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代表达与时代呈现,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理论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是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基石,它为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本质和精髓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认识立场,彰显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时代性、实践性、系统性要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其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社会发展观、社会矛盾观、意识形态观的理论智慧,形塑了文化价值、文化发展、文化动力、文化功能的理论内核。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正确认识和把握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实践,需要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思维方法,处理好文化的主体性与创新性、规律性与主动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唯物史观哲学叙事的三重逻辑及其中国式现代化意义

“生产-需要”“生产-财富”“生产-自由”是唯物史观哲学叙事的三重逻辑。“生产-需要”不仅构成对近代以来的“需要-满足”单向度模型的批判,而且以“类生活”需要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遵循。“生产-财富”不仅将人的全面富裕从经济生活的物欲层面擢升出来,而且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原则提供了重要启示。“生产-自由”不仅彻底颠覆了“西方哲学-经济学传统”与“内在分裂说”,而且为现代化的本质提供了形上指向。重新理解三重哲学叙事逻辑建构唯物史观的不同侧重及其“三位一体”的本质内涵,既有助于从多维视角把握唯物史观的科学内涵,也有助于从唯物史观的高度认同和践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唯物史观向度

唯物史观的叙事结构具有三个方面的理论特质:理论范式方面坚持“主体间性”的关系论,实践原则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价值诉求则指向“世界历史”。上述三个方面的理论特质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造提供了重要参考。从理论向度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基于唯物史观的关系论视角,从主体间性的层面阐释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就实践向度来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现实的人”的需要为现实基础;就价值向度而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彰显出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体现了极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价值指向。

唯物史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思想的进步历史观

在中国哲学史上,哲学家们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观点和看法。中华优秀传统历史观念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思想的进步历史观。中华优秀传统思想的进步历史观包括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对厚古薄今复古主义历史观的批判思想、民本思想、大同思想、“大一统”思想等,蕴含着与唯物史观相契合的合理因素和创新萌芽,在中国社会历史观发展史上产生了积极影响,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化时代化贡献了中华优秀传统哲学智慧。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思想进步历史观的有益成分,有助于进一步实现唯物史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思想进步历史观的有机结合,在“两个结合”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从乡村到都市:以生产方式为视轴的历史唯物主义道路——列斐伏尔《都市革命》解读

在从乡村社会学研究向城市社会学的转向中,列斐伏尔发现不同于基于大自然物理空间的乡村田野和住宅,城市建筑、街道和商业活动的空间关系内嵌着资产阶级以交换逻辑改变整个世界的都市化实践,这正是他自己所关心的现代世界日常生活的直接基础。正是在这一转变中,列斐伏尔开始从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坚持生产方式的原则,但又特别想让人们从关注生产方式的历时性发展进程,转换到对生产方式共时性空间关系场境的关注。这些非直观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法权关系),恰恰是在不同时期的城市空间中生成的感性的社会生活关系空间,在今天,就是资本主义的都市社会空间。

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的精神政治学批判

在理论谱系上,韩炳哲的“精神政治学”思想承接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生命政治学是表达工业资本主义治理的概念,精神政治学则是当前数字化资本主义的治理技术。精神政治学发明了“情感工业”“功绩社会”“自我剥削”三大治理手段,使资本主义实现更深层的社会控制与剥削。但韩炳哲对精神政治学的批判,没有为走出资本主义提供现实性的方案,他反倒认为革命在今天是不可能的。借助于詹明信的“认知测绘”视角,可见韩炳哲的革命悲观意识缘于其“批判”缺少严格的认识论维度,致使其深陷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迷雾,无法划定出重建主体性及其与社会整体之间关系的正确方向。而鉴于“认知测绘”被詹明信归结为一种美学批判或文化政治的策略,其理论仍然具有乌托邦性质。为此,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范式,以“认知测绘”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方法,反思精神政治学批判的局限性,不失为一条可以尝试的道路。

《共产党宣言》中的唯物史观探析

《共产党宣言》通篇贯穿着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其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发展历程为基点,深刻阐述了阶级斗争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揭示了“两个必然”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明确了无产阶级肩负的历史使命等,体现了新世界观的科学性、实践性、人民性和发展性。深入理解《共产党宣言》中所蕴含的唯物史观思想对于新时代更好地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坚持唯物史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坚持唯物史观,牢固树立“大历史观”和正确党史观,走好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确立了根本遵循,而读经典原著应是深刻领会其精神要义的必然选择。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唯物史观叙事结构及其科学内涵

唯物史观的叙事结构鲜明地赋存了意识形态批判“由破而立”的逻辑线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立足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求索导向,以确立唯物史观的叙事话语破除了以往传统旧思想体系的意识形态桎梏,充分彰显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否定性逻辑、建构性逻辑和超越性逻辑的科学内涵,并以此为思想视域,进一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创新发展。立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的原初语境,挖掘唯物史观在叙事层级和逻辑结构上所内蕴的意识形态批判的科学内涵,无论是对于充实当今马克思主义文本诠释和原著探究的发展来说,还是对于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张力和真理伟力来说,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唯物史观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意蕴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丰富,具有多重伦理意蕴。政治伦理,致力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生命伦理,将维护生命尊严与生命安全放在最高位置;发展伦理,推动全球发展迈进良性健康轨道;交往伦理,倡导形成互尊互信、聚同化异的相处模式;生态伦理,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责任伦理,打造共迎挑战与共担责任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当代中国对世界的重要理论贡献,必将推动国际社会成员达成重要共识,携手共进,共同开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明天。

重思唯物史观的理论内涵与学术价值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生两大科学发现之一,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可宝贵的理论创造。唯物史观突破了从物质生产之外去寻求历史本质的一切既有范式,真正建构起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的哲学”,为学术研究开辟了正确的道路。当前,在一部分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弱化甚至虚化唯物史观指导意义的现象,从而使学术研究成为放弃探索历史规律、囿于历史细节的繁琐论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需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运用唯物史观揭示社会历史的本质和规律,为人民述史立传,书写好人民的历史。

重思马克思哲学中“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内在统一性

当我们使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等概念表述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理论性质和理论形态时,意味着在马克思哲学中“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统一性,但由于对二者这种统一性的基础和内在机制缺乏充分的自觉,在具体阐释中导致马克思哲学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支离和分裂现象。为此,我们必须深入哲学史,反思为何一般唯物主义无法超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并自觉地意识到只有能包容唯心辩证法合理内核的新型唯物主义形态才能实现对后者的克服。马克思哲学以感性实践观点为基础所确立的“新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唯物主义的新形态,同时由于它内蕴的辩证本性,因而也就是辩证法的新形态。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唯物主义理论形态的变革与辩证法理论的变革是一同呈现并同时发生的。只有对此有充分的自觉,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中“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内在统一性。

生产社会·消费社会·控制社会——资本主义变迁的历史唯物主义透视

马克思认为,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作为“生产社会”,不仅代表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更意味着资本作为生产关系,再生产了工人对资本的依附性。但生产社会并不是一个自足体,由竞争规律的强制所导致的低收入和充分消费之间的悖论,使再生产遇到它的内在界限。为了克服这个界限,早期资本主义以帝国主义运动开启了对“外界”的内在化;在后工业社会中,又以构建“消费社会”来实现对“主体”的内在化,进而把整个经济过程都纳入资本内部。20世纪晚期以来,数字技术的应用使资本的内在化运动达到极致,资本主义进入“控制社会”阶段。在控制社会中,大数据技术不仅掌控了生产和消费的全部环节,并且以精神政治调节主体对资本的依从性,由此造成更严峻的生存异化。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资本对整个社会的吸纳既再生产了自身关系,也孕育了更深刻的危机。

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新质生产力及其理论贡献

根据发展动力差异,马克思将生产力划分为三种形态,分别是传统生产力、16世纪以来的“新兴生产力”和以一般智力为主导的生产力,这为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出场逻辑提供了重要启示。与之前的生产力形态相比,新质生产力更加强调创新驱动的主导作用,更加强调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和跃升,更加强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新质生产力是以新产业集群为载体的现实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绿色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理论进一步丰富发展了生产力范畴的科学内涵,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和动力机制的根本认识,将过去关于自然生态与生产力发展间关系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一个全新高度,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要全面把握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不能简单套用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必须深入到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具体条件和本质规定,深入剖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具体内涵和历史规定性,这既是从一般抽象上升到具体规定的过程,也是普遍原理的具体化过程。就此而言,与其说唯物史观的生命力在于其抽象的普遍性,倒不如说在于其方法论的具体运用。

文明形态划分: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释读

历史唯物主义是释读文明形态及其类型划分的科学方法论。不同于被遮蔽在西方理性主义叙事中的文明形态划分范式,马克思、恩格斯以物质生产为切入点,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及其共同构成的社会生产方式作为文明形态划分的根本依据。他们从文明的物质形态、社会形态、地域和民族、国家形态以及价值形态的总体性视角,科学、全面地揭示了文明形态划分及其理论依据问题。基于社会生产方式的文明形态划分革命,贯通着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历史观、人民观和世界观的理论特质,内置着辨识文明形态“新”与“旧”的科学方法,以及构建新文明形态的路径指引,开启了对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新阐释。

唯物辩证法视域下的国有企业廉洁体系构建方法研究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但在社会转型期掌握大量资源的国有企业成为被“围猎”的对象,导致其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因此,构建有效的国有企业廉洁体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时代紧迫性。目前,学界主要使用定量与定性两种方法研究国有企业腐败治理问题,但没有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系统考虑廉洁体系的构建问题。为此,本文在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以共性与个性作为基本视角分析国有企业廉洁体系构建过程中的各种关系,构建以监督、制度、惩治、精神、保障为支撑的国有企业廉洁体系。

“凝视”青年恩格斯:唯物史观溯源的另一种视角

尽管学界普遍认同青年恩格斯与青年马克思走向唯物史观的道路是不同的,但同时存在一个常见的思想倾向,即从“关系论”的视角出发,认为青年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创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而青年恩格斯只是其中的配角。与之不同,“自主性”的研究视角要求“以青年恩格斯来理解青年恩格斯”,通过将青年恩格斯看作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特殊个体,考察青年恩格斯如何凭借自身的理论和实践而独立地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由此,青年恩格斯研究将被赋予一种非凡的意义:打破唯物史观前史研究的三阶段说,即“宗教批判—政治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呈现青年恩格斯思想转变中的四个重要阶段即“青年德意志—黑格尔主义—经济学批判—共产主义”,从而为追溯唯物史观的起源提供更为立体和丰富的阐释空间。

人类永久生存的历史唯物主义立法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因而不需要自己给自己立法,动物天然置身于自然法则之中而获得了物种永久生存的保证。人类因为可以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去生产”,这等于没有固定的“尺度”,因而需要自己为自己的永久生存完成立法。西方的法哲学和历史哲学试图为人类物种作出种种生存立法,但这些立法基于唯心论世界观抽掉了人类物种的“自然生命”基础,所以仅仅为人类物种的生存完成了抽象立法。这一抽象立法把人类物种的“精神生命”从“自然生命”中剥离出来,因而无法保证人类物种的永久生存。马克思从唯物论世界观出发,揭示了世界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形态及其文明形态的演进规律,把公有制的社会生产关系确立为人类物种的永久生存之法,最终完成了对人类物种实现自己永久生存的历史唯物主义立法。

从唯物史观看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唯物史观是观察研究不同人类文明形态及其关系的唯一正确方法。把综合完整的文明形态分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以唯物史观进行观察研究,从而确定文明交流互鉴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主流。主张文明的冲突对抗,是夸大了不同文明形态中上层建筑部分的差异,并把这种差异看作是对抗冲突的根源。正是因为物质文明是决定其他文明形式的根本力量,所以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解放的必然要求。

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规范性与阶级利益——兼及马克思主义的正义问题

马克思主义关于“正义”“公平”等的论述既具有描述性特征,也具有规范性特征。当在描述性语境中阐述其道德观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说明道德与物质生产方式的关系、道德的历史性、道德的阶级性、道德与阶级利益的关系等内容。而在规范性语境中,他们也确实对资本主义作出了道德评价,认为其是不正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来抨击资本主义社会对无产阶级的迫害。通过对历史的科学研究,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利益的实现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无产阶级道德观比资产阶级道德观更为合理。他们比较各阶级道德观之合理性的标准不在历史之外,而是由历史本身来提供的,即何者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实现符合历史发展必然性,何者就具有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