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末”与“文明”: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对陈邦瞻的“回避”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对中国古代纪事本末体史书极为推崇,但作为唐宋变革论的提出者,在其所著的《中国史学史》这部书中并没有涉及《宋史纪事本末》一书,也没有涉及该书的作者明人陈邦瞻及其“宇宙之变”说。这一现象如果不是由于内藤湖南对中国古籍阅读的欠缺,那么难道是出于主观上的“回避”?为探究内藤湖南“回避”的可能原因,按照史书体例与历史认识关联的这一逻辑,通过对陈邦瞻“本末”叙事和内藤湖南“文明”叙事的不同的史学书写及其认识差异的比较、分析,内藤湖南的“回避”不仅有史家叙事逻辑的“代沟”,也有认识上价值判断的迥异。

走出“唐宋变革论”的误区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士族"不是"贵族"。中国古代确实经历过贵族政治与君主独裁两个阶段,但不是从六朝至隋唐五代以前是贵族政治,宋以后是君主独裁;而是春秋战国以前是贵族政治,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的秦汉至宋元明清都是君主独裁。唐律令非常明确地承认唐代百姓田的私有性质。《唐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表面上虽有一些土地国有色彩,实际上不改秦汉以来土地私有的现实。隋唐五代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大量租佃契约和唐代西州堰别青苗簿等都充分证明在两税法成立、《唐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名实俱亡以前,租佃制已在除农民自耕外的各种农业生产方式中占主导地位,契约租佃制十分发达。这证明我国隋唐时期农业劳动者既不是"奴隶佃农",也不是"部曲农奴",而是法律身份自由的"良人"。内藤湖南等笔下的隋唐五代,不是我国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隋唐五代。其所论率多削我国隋唐五代历史之足,以适欧洲中世纪之履。其基本结论、主要观点,乃至其所持的所谓论据都是错误的。现在亟应走出内藤湖南等"唐宋变革论"误区,还历史真面目。

“唐宋变革说”三题——值此说创立一百周年而作

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的创立,实为明治四十二年(1909),距今正好一个世纪。这一学术命题迄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则在于它的独创性和开放性,为后来者的的继承、发展或证伪、立异都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在礼仪、典章制度方面,宋多承唐制,并以汉唐故事为典范,而就思想文化而言,唐宋间的变革是划时代的,宋人亦有充分的时代自觉。宋人在解读前此时代而首先是唐代的文化时,往往出现误读、误解甚至改写,这是由于解读者自觉不自觉地依据所处时代的价值尺度,并夹杂着自己的希望和想像,来评价其解读对象所致,是对前代文化的一种改造性接受。

唐宋变革视野中文学艺术的转型

"唐宋变革论"作为一种理论参照系,将文学艺术的转型置于唐宋变革的历史场景中作总体性审视,真切地勾画出这一转型从萌蘖到勃发的历时性演变,并深刻揭示这种演变的社会性动因。这一新视野有助于结合文学艺术的固有特点,从体裁形式、受众对象、传播形态、核心精神、题材内容等层面,全面探讨唐宋变革为文学艺术的转型所带来的新形式、新内容、新元素与新理念,进而深入思考这一转型的过程性、迟滞性、差异性及其对周边政权的辐射性。

宋代学校教育的时代特征——着眼于唐宋变革与会通的观察

宋代学校教育的时代特征是什么?是"由官学到书院",还是"广开来学之路",后者只怕较妥。国子学太学化以及书院的隆盛、私学的发达,均是其证明。宋代中央官学体制回归汉代太学单轨制,既是唐宋变革又是汉宋相似的实例。此外例证还多,诸如"不辨士与庶族"、"布衣卿相"格局之类。汉宋社会何以相似,深层原因在于土地所有权的两次"下放"。然而,宋代毕竟不是汉代的简单复制,而是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所谓"宋元逆转",大体也是如此。

朱子学·理学:唐宋变革与明清实践

理学的形成可以说是宋代最为重要的历史特征之一,然而到了近现代,理学竟然成为最为人们诟病的文化传统。从学术的层面来思考,人们往往把宋代理学的研究引入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因为随着近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引进,理学的研究被划入哲学研究的专业范围,而历史学的研究,又往往被断代史的分割而无端阻隔。从完整的意义上说,宋代理学应该包含道德倡导与社会构建的两个部分的内容体系。经过元明清历朝政府的改造与制度化实践,宋代理学中所拥有的社会批判精神逐渐消失,作为皇权政治的附庸文化角色则得到空前的加强。而宋代理学中的关于基层社会管理与民间礼仪的部分,较少受到政府制度化的影响,因而得到了比较良好的实践与传承。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不能对于宋代理学所提倡的具有社会和谐意义的家族制度等视而不见和全盘否定。

唐宋变革:齐民地主经济与齐民社会的兴起

商品经济发展是唐宋变革的根本原因,齐民社会兴起是唐宋变革的基本结果。商品经济发展的最基本要求是主体的平等。唐宋变革通过"编户齐民"制度的转化,实现了社会的"等齐化",相应地推进了契约普遍化和社会流动性,从而使中国传统社会进入齐民社会阶段。齐民地主作为齐民社会的主导阶级,代表了当时的先进生产力,他们通过官僚制度、胥吏制度和家族制度实行对社会的统治。齐民地主与农民是齐民社会的基本阶级,齐民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是齐民社会的基本矛盾。正是这种矛盾,促进齐民社会的经济发展并导致矛盾转化和社会衰落。

“唐宋变革论”的历史视野、文化中心史观及其范式意义

有关唐宋历史有别的散论代不乏人,但是内藤湖南却能另立新说,提出深具理论性的"唐宋变革论"。无论是有关唐宋历史变革所涉及的历史分期等唐宋历史差异的内容方面,还是有关中国历史的内部视角研究方法方面,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都对世界范围内中国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成为唐宋历史研究新的范式。分疏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的"历史视野""文化中心史观"及其"范式意义",通过批判性的理解与反思中国"前近代"走向"近代"的历史叙事,进而追溯中国现代思想曲折展开的历程,重新省思中国现代性。

“唐宋变革”前后的江南角色与元明江南嬗变

近10年,关于中近古社会的＂唐宋变革论＂备受国内学者的青睐重视。美国等西方学者又有所谓＂宋元明过渡说＂。笔者拟从＂唐宋变革＂前后江南能动角色、元明江南农商经济嬗变及北方民族南下背景等层面,试做新的探索。

体系意识:以唐宋变革与南宋认知为例

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无论是地域格局、政治态势、社会结构，还是文学艺术、经学思想等诸方面所发生的迥然变异，令后世举目、今人寻味，也引起海内外中国史学者持续而广泛的关注与探讨。从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假说到欧美学者的两宋之际变革说、宋代经济革命说，再到近年来的宋元变革论、唐宋会通论、中国本土学者的唐宋变革认识论等，以唐宋变革为主题的学术讨论始终未曾落下帷幕。正是在这样诸说纷纭、各为己见的境况下，史学研究者更应以贯通、融会的历史大局观来探究唐宋之际发生的社会变迁，以客观、求实的研究态度剖析唐宋变革学说在国内外的不同学术发展路径。以下几位先生正是秉承着理性、求是、本真、严谨的史学态度对唐宋变革乃至更早并与之相关的魏晋隋唐的变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意见，以期进一步阐释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论的认知、客观呈现唐宋历史的真实面相。

从贞元士人财富观的变化看唐宋变革

唐宋文化的差异是中外学者的共识,但学界尚未对变革发生的大致时段和差异的具体表现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分析认为,唐宋变革在贞元时期比较明显。此期文人的创作透露出了诸多变革气息:1、义利不再是截然对立的两种价值;2、官商界限不再分明,新型的士商关系出现;3、写作成为重要的谋生手段等。这些现象均说明在贞元时期,"士"的构成、价值观念以及人生追求均与之前有比较大的差异而与宋代有许多相似。由此推论,唐宋变革在唐德宗贞元时期表现得比较突出。

从“唐宋变革”到“宋元近世”——论宋代文艺思想的转型特征及其典范性与近世性

宋词、宋诗、宋画、宋体、宋版、宋瓷、宋锦、唐宋大曲、宋金杂剧、宋元戏曲、宋元话本、宋代园林、宋代金石、唐宋传奇、唐宋八大家、宋明理学等几乎所有文艺门类都在宋代发生了深刻转型,达到极高水平并确立了宋代特有的文艺范式。古典文艺在宋代取得了集成性、总结性成就,以至后来的主流文艺只能别开生面。作为“唐宋变革”与“宋元近世”的交集,宋代文艺又具有日常性、集体化与综合性等特征,对后世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塑造了近世文艺的基本形态和精神品格。宋代文艺思想的转型特征及其典范性与近世性,使其在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成为东亚乃至世界古典文艺思想史上一个极具辨识度和影响力的文化坐标。

长时段视阈下的唐宋变革——从隋代对唐宋的直接影响说起

在对我国传统社会的学术研究中,唐宋变革无疑是一个自20世纪前期至今方兴未艾的话题之一,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1笔者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唐宋变革论”作了一些肤浅思考,荒谬之处,欢迎方家批评指正。

从公平优先到效率优先:“不抑兼并”与唐宋变革

在土地制度方面,宋代一反汉唐时期对土地买易、转移的种种干预和限制的传统职能,实行“不抑兼并”政策,并随之成为宋元明清阶段处理土地问题的主要准则。本文认为,“不抑兼并”政策具有广泛的经济内涵,它标志着传统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公平优先转为效率优先。

基于唐宋变革论的音乐思想史研究反思

唐宋变革理论在史学界自提出至今发展百余年,逐渐成为学术研究中的热点话题,基本构成了唐宋史学研究中独特的研究视域和范式。唐宋之际朝代的政权更替并不代表思想和文化的更迭与断裂,文化史及思想史的血脉仍存在一定的延续性和拓展性。史学界和文学界公认的"中唐转型说"与音乐思想史的发展轨道并不平行,音乐思想史层面的变革早在初唐就已萌生。唐宋变革期的音乐思想转型是多层次多面向的,"唐宋变革论"在音乐思想史的理论研究也有待深入和拓展。笔者就"唐宋变革论"在音乐思想史领域的探讨提出拙见,恳请方家指正。

唐宋变革论体系的演化

自近代以来,由日本学者构筑的唐宋变革论体系,伴随时代的发展与新的知识资源的扩充,呈现出不断发展变化的趋势。本文旨在揭示这一演化的历史过程,尝试着分析这一过程变动发展的原因,并由此作出区别于以往的评价。

“唐宋变革”下的青海交通格局演变

20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了“唐宋变革论”，而后尽管中国史学界对所谓的“唐宋变革”给予过各自不同的理解，但大都认为唐宋时期，存在着普遍的、巨大的转折或变化，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几乎所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然而，内藤湖南等人在提出这一概念时，并没有给定“唐宋变革”的空间尺度，所谓“唐宋变革”的论调，

唐宋变革视域下的吴越国杭州城考

唐末五代是杭州城城市发展的重要阶段,历经吴越国王钱镠三次大规模扩建,其一跃成为东南地区重要的城市。从都城布局形式上看,吴越国杭州城采取了近似于北宋东京城的嵌套式三重城制,这与唐长安城外郭城、皇城、宫城的不完整相套式布局不同,为南宋临安城宫城、外城的定型打下基础。处于唐宋变革期的吴越国杭州城的布局情况,为我们解读“中世纪都城”布局模式向“近世都城”布局模式的转变提供了方向。

构建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理论体系——林文勋《唐宋社会变革论纲》评介

唐宋变革论深刻影响并推进了20世纪的唐宋史研究。关于唐宋变革的原因,学者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多个角度进行了阐述。林文勋先生则突出了商品经济的作用,他将商品经济上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了唐宋社会的大变革,并提出了富民社会这一学术概念,将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变迁阶段总结为从上古三代的"部族社会"发展为汉唐的"豪民社会",再演变为唐宋元明清的"富民社会",并最终向着"市民社会"发展。

在文史之间寻绎文学观念的转型意义——读田恩铭《唐宋变革视域下的中唐文学家传记研究》

田恩铭博士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的《唐宋变革视域下的中唐文学家传记研究》,有著名学者霍松林先生为之作的序。这是近些年来立足＂唐宋变革论＂视域下研究唐宋文学观念转型不可多得的一部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