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郑海商行迹琐议——以“唐船风说书”的记载为中心

明郑政权以一隅之地抗衡清廷达数十年之久,无疑是以其活跃的海外贸易为基础,然而为之宣力的海商行迹却因史料所限难得其详。所幸日文史料＂唐船风说书＂对于明郑政权覆灭前夕,其所辖海商之悲剧遭遇不乏细节性的记述。从中可窥见清廷厉行海禁,对于财源倚重海上贸易的明郑政权而言,的确堪称釜底抽薪式的战略举措.然而这也使得明末以来中国的海上发展,至此遭遇严重挫折。

从日本的“唐船风说书”看康熙二十九年的乌兰布通之战

乌兰布通之战因何而起,战况及胜负如何,对后来的清准关系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问题虽然长期受到关注,但限于史料仍然存在不少扑朔迷离的环节。本文主要试图运用流传在日本的唐船风说书,结合清朝官书及其他史料,对历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清军大败噶尔丹"之说重新审视。总的来看,唐船风说书里所反映的乌兰布通之战,与清朝官方的口径多有不同,唐船商人普遍认为的"大清落败"、"大清未胜",与主张通过史料批判来澄清传统看法中某些误区的研究者在观点上能够彼此呼应。虽然我们还不能够就此而遽下论断,但是这些信息本身已经足以唤起我们的重视。

江户时代享保年间日本有关清朝及满语研究

在与清雍正朝同时代的日本江户时代享保年间,即18世纪上叶,儒生荻生北溪、深见有邻以满足德川幕府的清朝情报咨询为己任,编辑《华夷变态》,翻译《大清会典》,撰著《清朝探视》,从满语官职称谓的理解与翻译的角度考察清朝政权的本质,认定其为沿袭明朝六部典例,增辟满洲特色职官,并由清朝皇帝、宗室王公、蒙古王公充斥统治阶级层的政权。

论江户幕府对中国情报的搜集、处理机制--以《华夷变态》中的风说材料为中心

在锁国时代的江户前期,日本极其重视并认真了解中国,幕府为此设置了长崎、萨摩藩、对马藩三个中国情报搜集点:长崎通过唐船搜集情报,萨摩藩通过琉球王国搜集情报,对马藩通过朝鲜釜山倭馆搜集情报。在情报来源上,江户幕府讲究南、北方地域兼顾,官方、民间渠道互为补充,并据此及时了解清朝情况动向,制定相应的对清政策。而且,从情报的搜集﹑上报到处理,幕府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中国情报搜集机制。相比于同期的清朝政府,江户幕府的情报搜集活动显示出极高的主动性。

《华夷变态》研究述略

《华夷变态》由德川幕府儒官世家出身的林恕(1618—1680)及其子林信笃(1644—1732)编订而成,主要收录日本江户时代以中日贸易为背景形成的一种口述史料——"唐船风说书",比夕也收有少量荷兰风说书以及一定数量的汉文文书。近年来此书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本文在回顾前人的相关研究基础上,试图探索研究"唐船风说书"的新路径。

就《华夷变态》談康熙年間海外交通贸易的若干情况

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年),虽实行"锁国政策",但还是重视了解、研究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大陆的社会动态,注意搜集各种政治、经济情报。每当来自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唐船(即中国商船)驶达长崎港,日本当局便派唐通事(华语翻译官员)登船询问,听取并记录中国船主,商人的"风说"(即各种传闻),并将其编写成日文文书(有的是唐船船主,商人事先写好的,后由唐通事译成日文文书);属于重大情报的,还必须火速报幕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