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与《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身国同治”理论之异同

《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和《唐玄宗御注》皆推崇清净无为的身国同治理念。前者虽理身理国并重,却是以理国为引,牵出通过身治而最终达到长生久视的人生目标。而《唐玄宗御注》有着明显的儒释道融合倾向,且儒家的王道思想尤其突出,这是其作为君主的身份外化体现,也体现了隋唐之际文化大交融时代的特征。这是二者的根本差异之处,也正因为如此,二者呈现出了不同的道教哲学思想旨趣。

《玄元皇帝应见贺圣祚无疆》中的诗史互证——兼论开元中玄元皇帝与唐玄宗形象关系的构建与转变

殷寅、李岑、赵骅《玄元皇帝应见贺圣祚无疆》一诗并非作于天宝四载(745),而是以开元二十九年(741)“唐玄宗梦见玄元皇帝赐真容”为本事。通过对上述诗歌的解读,可补充唐玄宗赏赐群官觐睹真容并举行宴会事件,确定作者的身份信息及“赵铎”确为“赵骅”之误,展示玄元皇帝对霍山神助唐成功故事的渗透与转化。以上诗歌与同主题的诗歌,共同镜照着开元年间君王意志与政治事件对玄元皇帝李唐远祖、道家道祖、天界上帝等不同形象的塑造与强调,以及基于血缘联系、道经传承、天人感应的关联,唐玄宗尊祖贤君、继道圣王、应命帝王等不同权威形象的构建过程。

郊庙与朝堂之间:上党地区对“唐玄宗封禅图”的在地化重构

由于唐玄宗与上党地区的真实互动,唐玄宗及其封禅成为上党地区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殊记忆;又因唐玄宗是张果老身份认同的关键性证据,历史上有仙翁信仰的民众对唐玄宗封禅这一历史事件作了符合自身需求的在地化处理。该文从思想史、图像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唐玄宗封禅的原初意义与地方群体对唐玄宗封禅的在地化重构,并结合伯方村仙翁庙壁画的图像分析,探讨“唐玄宗封禅图”及其功能。

唐玄宗泰山封禅与道教之关系

开元十三年的唐玄宗泰山封禅活动,没有道士的参与,道教色彩淡薄,成为封禅历史上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这与开元前期唐玄宗强调儒家政治、怀疑道教神仙方术、有节制地发展道教的政策等因素相关。然而,唐玄宗崇道和以道修身治国,泰山是道教名山,封禅又与道教有天然的联系,使此次封禅又不可避免地染上了道教文化的色彩。唐玄宗的泰山封禅,对于道教的发展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

论唐玄宗的宗教政策

唐玄宗在位时 ,推行了大力扶植道教的政策 ,如提高老子李耳及道教有关人物的地位 ,尊崇道教经典 ,优待道士、女冠等。对佛教则采取了“抑而不毁”的政策 ,既限制其过度发展 ,又对其加以利用。本文还分析总结了玄宗宗教政策的三个特点及其社会文化背景。

再论唐玄宗杨贵妃与安史之乱的关系

传统史家认为安史之乱的起因是唐玄宗从开元后期起沉溺声色, 倦怠国政, 因而任用非人。这一从君主个人行为模式转换进行历史阐释的视角, 虽然受到当代史家的批评,但仍然有进一步分析的价值。玄宗是一位具有丰富情感而又多才多艺的帝王。从开元后期起,由于玄宗的诸兄弟和宠妃武惠妃的相继去世, 使玄宗产生生命短促、及时行乐的观念, 同时随着天下大治, 使他在开元前期无暇顾及的对音乐舞蹈艺术的酷爱重新显露, 而且日益成为其主要兴趣。而此时杨玉环以她的善解人意和音乐舞蹈造诣, 促成了玄宗对她的专宠和爱情。玄宗个人行为和心理模式的转变,最终导致他倦怠政事,以声色自娱,成为安史之乱发生的重要因素。

长安开元观与唐玄宗的都城宗教政策

唐长安开元观前身为隋代清都观,武德初年由永兴坊迁至永乐坊隋代宝胜寺旧址并继承其基本规模,开元二十六年改额为开元观。由于都城长安的特殊区位及复杂的政教关系,唐玄宗为避免都城道教势力坐大,对长安开元观及其前身清都观采取了一种有别于地方诸州官观(龙兴观、开元观)的宗教政策:除了准敕铸造金铜玄宗等身天尊像外,长安开元观并未与地方诸州官观同时获得诸如赐御书御注《道德经》、玄元皇帝真容画像等御赐物品和国忌行香的特殊功能,使之不具备官观的地位。这种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综合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唐玄宗设立开元官观敕令的执行情况,更可由此进一步了解唐玄宗在都城长安的宗教政策及其政治考量,有助于形成更接近历史真实的认识和判断。

唐玄宗李隆基诗作编年考

通过对现今所存的唐玄宗李隆基诗作进行具体的编年和必要考证,为进一步全方位地研究李隆基其人其作,提供必要的基础和依据。

论唐玄宗与唐代乐舞

唐玄宗爱乐善乐 ,是位具有极高音乐素质的音乐家。他一生通过对乐舞机构的改革 ,极大提升了燕乐在乐舞文化中的地位 ,为燕乐兴盛提供了条件 ;从历史的角度看 ,唐玄宗的音乐文化观是崭新的 。

唐玄宗时期的音乐与政治关系刍论

唐玄宗既是唐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史料对于唐玄宗朝音乐活动的记载显示出玄宗之好乐与唐王朝的政治兴衰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音乐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对于进一步深入了解唐玄宗时期音乐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唐玄宗多事四夷思想初探

多事四夷是唐玄宗的一贯思想,“伐叛怀服”是其思想的核心,“蛮夷戎狄,殊方异类,重译而至者”是其理想境界。与“伐叛”相比,“怀服”观对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更有积极意义。当然,在唐玄宗时期,也不乏多事四夷思想的反对者,韦凑、姚崇和宋等人都或明或暗地反对过唐玄宗的多事四夷思想及其实践。

“天子之孝”与中国古代政治调节理论--以唐玄宗为中心的考察

从传统中国,"天子之孝"是专为帝王设置的臣子规范。唐玄宗是以帝王身份推崇并实践"天子之孝"的典型。他不仅亲注《孝经》,阐释"天子之孝"的基本内涵,并且身体力行,安定社稷,德治天下。他以"天子之孝"将自己装扮成为中华主流文化和传统道德的继承者,论证了帝位的合法性,增强了"以孝治天下"的说服力和可能性。通观整个帝制时代,作为中国古代的政治调节理论,"天子之孝"是一种普遍的帝王意识,属于统治思想的范畴。它既是对王权的论证,也是对王权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对王权的制约作用。

跋唐玄宗《赐新罗王》诗

本文通过对保存在韩国文献《东国通鉴》中的一首诗,即唐玄宗作《赐新罗王》的研究,追溯了唐与新罗之间友好交流的历史,并指出此诗的美学意义。

唐太宗与唐玄宗乐舞文化观的异同

纵观中国古代乐舞文化发展史．唐代乐舞文化在表现形式、艺术水准及繁荣程度等诸多方面，都堪称颠峰时期。在几千年乐舞文化发展过程中，为何乐舞文化在唐代得以兴盛繁荣？笔者认为，其中固然存在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最本质的原因在于．唐代的乐舞文化思想意识较其前后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其中最具代表性及影响力的人物是唐太宗与唐玄宗。以当时的乐舞文化表现形式为基础．比较研究二者的乐舞文化观可以发现．

唐玄宗废死刑新论

公元747年正月,唐玄宗李隆基宣布除削绞、斩之条,这是中国刑法史上唯一一次在制度上废除死刑的实践。唐玄宗主要是在道教思想的影响下作出废除死刑的决定并付诸实施的,此举体现了扬崇道化的执政理念,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古代法中的道教元素。

试论唐玄宗的后宫政策及其承继——《太平广记》卷224“杨贵妃”条引《定命录》书后

唐玄宗即位后就确定了对后宫严密防范的政策,并没有因为纳杨玉环为贵妃而变得昏庸,他对于后宫的驾驭始终得心应手;史实表明,唐玄宗所确定的后宫政策,被其后的诸帝所继承,而这也正是唐玄宗以后诸朝基本不再出现后宫干政的一个重要原因。

政策过程视角下的唐玄宗诞节

唐玄宗诞节是国家以制定、颁布并实施政策的方式得以生成的一个建构型节日。建构型节日本来外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它能否迅速地揳入并成功地融入民众日常生活,成为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包括制度设计、决策、实施、调整、终止等诸多环节在内的整个政策过程密切相关。本文以政策过程为视角,探讨唐玄宗诞节的生成、盛行、衰亡与政策过程之间的关系,借以阐明国家或地方政府在进行节日建构、重构时,应该充分注意到公共性以及对既有民俗资源的采用。

唐玄宗以孝驭官动因及实践探析

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地缘和血缘紧密结合为特征的政治生态环境之下,孝成为中国古代最原始、最稳定的文化基因之一,既是伦理道德范畴的价值准则,又是社会政治领域的行为规范。胡汉混血的特殊家族背景和登基为帝的庶子身份,又使唐玄宗对其尤为推崇。他亲为《孝经》作注阐释孝理,把“孝治”思想上升为重要的治国原则,以孝驭官。通过对官僚阶层进行孝道规范教育,维护和传递以忠孝节义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文化,实现和巩固政治秩序的和谐和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

唐玄宗的崇道抑佛政策及其社会影响

唐玄宗的崇道抑佛政策在前期主要是为了巩固统治，虽崇道而不信道，后期主要是追求道家长生不老之术。其影响在于强调以《老子》等道家经典为考试内容，使社会上形成了慕道之风；促进了道教势力的发展和道教著作的整理、编辑和研究，对文化艺术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唐玄宗千秋金鉴节献镜渊源考析

唐玄宗始以皇帝诞日为全国性诞节，当时王公戚里向玄宗进献铜镜，而唐玄宗回赐四品以上官员铜镜，铜镜成为君臣间沟通感情的媒介。这一现象背后有其特殊的宗教、政治原因，并对此后的寿诞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