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选唐宋诗醇》与清代的杜诗接受

《御选唐宋诗醇》体现出强烈的“崇杜”倾向,杜诗不仅入选数量为六家之最,更是成为衡量其他五家诗歌的标准。究其原因,固然与杜诗的崇高地位有关,也是此书深受乾隆以“忠孝”论诗观念的影响所致。随着《诗醇》的广泛传播,尤其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科举考试重新加入试律诗以后,它几乎成为各种考试场合的“考试大纲”,杜诗亦因之出现了社会性的接受趋势。主要表现为:一、乡试诗题得句出自杜诗者高居历科之最。二、《诗醇》成为上至翰林院、下至府州县学的必备书目。士子们在考场上和日常备考过程中都在不停地模拟、敷演杜诗,使得清代中后期的杜诗接受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御选唐宋诗醇》对白居易诗歌“诗史”价值的重新审视

作为受清高宗敕令编修的大型唐宋诗歌选集,《御选唐宋诗醇》一反清初盛行的贬白风气,予以白居易诗歌极高的评价。选评者不仅通过强调白诗的史笔之实和立意之正,首次将白诗纳入“诗史”的评价传统,更是给予白诗上承魏晋盛唐、下启苏陆的诗史定位,首倡白居易为唐诗第三家。虽然就质量而言,《御选唐宋诗醇》评语良莠混杂,部分有生搬硬套、言过其实之嫌;但其对于白诗所作出的许多结论性评价,以及评析中所采用的诸多新视角新方法,在其后的诗坛中均得到了广泛回应并影响至今。可以说,作为链接清初持“神韵”说者大肆贬白与中晚持“性灵”说者不吝褒白两阶段之间的关键选本,《御选唐宋诗醇》在清代白诗接受史上有着态度转折之关捩作用。

论《御选唐宋诗醇》的编撰及其对韩愈诗典范性的重构价值

《御选唐宋诗醇》是清中叶乾隆皇帝钦定的一部唐宋诗歌选本,其编撰的目的是巩固王朝的统治,同时也是为了调和当时清朝诗坛的“唐宋诗之争”,其宗唐兼宋的编撰原则及其评点体现了乾隆皇帝的诗学观。此书的编撰对清王朝的统治以及清代诗坛的宗尚风向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有助于解决清中期政治及文化上的问题。因此书带有“御选”的特殊性,所以对所选诗人诗歌的经典性塑造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推动了“诗被文掩”的韩愈诗歌典范性的重新建构。

论《御选唐宋诗醇》的编撰及其对韩诗典范性的重构价值

《御选唐宋诗醇》是清中叶乾隆皇帝钦定的一部唐宋诗歌选本,其编撰的根本原因是巩固王朝的统治,同时也是调和当时清朝诗坛的“唐宋诗之争”,其宗唐兼宋的编撰原则及其评点体现了乾隆皇帝的诗学观。此书的编撰对清王朝的统治以及清代诗坛的宗尚风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解决了清中期政治及文化上的问题。因此书带有“御选”的特殊性,所以对所选诗人诗歌的经典性塑造具有极大的作用,尤其推动了“诗被文掩”的韩愈诗歌典范性的重新建构。

《唐宋诗醇》对唐宋诗之争的态度

《唐宋诗醇》是乾隆皇帝亲自主持编选的一部唐宋诗歌选本,在唐宋诗之争的诗坛论争中,这一御选唐宋诗选本以宗唐为基调,兼容宋诗。其编选有着深刻的政治考量,一则是以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为纲,贯联唐宋;一则是以兴观群怨为旨归,统摄诗坛思想。其对诗人、诗作的选择、品评始终以此为统驭,在雅正的标准下扬唐兼宋,统和诗坛趋向,以归于清明盛世的舂容气象。

王朝文治与清代御定宋诗选——以康熙《御选宋诗》、乾隆《御选唐宋诗醇》的编撰为中心

从某个角度来说,探究占有主体性的选家也许比诗选、读者更重要,因为他是选本生成的施动者。康熙、乾隆二帝一方面对选家编纂诗选以及刊行等一系列活动都有显性或隐性的干预和掌控,凭藉专断的王权来争夺选家的话语权力,规训选家;另一方面亲自裁定体例,厘正选目,删削内容,改动版本,藉助御定选本直接来宣示符合皇家文治的权力话语。皇权介入选政,以诗教维护政统,节制了选家握管操觚的主体自由,也影响了宋诗学建构的文学空间。反过来,选家一旦脱离官方权力的掌控而退居民间,在私编诗选或和其他选家交往时,也会作出一些诗评家本色甚至背离官方话语的诗性反应。

《唐宋诗醇》的选评宗旨及诗学思想新探

关于乾隆早期编选的《唐宋诗醇》一书,学界通常认为它是一部挂名御选、并以"尊唐"为主的大型唐宋诗选。事实上,这部诗选是由乾隆帝授意,并或多或少地亲自参与了选人、选诗、选评等过程而成,并非仅是挂名而已;而其选评主旨亦并非简单地调和"尊唐宗宋"的诗学问题,而是为了贯彻乾隆帝将传统"诗教观"转化为"忠孝论"的诗学主张,故从选诗到选评,基本上都是以"忠孝"为去取标准,以树立唐宋诗歌的典范。

《御选唐宋诗醇》与清代韩愈诗歌的接受

《御选唐宋诗醇》是清代一部特别的诗歌选本,其韩诗选评特色鲜明:大量选入韩诗,并以古体为主;指出韩诗本源或类似《雅》《颂》《史记》《文选》、汉乐府之处,指出其与杜诗一脉相承,深入揭示了宋人宗法韩诗之事实,并对韩诗排佛宗儒思想以及文学理论进行了高度肯定。这种特色的形成与清代浓厚的文治风气、唐宋诗之争与汉宋之争以及君臣编选团队的韩诗喜好密切相关,同时这些特色又对清中叶研韩、学韩高潮的产生,乃至韩诗经典地位的确定以及嘉、道之后的宗韩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唐宋诗醇》的编选宗旨与诗学思想

《唐宋诗醇》是清代乾隆前期题署御选的大型唐宋诗选,它的编选宗旨以尊唐、尊杜为主要特点,它特别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功能,对涉及民族斗争的内容则相当敏感。它在艺术上的主要特点是选目相当精审,选目及部分评语体现出较有价值的诗学观点。

从选本到教材:《唐宋诗醇》的经典化之旅

《唐宋诗醇》是由乾隆皇帝授意、梁诗正等人编定的一部唐宋六大家诗选。此书贯彻了乾隆以忠孝论诗的诗学观念,在清代诗选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民国。之所以如此,与其较强的实用性有很大关系。《唐宋诗醇》在科举考试中充当着诗题“考试大纲”的角色,日益成为书院教育中必备的“通行教材”。上至翰林、下至普通学诗者,通常将其作为应付科举考试和研习诗学的重要参考,其经典性地位是其他诗选无法比拟的。可以说自成书时起,《唐宋诗醇》就开始了经典化之旅,这是由官方追求命题的合法性和大众追求应考的实用性等因素共同促成的。

陆游爱国诗章的雷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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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沈德潜对白居易的评价

清代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是迄今为止仍然较为流行的唐诗选本,其对唐代诗人的评价至今仍有很大影响。此选本修订多次,变化最大的是对白居易的评价。早期相当轻视,后期受到《御选唐宋诗醇》的影响,极为强调儒家诗教传统及德治精神,故赋予白居易唐诗大家的地位。

李白诗中对自我的仙化倾向

李白诗中对自我的仙化倾向阮堂明人们每每好以“仙”来称呼李白，比如称他为“谪仙”、“酒中仙”、“诗仙”等，这种称誉一直沿续至今。如此统一地以“仙”来称呼李白，在古代的诗人中是绝无仅有的。这就启示我们，此种称誉之中体现了对李白人格品貌的本质认识与理解。值...

《千家诗》源流探析

唐宋诗歌的光辉成就,早在古代就得到了诗家重视。除了各种各样的唐诗选本和宋诗选本以外,还有许多唐宋诗合选本,较为著名的如元代方回的《瀛奎律髓》、清代姚鼐的《五七言今体诗钞》、乾隆十五年御定的《唐宋诗醇》,近人又有高步瀛的《唐宋诗举要》等等。这些选本尽管在当时被誉为名本,风行海内,极受推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只为士林所重而人民群众却感到陌生了。

试论李白《古风》

《古风》五十九首是李白的代表作,后人研究李白,很少不提到《古风》的.历代学者一致指出它是对阮籍《咏怀》和陈子昂《感遇》的继承,但对《古风》的评价却不尽相同.一些学者对《古风》备极推崇,如刘克庄说:“太白《古风》与陈子昂《感遇》之作笔力相上下,唐之诗人皆在下风”(王琦《李太白全集》引).《唐宋诗醇》说:“白古风凡五十九首……其间指事深切,言情笃挚,缠绵往复,每多言外之旨……岂非风雅之嗣音、诗人之冠冕乎?”陈廷焯说:“李白一生大本领全在《古风》五十九首”(《白雨斋词话》).这些评论不仅明确指出《古风》是李白诗歌中的上品,而且强调了它在诗歌史上不同凡响的地位.而另一些学者对《古风》却不无褒贬,如胡应麟说:“备诸体于建安者,陈王也;集大成于开元者,工部也.青莲才之逸,并驾陈王;气之雄,齐驱工部,可谓撮胜二家.

杜甫《蜀相》:烈士暮年的怀古与悲叹

《蜀相》是杜甫写于上元元年(760)春的一首七律,前四句述武侯人不在,后四句悲武侯功未成。首联以问答始,记武侯祠方位;颔联写武侯祠内景,因情言景,怀古人而伤今事;颈联言武侯功绩,感其胸有大才,君臣相得,鞠躬尽瘁;尾联痛其不时,壮志未酬,身已先殁。《唐宋诗醇》云:“老杜人蜀,于孔明三致意焉,其志有在也。”

同病相怜、怨恨相似——《咏怀古迹（其三）》赏析

《咏怀古迹》是一组七言律诗，一共有五首，此为第三首，是杜甫离开夔州东下、途经荆州府归州（今湖北秭归）东北四十里的昭君村时所作。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三选入了此诗。《唐宋诗醇》评价这首诗说：“咏明妃者，此为第一。”清代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也说：“咏昭君诗，此为绝唱。”我认为，后人对此诗评价之所以这么高，主要是诗圣把明妃这个形象写绝了，把对比这种表现手法用绝了，对比其他写昭君的诗词来说，也就高下立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