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互通和交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植中华民族内心深处和精神谱系的核心观念,塑造了具有丰富民族特质的处世观念、文化品性和哲学内核,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不同地域风情中趋向繁荣,形成不同形式的文化形态,为后世留存了灿烂辉煌的文化宝库。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产生于与中华文化不同的文明背景中,却能在20世纪的中国逐步扎根、深化发展,与中国的客观情状相结合,并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升的总体趋势下不断实现新的飞跃。究其源本,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内容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交融、互通相联,并在许多方面呈现出彰著的统一。文章藉此为切口,寻找其会通之处,旨在更为生动鲜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辩证法哲学理论,汲取历史精华,突破时代问题,进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发展的中华文明新形态。

霍尔丹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

人们对霍尔丹的了解主要来源于他对生物学领域的贡献。霍尔丹是第一个估算人类突变率的科学家,是群体遗传学的奠基人之一。正是因为这些卓越的科学成就掩盖了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贡献。其实,霍尔丹是一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贝尔纳主义的倡导者。在他那个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如此盛行的背景下,他能作为另类人物去积极的宣扬和捍卫唯物辩证法,特别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着实需要一种勇气。而这一勇气的馈赠正是来自于唯物辩证法的强大力量。不论是他的科学生涯、政治活动还是他的哲学世界观都能体现出唯物辩证法的踪迹。霍尔丹的这一贡献可以说有力地驳斥了西方学者对自然辩证法的偏见。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唯物辩证法的传播与运用

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始,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除了以唯物史观为基本指导研究中国历史以外,还开始接受和运用到了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普遍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实践当中,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唯物辩证法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性,也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其他史学流派相区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科学理论的两大基石,对唯物辩证法的研究使我们对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整体认知和评价更加全面,又把历史研究不断引向深入。

拨开当今资本主义迷雾的辩证之手——奥尔曼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伯特尔·奥尔曼认为,正确认识当今资本主义尤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其原因有三:一是当今资本主义是一个“比以前要复杂得多,其变化和相互作用比以前要迅速得多”且“从来没有如此充满着辩证法”的“巨大的引力场”,离开辩证法,它就不能被看到,更谈不上被正确认识;二是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遭到了“沉重打击”,许多人由此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将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都看成了乌托邦,离开辩证法,既不能揭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又不能展现“隐藏”在当今资本主义之中的社会主义潜在,因此,也就不能使遭到“沉重打击”的社会主义重新赢得人们的信服并完善它自己的潜在;三是当今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阻止我们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努力也从来没有如此切实可行或有效”,离开辩证法,就不能“切实可行或有效”地应对这种努力的挑战,以正确认识当今资本主义,揭示“我们的民主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变成什么样子”。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民国学术

民国时期是中西文化交汇碰撞、融合创新的时期,社会转型、学术兴盛与方法创新是其显著表现。在影响 民国学术的诸种方法中,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以其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的特点在民国学术领域异军突起,一 枝独秀,深刻地影响着这一时期的中国学术,并对中国现代学术范式的确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与大学生之成长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之一是它的联系观。而唯物辩证法联系观对思维方式上表现出自我化、孤立化、片面化等特征和局限性的当代大学生来说,具有重要的成长指导作用和特定价值,它能为当代大学生坚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提供理论武器,为当代大学生坚持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灵活行为提供哲学依据,为当代大学生自觉从客观事物的固有联系中把握事物提供思想基础。

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指导抗挫折教育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具有深厚的涵义,为我们制定抗挫折教育的教育目标和培养方案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文章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这一研究视角,从事物的普遍联系、事物的永恒发展、事物发展的三大规律这三个方面,来探源抗挫折教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础,以期对提高抗挫折教育工作的有效性、实现教育方法和教育理念的创新和发展有所裨益。

唯物辩证法对于联系的几种概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教学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科学,唯物辩证法把事物的联系主要区分为:决定与反作用、对立与统一、共性与个性、整体与部分几种类型。

贯彻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教学的实效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教学要讲究一定的教学方法，更要遵循唯物辩证法这一根本方法。在教学中要注意以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和矛盾的观点为指导。

近代化语境下中国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和研究的关联与差异探源

近代化是中国和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和研究所面临的共同语境。近代日本社会主义是在国家-社会二元对立框架中作为国家主义的“反题”而出场的,代表从社会的一侧来反思和批判国家的问题意识和近代立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近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研究主要根源于本国的近代化的需要以及对近代化的批判意识。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直接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并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尽管近代日本知识界扮演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中转站”和“转译器”,但不能因此推论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完全是对近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复写或“搬运”。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如李大钊和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就形成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独立的问题意识和系统见解。近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强烈的民族和国家意识、鲜明的学术性的特点,与之相比,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在历史的实践中生成的思想体系。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思想研究向经世致用过渡,因而注重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尤其是强调发挥人民在历史中的首创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高校“学困生”转化中的应用

学业困难不仅给"学困生"本人、家庭带来极大困扰和伤害,还将严重影响高校的教学质量和安全稳定。找出造成"学困生"学业困难的主要原因,制定正确的教育途径和策略对其进行学业帮扶,助其有效转化,这是高校亟待解决的难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利用矛盾分析法找出产生"学困生"的主要原因,用联系与发展的观点构建学业质量预警体系,组建由家长、辅导员、专业老师、心理咨询师、品学兼优的班级学生及学生骨干等组成的帮扶体系,有益于顺利有效地转化"学困生"。

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一种整体阐明

实践不只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和基本的观点,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首要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是物质生产实践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意义;二是由实践活动所形成的现实世界的存在和发展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并不是与形而上学完全对立,相反,它可视为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建构,其实质内涵是关于整个现实世界变化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从具体内容来说,这一科学还可概括为指引人类走向自由解放的科学。

学习唯物辩证法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科学。联系和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唯物辩证法是由三个基本规律和一系列范畴构成的科学体系，其中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唯物辩证法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第四章教学之中的思考

只有充分结合唯物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来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第四章,才能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线索。同时,唯物辩证法的五对基本范畴(原因与结果、必然性与偶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的恰当运用也有助于把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讲深,讲透,讲明白。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和谐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包含着丰富的和谐理论,这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系统论、辩证发展观中都有表现。

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历史演变及其辩证法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最前沿。从理论特质来看,马克思主义并非是一成不变、既成性的,而是与时俱进、生成性的。从理论形态来看,从19世纪到20世纪、再到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生成形态大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形态”“发展形态”和“创新形态”。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形态”即“原生形态”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欧洲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即列宁主义是由列宁根据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具体实际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形态”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从辩证法基础来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均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经典形态”的基础是历史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发展形态”的基础是认识辩证法,那么,马克思主义“创新形态”的基础就是战略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的新视域——评陈金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海外传播研究》

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海外传播进程与基本经验研究”的结项“优秀”成果,陈金明教授所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海外传播研究》已由人民出版社2023年10月正式出版。这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的系统性探索,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的新视域。回顾历史,自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俄文版和英文版相继在《共产国际》期刊上公开发表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海外传播已走过了近百年的辉煌历程。通过对其系统性探索和整体性考察,该书提出了诸多具有创新性的思想理论观点,表征了其鲜明的理论价值和学术特色。

聚焦城市的“照着说”:历史唯物主义的田野工作——列斐伏尔《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研究

在《都市革命》一书中,列斐伏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靠近,还是资本主义都市化实践的现实研究氛围潜移默化的结果,而《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则是他从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之后诸多文本中深入研读历史唯物主义的田野工作的成果。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逻辑转换节点。特别是在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细读中,虽然他并没有直接找到关于城市的专题性研究,但他真的经历了一次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的洗礼。列斐伏尔应该是第一次学会了从客观实际出发去打开现实和概念。这是列斐伏尔思想中一次方法论上的重大转折。虽然他仍然保留着人本主义话语的外饰,但那种从价值悬设出发的人学批判话语已经彻底失去了主人话语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辩证法审视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一项重大而艰巨的时代课题。因此,全面、科学地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渊源、实践基础与价值蕴含,便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历程中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角度科学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之间的逻辑关联与整体性质,从可能性与必然性的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得以“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内在机理及其现实根基,从规律性与能动性的角度展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规律及其重大意义,是运用历史辩证法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命题的题中之义,也是新时代有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