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思《三都赋》刘逵注看北宋监本对唐抄本《文选》旧注的整理

北宋监本《文选》是宋刻李善注《文选》的第一个定本,该本形成之时对唐抄本《文选》的李善注、旧注都进行了整理。北宋监本整理《文选》旧注有新增、纠谬、补充三种主要方式,但在整理中也产生了讹误、衍文、失注、脱文、粗疏等项失误,北宋监本整理唐抄本《文选》旧注失误的主要原因一是未能广泛搜集李善注诸本,二是校勘草率,因此,对北宋监本《文选》的评价不宜过高。

唐抄本字书所存楷字字迹关系选析

字书传抄变异过程,往往伴随着形音义的系统调整,体现出某种时间层次。唐代传抄字汇,反映了楷字传播变异定形时期的形音义关系的历史调整。所及10组楷字字迹关系,对比呈现出其中所隐含的某些楷字发展规律。

京都市藏唐抄本《毛诗正义秦风残卷》研究

日本京都市藏唐抄本《毛诗正义秦风残卷》存《小戎》、《蒹葭》凡67行,是珍贵的《毛诗》资料。在对残卷逐字校读的基础上,从《诗经》文献学和中日文学交流史两方面,论述了其可贵的研究价值。日本藏中国典籍古抄本多存唐代文献古貌,有必要展开文献学与比较文学结合的综合研究。

从唐抄本字书看楷字整理对形音义关系的影响

唐代传抄字汇,反映了楷字传播变异定形时期形音义关系的历史调整。调查所及各组楷字字际关系,可以对比揭示某些楷字发展规律。以往关注比较多的是字形追随语音,形随音定的情形。从有关楷字资源库呈现的字际关系来看,字音的标注往往因字形的变异而受影响,这也是历史汉字传播变异过程中应该注意的现象。本文结合相关出土文献用例,通过唐抄本数十组字际关系辨析,观察楷字整理过程中形音义关系的调整。

赋句、赋段、赋题:唐抄本《赋谱》的读解维度

今见《赋谱》为唐时抄本,著者不详,大抵撰于中唐时期,是现存不多的唐代赋格类论著,旨在为应举士子提供律赋创作的范式与门径。该抄本融“新赋”创作与批评于一体,详赡地阐明了中晚唐赋体的理想形态,代表了一个时代赋学批评理论的风貌。限于《赋谱》长期流藏海外等原因,学术界对其关注较少。今从赋句、赋段、赋题的维度予以读解,发现《赋谱》在对唐律赋结构的划境与命名、对赋句的构成元素与组合准则的深入考察、对律赋段落所采用的“头”“项”“腹”“尾”等术语,以及借以“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譬喻方式读解律赋等方面的造诣远超后世同类论著。

唐抄本《汉书残卷》及其校勘价值

唐抄本《汉书残卷》作为抄本,保留了唐代文字书写的真实面貌,是研究唐代俗字的不可多得的重要材料,从中可以探讨很多有价值的文字现象,如偏旁的类化,形体的简化、增繁等,同时根据俗字,还可以校正《汉书》的一些文字错误。同时,该抄本还真实记录了《汉书》的早期面貌,对于《汉书》的词句校勘具有重要的作用,校正了一些悬而未决的词句,同时对一些大家的校勘成果可以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对《汉书》的系统整理和校勘有很大的帮助。不仅如此,唐抄本《汉书残卷》还可以校正一些大型辞书释义的错误。

唐代沙州升为都督府时间考定——以《唐会要》版本考察为中心

关于唐代沙州升为都督府的时间,武英殿本与四库全书本《唐会要》分别有"永徽二年五月"和"永泰二年五月"两种不同记载。通过考察目前国内外所藏十数种《唐会要》抄本的相关记载,可以确认"永泰二年五月"这一记载准确无误。武英殿本《唐会要》所记,有可能为清四库馆臣对所据底本的删改。

一个唐五代抄本的流行与亡佚——日本高山寺古钞本《庄子》考

高山寺古钞本是唐五代一度流行的《庄子》抄本或其传抄本,在判定敦煌写本真伪及厘清其版本系统、梳理《庄子》文本演变、推求成玄英疏本原貌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有学者怀疑钞本底本是成玄英疏原本,出自刘宋元嘉本,乃抄手只抄经注,节略疏文而成。通过异文分析、对比可知,钞本跟元嘉本、成疏本存在一些共同异文,但有更多异文相左,钞本并非元嘉本,更非成疏原本。成玄英疏本早期并非经注疏合抄本,没有确凿证据证明钞本有疏文窜入,抄手只抄经注,节略疏文的观点不能成立。钞本是吸收《经典释文·庄子音义》底本、或本、元嘉本、成疏本等众多郭注本异文而形成的新版本。钞本与几种敦煌写本高度一致,它们有共同的版本来源——唐五代时曾经通行的一个《庄子》写本。该本可能是玄宗朝形成的“奉诏”新校本,但后来亡佚。就钞本抄写和祖本形成时间来说,其上限在陆德明《经典释文》成书之后,下限在陈景元《庄子阙误》成书之前。

日本书写汉字“或”、“尅”的字形变异考——以日本国宝岩崎本《宪法十七条》书写字形为主

《宪法十七条》（604）是圣德太子（574-622）制定的日本第一部治国大纲，也是日本汉字首次登临日本政坛。圣德太子亲笔所书的《宪法十七条》早已失传，好在《日本书纪》（720）第二十二卷《推古天皇卷》完整地抄录了《宪法十七条》全文880字。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推古天皇卷》的最早抄本，抄录于平安时代中期（930-1068，延长八年至治历四年）。这是一卷极其重要的自抄本。本调研的重点是通过“汉魏碑刻”字形、“唐抄本”字形、“他抄本”字形与此自抄本《宪法十七条》字形的互证，从微观的角度厘清现代日本汉字字形的“来龙去脉”。

《毛诗正义》单疏本考

《毛诗正义》单疏本,可分为两大体系:唐写本和宋刻本。唐写本包括已发现的敦煌残卷以及保存在日本的残卷。宋刻本中,北宋淳化刻本早已亡佚,南宋绍兴原刻孤本残卷保存在日本,日本尚有和刻本,我国亦有嘉业堂影印本。此外,宋刻单疏本中还有蜀本,但已不存。《毛诗正义》单疏本,不仅有重要的校勘价值,而且还能够借以考索《毛诗正义》的原貌。

唐人张泰《学殖赋》作年考

唐人张泰《学殖赋》，《全唐文》收录并编排靠前，作者小传仅有“泰，官未阳县令”几字。前此学术界常常将张泰作为初唐作家来加以论述，但此赋之用韵、句法、构段与唐抄本《赋谱》描述的中唐律赋更为一致，今对此赋作年及相关问题考辨如下。

《唐会要》所记唐代宰相名数考实

关于唐代宰相人数和人名,清人整理的武英殿本和四库全书本《唐会要》所记各有不同,殿本记为五百二十四人,四库本记为四百九十六人。本文通过全面核查国内外所藏十数种《唐会要》抄本,并结合相关文献进行综合考订,确认王溥《唐会要》原本所记为五百五人,殿本整理者据己意在原底本基础上增补了十九人,四库本整理者则因底本所记宰相人名有残阙而删减了九人,二本所记皆非《唐会要》实录,相关人名也存在若干错讹。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陈书》写本校读

现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的两卷平安时期写本《陈书》,据避讳以及俗字,可知其所据底本为唐写本,与现存诸版本如七史本、殿本、三朝本对校,其中时有胜义,与《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类书所征引的宋代以前文本更为接近,本文试以此写本与诸本参证合校,藉此可明文字异同,亦可考察定本之前《陈书》的一种文本面貌。

敦煌本《周易·賁卦》正義校議——北宋官校《五經正義》管窺之一

唐抄本及其轉抄本往往與傳世刊本存在巨大差别。自北宋初年起,四部群籍紛紛在國子監校刻,形成標準權威的刊本。當時對唐抄典籍所作的校勘工作,是我們認識唐、宋文本之别的關鍵。本文先以宋刊單疏本《周易正義》校勘唐抄《賁卦》正義,通過分析各類異文,可以推知北宋校勘官對唐抄《周易正義》作了一系列規範體例、調整文句的工作,這些校勘工作得失互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