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案件裁判的“唯一正确答案”与“最佳答案”

德沃金以疑难案件为切入点,提出了司法裁判的"唯一正确答案"命题,晚近又修正为"最佳答案"命题,强调司法裁判以保证个人权利为宗旨;对于疑难案件,没有可以依据的明确规则进行审理,则寻求原则作为准则,对现有法律进行建设性解释,而不能运用政策进行审判;原则是确定的,具有道德价值属性,因而法律问题具有"唯一正确答案",退一步讲,通过合理的整体性、建设性解释,将表面上看似实体问题的法律问题转换为程序问题、方法问题,总会找到疑难案件的"最佳答案"。许霆提起申诉要求旧案重审,这其实再次体现了疑难案件裁判的法治困境,而"建设性解释"往往是在现实规范与国民期待之间寻找博弈平衡点。

拯救法律的权威——德沃金的唯一正确答案理论

在美国,曾有两种思潮对法治产生不良影响,一是早期的法律形式主义,二是晚近的法律现实主义。德沃金试图在前人的基础上克服这两个极端,论证法律问题(特别是疑难的法律问题)都有唯一正确的答案,从而拯救倍受威胁的法律的权威。

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的模式构建--从“唯一正确答案”标准到“商谈理性”诠释模式

具体化不确定法律概念是行政主体适用法律的必然要求。通过反思德国传统公法的"唯一正确答案"命题,对比分析英美法律解释学的"唯一正解"理论,可以发现,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化并不能通过逻辑演绎得出"唯一正确答案"。在承认法律解释目标乃需多元主体与法律文本相互沟通、交流、融合方能得以实现情况下,可考虑通过引入现代法学意义上的"商谈"理论,勉力构建起一项由法律解释、行政参与、说明理由和司法审查制度所组成的具体化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新型"商谈理性"诠释模式。

超越宣告性模式和判决主义模式——麦考密克对“法律推理和法律理论”的重新思考

本文对麦考密克的法律理论和法律论证理论提供一种历时性重构,尤其强调两个相关要点;这两个要点力图揭示出《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中的观点与麦考密克后期作品所特别强调的观点之间的差异性。第一个要点关涉麦考密克对法律实证主义的渐进性断裂,更确切地说,是这样一个命题:"对法律正义的隐性要求"证明了法律实证主义在其所有的不同版本中都是虚假的。第二个要点关涉麦考密克对"唯一正确答案"这个命题的接受性,以及在结果上淡化麦考密克、罗纳德·德沃金和罗伯特·阿列克西等人的法律推理理论之间的不同之处。但是,本文的意图不仅是描述麦考密克思想中的这一变化,而且尝试对我们在《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中所发现的原初观点进行一种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