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刑法修正案(九)的受贿罪“唯数额论”若干探讨

受贿罪以数额为主,其他情节为辅的处罚原则与刑法的基本原则相悖,限制了非财产性利益与其他情节入罪的适用。本文站在《刑法修正案(九)》视角,从定罪量刑标准独立与根据受贿罪主体身份设置加重刑法探讨"轻数额化"的定罪量刑标准。

受贿罪“唯数额论”的探究与反思——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视角

在受贿罪的处罚中,以数额为主,其他情节为辅的处罚原则明显违背了刑法的基本原则,还限制了非财产性利益入罪和其他情节的适用。鉴此,本文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视角,从设置独立的定罪量刑标准和依据受贿罪主体身份设置加重刑罚这两方面着手对构建受贿罪"轻数额化"的定罪量刑标准提出建议。

基于反腐新形势的受贿罪量刑再探——围绕内蒙古自治区235份判决书展开

我国刑法规定受贿罪的量刑依照贪污罪进行处罚,二者共用同一量刑规定实为不妥。贪污罪的量刑主要以数额为考量因素,在内容上欠缺法理依据。受贿罪所侵害的法益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而贪污罪侵害的法益为公共财产所有权,要远远大于受贿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受贿罪在构成要件上要求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贪污罪要求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受贿罪唯数额论的量刑评价缺乏该当性,如果修法,需要制定区别于贪污罪的量刑标准,其他有效评价因素也应考虑其中。

“实质损失论”下骗取贷款罪限缩适用的司法认定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骗取贷款罪的罪状进行了修改,删除了本罪罪状中“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规定。罪状描述的改变决定了对该罪的解释必然朝着以“损失论”为途径的限缩解释方向发展。对于骗取贷款罪行为构造的限缩解释应当以“实质损失论”为切入点,以处分财产的价值扣除反对给付来计算损失数额,同时考虑被害人“处分目的的重大背离”。双重欺诈下担保权的设立时点应当作为骗取贷款罪的既遂时点。以往片面重视贷款金额的“唯数额论”和过苛的贷款手续“圣洁化”要求无法对贷款资金安全尚未形成具体风险的欺骗行为予以“出罪化”,司法机关应转向注重实质损失的客观价值衡量,同时全面考察造成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处于风险的原因,最终柔化消解骗取贷款罪在贷款类罪名中的兜底性质,从而合理限缩该罪的司法适用范围。

行政罚款制度的困境及其破解——以证券行政处罚为例

在证券执法过程中,行政罚款发挥着制裁、警示、威慑和预防作用。但是,现阶段仍存在着行政罚款与刑事罚金界限不清、行刑证明标准衔接不畅、证券监管机构存在唯罚没数额的"业绩观"等问题。完善行政罚款制度,首先应正视行政罚款的功能定位,明确罚款、罚金层次性;其次,完善行刑证明标准衔接,明确行刑数额边界;再次,优化适用行政执法和解制度,分流巨额行政罚款;最后,革除"以收定支"的经费拨付窠臼,摒弃唯罚没数额的"业绩观"。

基于盗窃罪的司法量刑改革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发生的诸多社会案件及其司法裁决折射出了我国司法量刑改革之困境。2010年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量刑指导意见》将量化方法引入量刑机制以限定法官自由裁量权,但这种量化方式与我国目前以衔接式为主的"唯数额论"定罪量刑模式不相协调,这导致诸多特定案件无法实现个别化正义,量刑结果与社会公正情感相背离。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刑事立法中改变"唯数额论"的量刑模式,提倡以定性为主、定量为辅的立法定罪模式。在刑事司法中,打破以数额为主的量刑方式,降低数额在量刑中的作用,加强量刑中对犯罪情节的考量,在相对灵活的量刑机制内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实现法律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