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蓄蕴藉之美的发现:现代诗人的唐宋诗词观

与初期白话诗派相反,象征派与新月派既有深厚的中国古典诗歌修养,又对西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诗学有着较深的研究。他们之所以接受西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诗学观念和审美趣味,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对中国传统诗歌的阅读与修养所形成的审美心理结构。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象征诗派,倾向于象征诗风,但却同时受到浪漫主义诗歌的浸染;而此期的新月诗派则醉心于浪漫主义诗歌,但也深受象征主义的影响,因此,他们是最早对胡适的诗学观念表示不满的诗人。他们往往能够站在"诗之所以为诗"的审美立场来观照唐宋诗词,发现"含蓄蕴藉"之美才是唐宋诗词之最可取之处。

初期白话诗派的唐宋诗词观对新诗理论之影响

胡适所主张的"作诗如说话"实为宋诗派所秉持的"以文为诗"观念在诗歌领域的现代性转化。初期白话诗派的这一唐宋诗词观念,不仅是其阅读与评价唐宋诗词的审美基点与理论基础,而且直接影响并制约了其对唐宋诗词现代性的发掘与诗史观念。在胡适看来,唐宋诗词之文本结构与审美形态:一种是致力于语词涵义的明晰性、准确性,句子篇章有逻辑性与思辨性;另一种是有意模糊语词的内涵和外延,造句自由而随意,没有固定的规则,句间关系以并列为主。二者之中,胡适更倾向于前者。胡适的唐宋诗词观念,经其弟子俞平伯及诗词名家胡云翼进一步发扬。唐宋诗词观是其新诗理论建构之重要思想艺术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