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唐宋大曲考》的学术史意义

王国维的《唐宋大曲考》是大曲研究领域的拓荒之作,首次针对大曲进行文献勾稽与曲牌整理,为后世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然而受西方音乐观念影响,王国维基于大曲结构严谨有定的认识,为大曲的各段、各遍排出了大致的次序,初步提出了一般性的结构体制与表演规制。但唐宋大曲原本编演灵活、结构松散,并无不可移易的定规。而百年来的大曲研究在进一步考察大曲结构时,却多以《唐宋大曲考》为圭臬,且日益偏离文献实证与文化传统,产生了受概念支配的"推想"与"空谈"倾向。

唐宋大曲音乐与昆曲曲牌源流关系考论

隋唐时的音乐本身就是多种音乐形式继承与融合的结果,而考察昆曲曲牌源流也可体现出其本身为多源共生的结果。隋唐统治者重视功成作乐和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为文学、音乐艺术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启发了曲牌的进一步转变与发展。总体来说,唐宋大曲向昆曲曲牌转化的过程提供了以下几条思路:其一是规范的乐籍制度,其二是开放包容的音乐理念,其三是注重音乐结构的灵活性和创新性。昆曲曲牌可以自由穿梭于不同的演唱方式中,体现了其词乐关系的极大张力。

大弦戏:奏响唐宋音韵

大弦戏是一个古老而稀有的多声腔剧种,它以河南开封、濮阳为中心,流行于河南省东北部、河北省南部、山东省西南部一带。大弦戏源于唐宫廷“御戏”,以唐宋大曲为主流唱腔曲牌,为显示其皇家御戏的规格与尊贵,冠以“大”字,以别于其他剧种,故称“大弦戏”。大弦戏又名“弦戏”“弦子戏”,因为有谚云:“三弦不动笙不鼓,呼呼笙响锡笛吐。”三弦领先,继之笙笛。“拨棱”“呼隆”“得拉”三声(指三弦、笙、锡笛三乐器模仿音),艺人称为“三滴水”。每曲必以三弦领头,先声夺人。

浅析当代中国乐舞的多元化发展——评《影响世界的中国乐舞》

中国乐舞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20世纪初期,受到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以及西方思想文化的不断渗入,我国学界对中国舞蹈史进行了多层次的研究。其中,《宋元戏曲史》《唐宋大曲考》《中国音乐史》等著作对中国古乐舞展开了分析和研究,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古代舞蹈史》的正式问世,拉开了中国舞史研究的大幕。

浅谈潮州二四谱所体现的文化内涵

潮州二四谱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古乐谱。本文从二四谱源流、用二四谱记谱的潮州弦诗乐对唐宋大曲的传承以及二四谱所体现的转调手法三方面入手,探讨其文化内涵。

宋元戏文与代言体大曲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

大曲是唐宋时期出现的一种融合歌、舞、乐等方式成套表演的新型音乐组曲样式。杨荫浏认为大曲由比较专门化的纯粹乐舞过渡到配合了故事而形成比较大众化的代言体乐剧,始于宋杂剧。因此,如果说宋杂剧是大曲以代言体形态发展演变的第一个阶段,那么宋元戏文中的曲破则可认作是大曲以代言体形态发展演变的第二个阶段。在此阶段,胡忌师认为"《张协状元》南戏中使用的【菊花新】四段是该曲破在戏曲中适用的变体",元代戏文则以《蔡伯喈》《赛金莲》《董秀英》为代表,较为稳定地使用大曲【入破】七段的编组结构成套。明代传奇可认作是代言体大曲发展演变的第三个阶段。以晚明《六十种曲》为主要考察对象,可获得代言体曲破大多用于复套折之中,数量极少、只得4例,表现更多的是摘片单用的现象,出现由2~4曲组套的曲破新式等四个基本认识。

王国维的戏曲审美思想

王国维(1877—1927)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他学贯中西,一生著述颇富。仅在五年的时间内,就先后撰成了《曲录》、《戏曲考原》、《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曲余谈》、《古剧脚色考》、《宋元戏曲考》(又称《宋元戏曲史》)等著作,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从《白鹤舞》到《白纻舞》——吴舞探索

人们在阐述古舞的渊源和流变吋,总会有难以言传的曲折和神祕之感。这也许是因为,舞蹈造型的本身就是一种最深刻、最典型的文化发现。所以,如今探索吴地古舞《白鹤舞》、《白舞》之类,就应该以文化的眼光,对之进行新的审视和认识。尤其是始于东吴、盛于六朝的著名吴舞——《白舞》,它形式优美。

众里寻他千百度——略论王国维戏曲研究历程

1913年1、2月间,刚刚度入三十七岁的王国维完成了他的戏曲史研究总结性著作《宋元戏曲史》。他从书桌边站起来,呵了呵有些发僵的手,踱了几步,然后又坐下来,踌躇满志地写下了如下几句话:'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