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景与视角——《唐宋时期的村落与乡村治理研究》读后

乡村史研究是近年史学研究的热点,研究成果涉及历史上的农村、农民、农业的方方面面,佳作频出,对史学发展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谷更有、王文兵的新作《唐宋时期的村落与乡村治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就是这样一项颇具代表性的重要成果。该著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唐宋时期村落家乡的构建》,着重关注唐宋时期的家乡村落的形成及特征;中篇《宋代民间宗教在乡村的传播及其政府应对》,着重关注民间宗教对宋代乡村治理带来的新挑战.

唐宋时期古词语在山西阳城方言中的遗存

山西阳城历史悠久,方言中保留了一些唐宋时期的古词语。其中,有不少词语完全继承下来,没有发生变化;但也有一些词语词形、义位或语法义出现了一些变化。新词形的出现体现了汉语单音词发展为双音词的变化规律以及当地的民俗文化,义位的变化有义位增加以及词义的扩大、缩小、转移等现象,通常是词义引申的结果。

唐宋时期五台山文殊道场中的龙神信仰——兼论唐宋中印文化交流

唐宋时期,作为文殊道场的五台山,龙神信仰十分兴盛。山中有大量有关龙的灵迹,龙的形象较为丰满,职能也较为强大。五台山文殊菩萨与龙神的关系既表现为镇压与被镇压之对抗性,又表现为代表与被代表之可调和性。二者之间的关系集中反映了唐宋时期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交融与互动。异质文化间的双向交流,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五台山区域文化。

唐宋时期佛塔地宫悬镜初探

佛塔地宫悬镜主要流行于唐宋时期,多见于横穴式地宫中。文章通过对已有资料的系统梳理与研究,认为地宫悬镜可分为顶镜、顶镜与壁镜组合两种类型,以顶镜为主;悬镜很可能是借用铜镜或“古镜”传统的驱魔辟邪功能,意在强调对地宫内舍利的镇护,这一点与当时舍利瘗埋的世俗化、末法思想的流行密切相关;地宫悬镜与墓葬悬镜关系密切,悬镜并非是某一种宗教信仰的独特内容,而是传统丧葬和辟邪观念的进一步发展。

唐宋时期的韩非学研究

唐宋时期的韩非学,其“形式”以“评论”为主,虽然唐代学者的评论文字留存不多,但两宋学者的评论文字留存却很多。在政治层面,唐代官方并不提倡韩非之学,宋代官方对韩非的态度较为模糊,但是两宋学者评论韩非受王安石变法与宋代党争影响,大有影射王安石之意,后来直接将王安石与申韩一起并入异端邪说名录。在价值取向层面,儒家本位意识突出,特别是儒家道统观念流行以后,“门户之见”成为评判韩非的前提预设。在主要命题层面,除去沿袭《史记》对韩非生平事迹、学术宗旨的评价外,基本是在评论历代政治得失、历史人物功过是非时,附带提及韩非,将其作为评判历史问题的负面价值评判标尺。

唐宋时期的散茶法及相关问题探讨

中国6000多年的茶叶利用史经历了药用、食用、饮用三个历史阶段。“以茶为饮”的饮茶法主要是末茶法和散茶法。其中,末茶法盛行于唐宋时期,散茶法盛行于明清至今。其实,唐宋时期的散茶法也有较大发展,并于南宋末至元代逐步取代末茶法,将中国的茶饮文化引向散泡茶发展阶段。以往学界多聚焦明清时期成熟的散茶法,较少关注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唐宋时期的散茶法。文章通过对唐宋时期散茶产地与名品、制作与沏茶法、贮藏方式等的梳理,以期探讨唐宋时期散茶法的文化面貌和发展特征。

博戏:唐宋时期文人的娱乐生活探析

唐宋时期,文人的娱乐生活更加丰富,其中包括对博戏的参与。在生活中,文人参与博戏通常会附加各种类型的彩头达到增加趣味性的目的。骰子作为典型的博具,成为了文人宴饮生活中至关重要的角色。文人参与博戏对其文学创作、博戏的改造都产生一定影响;而过分沉溺于其中所伴随而来的消极影响亦无可避免,部分文人也针对不良现象做出抨击来达到教化作用。

唐宋时期花馍艺术探赜

唐宋时期,花馍艺术进入历史发展的繁荣昌盛阶段,但因唐宋两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经济发展状况、社会制度、政治格局、时代风尚、审美趣味等方面的不同,花馍的造型种类、艺术特征、民俗价值和精神内涵等方面各具鲜明的时代特色。由唐到宋的花馍风格的嬗变集中呈现在:由贵族化转向平民化,由重形式的精美转向重内涵的深厚,由色彩之美转向种类之丰。

唐宋时期牡丹栽培与文化变迁

唐宋时期是观赏牡丹习俗和中国牡丹文化形成的关键阶段,对后世具有重要影响。唐代以前,牡丹作为一种药物而非观赏植物,尚未实现大规模人工栽培。唐代,由于上层贵族的引领,社会上兴起了观赏牡丹的风潮,唐人初步掌握了较为可靠的栽培技术,以长安地区为中心,形成牡丹栽培产业。中唐以后,牡丹逐渐出现在美术作品中。宋代,洛阳地区形成了完善的牡丹栽培产业链,牡丹栽培技术进一步成熟完善。同时,牡丹也完成了意象化,被赋予富贵寓意,作为一种纹饰广泛出现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类场景之中。牡丹的流行是宋代以后社会走向世俗化与平民化的表现。

唐宋时期江西地区渔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唐宋时期,江西地区河流湖泊众多,鱼虾资源充沛,种类繁多,特色鲜明,为渔业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先天条件。在国家法令的保障和地方官员的勤政下,随着渔法、渔具的改进和人工养鱼业的发展,这一时期江西专业渔民人数众多。在土产鱼品、日常食用和药用价值的多重因素作用下,鱼产品的加工和经营逐渐成为江西地区重要的经济行当,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唐宋时期村民社会身份的变化——兼论此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及其影响

众所周知,主要社会矛盾是影响社会变迁最主要的因素。以往学界对中国传统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常局限于阶级或阶层矛盾的范畴。黎虎先生从权力和人力掌控的视角倡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认为中国古代史先后经历了“无君群聚”社会(太古至夏以前)、“王权众庶”社会(夏商西周至战国时期)和“皇权吏民”社会(秦至清)三个时代的新的分期法((1)),是近年来史学界关于中国社会分期问题的一个新概念,值得重视。秦至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以皇权专制为政治特征的帝制社会时期。

唐宋时期赣闽粤边区道教文化的传播

唐宋时期是赣闽粤边区道教文化发展与传播的重要时期。通过道教人士的传教活动、地方官府的助教活动以及道教文学作品的传颂等途径,道教文化在赣闽粤边区的传播和发展十分迅速。不仅推动了道教在赣闽粤边区的发展,同时加强了官府对该地区的管理,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当地民众的民俗文化生活。

唐宋时期中医古籍文献对不寐中医药治疗经验的整理研究

目的基于唐宋时期中医古籍文献对不寐中医药治疗经验的整理研究。方法以《中华医典》(第五版)收录的唐宋时期古籍为依托,采用数据挖掘方法,探索唐宋时期不寐治疗组方用药的经验。结果治疗不寐使用最多的药物依次为人参、酸枣仁、肉桂、茯苓、麦冬、茯神、黄芪、川芎、黄芩;常用药物类别为补虚药、清热药、安神药;用药性味以甘平温、苦寒为主;药物归经以入心经药最多,其次为入脾经、肺经、肝经;出现次数较多的核心药物有甘草、人参、肉桂、酸枣仁、麦冬、茯苓、茯神、黄芪8味;通过综合分析得到13个核心药对组合。结论唐宋时期辨证治疗不寐主要以补虚、清热、安神为主;从唐宋时期用药上来看,体现了“治病必求于本”的原则,治不寐之本在于安神;常用药对以人参为中心,天王补心丹、酸枣仁汤、养心汤三个著名安神方剂都包括药对中的药物,为临床用药选择提供了依据。

唐宋时期江南茶俗文化基因解读

江南茶俗文化是江南茶事活动与江南地域文化结合的产物,它不仅承载着江南独特的文化底蕴,也凸显了江南茶艺美学的青、雅、逸。文章通过梳理唐宋时期以茶为关联介质的文化遗产,识别江南茶俗文化基因,探究唐宋江南地区的茶道精神、茶文化现象和茶艺美学,可以挖掘江南茶俗文化在唐宋时期的传承状况,对当代江南茶文化品牌文化基因的塑造和江南茶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英法藏唐宋敦煌遗画地藏菩萨袈裟纹样研究

地藏信仰在汉地兴起后,其造像形式逐渐脱离印度佛教原典,并在唐宋时期进一步中原化。在该时期敦煌藏经洞出土的遗画中,绘有大量地藏菩萨图像,其所穿着的袈裟纹样丰富,色彩绮丽,极具研究价值。本文针对目前刊录的英法藏唐宋时期敦煌遗画,以穿着绘有袈裟纹样的地藏菩萨为研究对象,对其内层袈裟、外层袈裟所绘袈裟纹样进行梳理,分为两类:袈裟沿用的常见纹样,如贴金菱形纹、同心圆联珠纹、团花纹;袈裟专属纹样,如云水纹与线迹纹。同时,对比同时期敦煌石窟中佛陀、弟子及地藏像所穿着袈裟的纹样,结合传世袈裟实物与出土的唐宋时期纺织品,从纹样内容、布局、工艺、色彩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纹样分布及变化规律,可以一窥唐宋时期地藏信仰流变对其袈裟纹样的影响,并形成互证。

唐宋散茶研究

散茶是作为末茶原料的蒸青绿茶,对应于唐团宋饼的固形茶而得名。通过梳理唐宋文献发现,散茶在唐代开始受到关注,五代已经出现散茶的名茶,到宋代成为独立的茶叶种类且迅速发展,与蜡茶分庭抗礼。散茶产地广泛分布在长江流域,各地散茶的品第不统一,市场上的散茶多达109个等级,每两个等级之间的平均差价最低不到1钱。通过对散茶的名茶个案研究发现其生产规模都很小。从日本碾茶的生产工艺可以了解宋代散茶的基本加工方法,由此正本清源,梳理从唐宋散茶到日本碾茶的发展过程。

从“聚焦”到“延展”——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的多维研究与反思

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是西南边疆民族关系的历时性呈现,也是中国古代民族历史的区域性场景,在西南民族从“多元共存”到“渐趋一体”的发展进程中,其上承魏晋之分散格局,下启元明之合流动势,起到由表及里的“分化—整合”再到“重组—融合”的关键性过渡作用,受到学界的关注,亦不乏专门性质的学术研论。在族群关系活跃与政权博弈频发的唐宋西南边疆,民族之间持续进行的“交往交流交融”,成为民族关系研究的“一元内核”;“唐宋时期”与“西南边疆”则共同构成研究的“时空双重维度”;其中呈现出政治、经济与文化之“三层结构”,是西南民族多样的社会图景与历史关系的具体面向。在从“聚焦”到“延展”的渐进视角中爬梳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研究的相关成果,既有益于廓清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史的发展理路,也可为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发展的内在机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路径提供坚实的学理基础。

唐宋时期王羲之书帖在习字教育中的运用

敦煌吐鲁番等文献中《千字文》《尚想黄绮帖》《兰亭序》写本的大量留存,是唐代重视王羲之书法以及习字教育兴盛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原文化西渐的体现。这三种书帖的习字常常出现在同一写本中,说明三者的学习时间相近,可能构成了习字教材的组合,反映了当时的习字教育制度。三者的习字步骤相同,都是先顺朱,再临帖。不过通过三者的性质及写本的书写情况,可知《千字文》的学习时间在前,《尚想黄绮帖》《兰亭序》依次后之。

唐宋时期敦煌社会的宗教消费观研究

唐宋时期敦煌社会的宗教氛围浓厚,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及本土道教盛行,社会民众的宗教消费是其消费活动的重要部分。依据敦煌遗书及石窟资料,可以看出唐宋时期敦煌社会宗教消费观兼具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强烈的世俗需求双重特征,其内在地整合了宗教与政治、经济、艺术的统一协调发展,而不同于中原地区宗教消费给社会带来的弊端。唐宋时期敦煌社会的宗教消费观研究,有助于古代敦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乃至军事领域的深入研究,亦助于拓展中国古代宗教社会史研究领域的维度。

唐宋时期成都人居生态文化探析

唐宋时的成都生态特色明显,蕴含的生态文化值得探析。以文学文献为据,得出当时的人居环境有亲水、热衷于花木、朴质自然三方面特点。人居环境的优良离不开生态文化对古人的影响。深入探析生态特点背后的生态文化,形成了秾艳自然的审美趣味、和谐的生活美学。与此同时,鲜明特色的人居环境又进一步强化和影响生态文化。因此两者相辅相成,互相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