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运河柳孜唐船及其拖舵的研究

1999年 5～ 11月 ,在准北市濉溪县柳孜的公路工程中 ,考古发现了隋唐大运河故道上遗存的 8艘唐代沉船 ,这是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一号沉船为木板结构船 ,后半船体残长近 10米 ,经测绘已复原出该船的结构图与船体型线图。该船尾部有较为完整的拖舵 ,为我国古船发掘所首见。

唐船搭乘人员浅析——以史料《华夷变态》等“唐船风说书”为中心

本文是以《华夷变态》等史料为中心,初步探讨清代唐船搭乘人员的组成、人数和国籍等问题。

僧侣、宿主、通事与船商——从圣福寺藏《唐船寄附状帖》看18世纪初的长崎贸易

《唐船寄附状帖》是2019年在长崎圣福寺发现的重要史料,书中收录的136封信函,是康熙年间驶入长崎港的中国南京、宁波、厦门、广东、台湾地区以及咬[口留]吧船主给圣福寺铁心和尚等人的书信。考证这批书信产生的年代,并在考释各信涉及的诸多名物之基础上,指出该文献可以弥补《唐船进港回掉录》等档案记录之空缺,从中可见江户时代长崎贸易的一些侧面,特别是僧侣、宿主、唐通事与船商的互动实态。作者认为:长崎的贸易制度存在着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而《唐船寄附状帖》则反映了中日贸易早期的一些情况,其中所提供的鲜为人知之细节,反映了长崎贸易中一些较为复杂的面相,也留下了不少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线索。

“唐船商人”:活动在东亚海域贸易前沿的群体

"唐船商人"是近世时期活动在东亚海域贸易最前线的人群,亦是处在清朝对日贸易体系最基层的群体,然而关于这一群体,特别是他们在海域贸易活动中的位置和处境迄今鲜有深入的综合性研究。本文通过日本史料所存清朝官方颁发的出海许可证书、日本长崎有关唐船的进出港档案,以及唐通事教科书等文献,考察在清朝出海管理体制下赴日商人的地位,同时揭示他们在中日双方国家权力的挤压间挣扎求生的处境,进而尝试对这一群体的历史形象重新进行修正和评价。

遣唐船航路的探讨

日本学者主张的遣唐船航路有二:一为南岛路。一为南路。南岛路从九州南下到琉球群岛那霸一带后,直接逆溯黑潮主流横渡东海。抵达长江口;南路从五岛列岛直接逆溯黑潮支流,横渡黄海抵达长江口。这个学说显然违背了古代航海的自然规律,不符合当时的航海条件。相对地,明代史籍《筹海图编》记载着两条"历代以来及本朝国初中国使臣入番之故道":一为太仓使往日本针路,一为福建使往日本针路。前者从浙江出东海后,沿黑潮支流直航日本:后者从福州沿黑潮主流,经琉球群岛那霸后再前往日本。根据古代航海条件。可推断前者为宋代以后的航路,而后者为宋代以前的航路。因此可推论:从福州经琉球那霸再前往日本的针路,才是遣唐船的可信航路。

普陀山——清初对日民间贸易的枢纽港

文章通过对日本江户时代中日贸易为背景的中国海商口述史料——＂唐人风说书＂相关文献的整理,提出明清海禁期间的普陀山依旧是＂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枢纽港,是海禁期间浙江唯一的对日民间贸易始发港,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探讨。

江户时代中国法帖东传日本考——以《淳化阁帖》为例

17至19世纪中叶,中国大量汉籍作为贸易品通过“唐船”输入至日本长崎。在这些被输入至日本的汉籍中包含了大量与书法有关的资料,其中被誉为“法帖之祖”的《淳化阁帖》就包含在内,文章主要考察在此时间,《淳化阁帖》输入至日本的状况、原因及其和刻本在日本的流布情况。

江户初期幕府对长崎唐人住宿制度的调整

江户初期长崎贸易勃兴,唐船商人于此中贡献突出,与住宅唐人共同构成当时长崎的唐人主体。最初唐船商人自由散居于市中,但随着与商品市场广泛接触,问题不断滋生。幕府为了强化管理,不断对唐人的住宿形式进行调整,自由散居逐渐发展为有条件的“差宿制”,进而到有限制的“宿町制”。最终在锁国政策的推进下于元禄二年(1689)开设唐馆,令到港唐商聚居于长崎一隅。江户初期长崎唐人的住宿制度经历了两个层次的变化,即由“私”到“公”性质的渐变,以及由“散”到“聚”形式的转变。住宿制度是江户幕府的唐人管理中的重要事项之一,江户幕府从保证利益和维护统制出发,适时地调整唐人在长崎的住宿形式,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日本当时对外政策的变化过程。

长崎华侨史迹若干考察

在中日两国经济文化交流史上,日本长崎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长崎人的生活习俗中,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中国人的古风遗迹,而在长崎各地,又到处都可以看到中日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遗迹和文物。长崎还是日本华侨的发祥地,世代居住在长崎的华侨就是进行中日交流活动的主角。本文通过对长崎华侨若干史迹的考察,探讨长崎华侨在中日交流史上的作用与地位。

17世纪的在日华人与南洋贸易

引言 日本与南洋的海上贸易在16世纪末及17世纪达全盛期.德川幕府积极利用在日华人去促进南洋贸易.作为翻译员(唐通事)、商人、船长、水手及造船技师,日本华侨对17世纪日本的南洋贸易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古代日本能剧中的宁波人

日本有一部著名的能乐剧《唐船》,讲述的是明代居住在明州的祖庆官人,在一场船只争夺中,被掳到日本,沦为奴仆。他在日本生活十三年,娶了日本妻子,并生有二子。《唐船》的素材,来源于明代倭寇的侵犯和掠夺事件。当时宁波人被倭寇绑架至日本,时有发生,《唐船》的故事,多少折射出一些历史的影子。以《唐船》为线索,聚焦14-16世纪东亚海域世界,挖掘宁波与日本之间发生的贸易冲突、倭寇掠夺等,从而了解一部分特殊人群在日本的生活状况。

清代前期中日民间交往与文化交流

清朝(1644—1911年)与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又称江户时期,1604—1867年)大致是处在同一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当时两国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建立正常的帮交关系。直到1877年(光绪3年,日本明治10年)才正式建交,何如璋是清代驻日第一任公使。在此期间,中日尽管受到‘闭关”和“锁国”政策的桎梏,限制了官方联系,但两国的交往,尤其是民间交往和人员往来不仅没有中断,而且比前代更加频繁、密切。不仅在经济上中国赴日贸易船比前代增加,贸易额扩大,而且文化上也继续进行着大量交流。此时日本仍在大量接受中国文化,吸收和使用中国的文物制度。 本文拟就清代前期中日两国人员往来、商船贸易和文化交流诸问题作一综述,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明清时期中国对日丝绸贸易

明清时期,以江南丝绸为主体的中国丝绸畅销于世界各国。日本一直是中国的较大买主,可自清中期起,随着本国蚕丝丝绸生产的迅速兴起,日本由丝原料输入国逐渐变为输出国,并最终超过中国而一跃成为最大的生丝出口国。中国丝绸对日贸易的兴衰消长,实质上体现了中日生丝及丝货生产格局的前后根本变化。今就这种贸易的经营者、过程、数量、利润率及其兴衰原因等问题略作探讨,以期行家指正。 一 明代前期,中日两国实行官方勘合贸易。自永乐十七年到嘉靖二十六年,日本派遣勘合船共17次。这些勘合船每次载来日本特产,载回国的则以丝绸、书籍等为主。明朝使者也多带丝绸。如永乐二年明使带有紵丝50匹,纱20匹,永乐四年带有织金及诸色彩币200匹,绮绣衣60件;次年又带有锦10匹,紵丝50匹,罗30匹,纱20匹,彩绢300匹;宣德八年明廷回赠日本国王、王妃的有各色丝织品102匹。这种官方勘合贸易到嘉靖二年发生争贡之役后,虽然表面上维持,但实际上已经大体结束。官方勘合贸易之外,明廷严禁民间与日本等国发生贸易往来。明律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绸、绢、丝绵私出外境货买卖及下海者杖一百”,丝绸贸易在禁止之列。隆庆元年部分开海,准贩东西二洋,但仍然禁止与日本贸易。民间开展对日丝绸贸易。

长崎华侨史迹若干考察

长崎是旅日华侨的发祥地,世代居住在长崎的华侨是进行中日交流活动的主角。本文通过对长崎华侨若干史迹的考察,探讨长崎华侨在中日交流史上的作用与地位。一、唐船和唐人坊长崎位于日本最西端,九州岛的西北部,距上海仅460浬,堪称一衣带水之隔。从1639年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及至工859年“开国”,其间长达220年,长崎是日本对外开放的唯一港口.在长崎的对外关系中,幕府只允许中国船和荷兰船来贸易。

简介大庭修获奖著作《江户时代吸收中国文化的研究》

《江户时代吸收中国文化的研究》是关西大学文学部大庭修教授一九六三年以来研究成果的一个集成,荣获1986年日本学士院奖。本书是以江户时代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进行写作的。作者还使用中国的任命状“告身”这种第一手资料进行了许多研究。一九六七年出版的《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的研究》(关西大学出版部)这一巨著是本书出版的基础,以前者“研究篇”为核心,集其后十几年研究的成果完成本书。本书目录如下:

赴日清人书法与江户时代日本对中国书法的接受

江户时代日本推崇儒学,涌现出一批喜好汉文化的文人。在书法领域,相对于“和样”书法,日本人对具有中国书法特征的“唐样”书风更加青睐。由于江户日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每年定期赴日的仅有前往长崎贸易的清代商船船主、乘员等,其中不乏精通书法者。部分日本文人为了得到善书者墨迹,专门造访长崎,请教书法知识。这些书法最能展示当时中国书法的真实面貌,称得上是学习“唐样”书风的首选。

清代前期海上丝路与中外科技交流——以《新制灵台仪象志》传入江户日本及其影响为例

清代前期海上丝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贸易交流大量增加。这一时期来华传教士南怀仁所著《新制灵台仪象志》通过唐船贸易传入江户日本后,日本天文学家麻田刚立及其弟子间重富和高桥至时父子,以及经济学家本多利明、测量学家伊能忠敬等人对其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并在天文历法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这对日本传统科技体系的重新建构奠定了基础。

“唐人”考略

一九八○年第一期的《社会科学辑刊》,发表了日本关西大学大庭脩教授题为《日清贸易概况》一文中提到:“江户时代的日本人之所以把中国称为唐人,中国船称为唐船,其原因可以这样认为,郑成功以及郑氏势力下的人们,从自己反清扶明的意识出发,为了表示自己是唐王的臣民,自称唐人。”大庭脩教授长期从事日中关系史的研究,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很令人钦佩的,但他论文中关于“唐人”的注释,笔者不敢苟同。史实告诉我们,寓居海外的中国人称“唐人”,航行海外的中国船称“唐船”,由来已久,并非因为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立南明隆武小朝廷才开始的。兹就个人接触到的有关史料,略考“唐人”一词的起源及其流传过程,兼就正于大庭脩教授。

清代长崎贸易与王羲之法帖的舶载

本论文主要探讨王羲之的书迹作品在清代传入日本的状况以及在日本的普及,以中日之间的贸易为切入点,探讨从十八世纪初期开始对王羲之的接受。十八世纪初期王羲之的书作被输入至江户时代的日本,并在日本宝历年间中期,清乾隆年间出版其复刻本和再版本,这也成为王羲之书作被日本人广泛知晓的一大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