,极具研究价值。本文针对目前刊录的英法藏唐宋时期敦煌遗画,以穿着绘有袈裟纹样的地藏菩萨为研究对象,对其内层袈裟、外层袈裟所绘袈裟纹样进行梳理,分为两类:袈裟沿用的常见纹样,如贴金菱形纹、同心圆联珠纹、团花纹;袈裟专属纹样,如云水纹与线迹纹。同时,对比同时期敦煌石窟中佛陀、弟子及地藏像所穿着袈裟的纹样,结合传世袈裟实物与出土的唐宋时期纺织品,从纹样内容、布局、工艺、色彩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纹样分布及变化规律,可以一窥唐宋时期地藏信仰流变对其袈裟纹样的影响,并形成互证。

威灵与恶力:唐宋精怪世界中红赤系色彩的文化意象考论

红赤系色彩是唐宋志怪文学中刻画精怪形象的重要手段。文化象征源于火焰的红赤系色彩与鲜血的文化意象相叠加,衍生出两元文化象征:一方面红赤色成为唐宋精怪世界中位高而权重、辟邪与降福的威灵象征;另一方面红赤色在唐宋精怪世界中也具有灾异与不祥、邪祟与厄运的恶力象征。这种两元文化象征属性,使红赤色精怪成为唐宋志怪文学中的重要主体。

从引《诗》看唐宋《诗》学的转型——以两《唐书》与《宋史》为例

作为唐宋儒学转型的重要一环,唐宋《诗》学转型之内在理路与真实面貌可由正史引《诗》得以彰显。在文本层面上,两《唐书》与《宋史》引《诗》对汉代以来的引《诗》规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破与理论批判,彰显了经学式微背景下经典权威性的动摇。在取义层面上,两《唐书》引《诗》与新《春秋》学相结合,在日常运用与学术研究两个向度上体现了唐代《诗》学对春秋《诗》学的复归,并与“诗史”观念的产生相联系,显示了唐代《诗》学从注重礼乐教化的外学逐步转向探索儒家精义的内学。在此基础上,宋人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取“圣人之意”作为统贯群经之本源,并在具体的《诗》学方法层面将春秋用《诗》之法与孔、孟《诗》学相结合,昭示了宋代《诗》学子学化承传与确立的轨迹。

唐宋散茶研究

散茶是作为末茶原料的蒸青绿茶,对应于唐团宋饼的固形茶而得名。通过梳理唐宋文献发现,散茶在唐代开始受到关注,五代已经出现散茶的名茶,到宋代成为独立的茶叶种类且迅速发展,与蜡茶分庭抗礼。散茶产地广泛分布在长江流域,各地散茶的品第不统一,市场上的散茶多达109个等级,每两个等级之间的平均差价最低不到1钱。通过对散茶的名茶个案研究发现其生产规模都很小。从日本碾茶的生产工艺可以了解宋代散茶的基本加工方法,由此正本清源,梳理从唐宋散茶到日本碾茶的发展过程。

论唐宋文人的庾岭书写及意象承续

大庾岭是唐宋两代文人抵达岭南的必经之地。行经大庾岭,是文人仕途失意的表现。唐宋文人在度越大庾岭时,其心态已有显著变化,形之于诗歌,其庾岭书写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诗歌主题方面,唐代文人倾向于大庾岭处以诗纪行及赠别,并于诗歌表现苦痛与归思。与唐代文人的庾岭书写相比照,宋代文人在行经大庾岭之时,悲戚之感已较唐代为轻,其以理性思维观照万物,其胸襟与气度较为开阔,与唐人心态相比更为豁达乐观,其中以苏轼尤为典型代表。具体表现在庾岭诗歌书写中,则是以禅语、禅意入诗较为常见。在意象运用方面,唐以后文人的庾岭诗歌书写当中常以张九龄之开路事迹入诗,表现出递相沿袭的特征。

中华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研究——以唐宋文化的传播为例

谈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开唐宋文化的内容。灿烂而辉煌的唐宋文化不仅在我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在世界文化的发展进程中留下了自己的身影。唐宋文化的对外远播树立了中华民族在世界范围内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早期交流,促进了各自文化的良好发展。当代中国正值文化对外传播的迫切时期,总结宝贵的历史经验无疑会对当代中国找到更好的对外文化传播方式,以及显著提升自身文化软实力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