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模式创新对新创企业组织韧性的影响机制研究

创新赋能组织韧性是企业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时代要求,新创企业组织韧性对其生存发展与产业链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区分我国A股上市新创企业新颖型和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探讨两种创新类型与新创企业组织韧性的作用关系以及技术创新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①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新创企业组织韧性具有非线性影响,两者之间呈现先抑后扬的U型关系,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能够显著提高新创企业组织韧性;②技术创新能够强化商业模式创新与新创企业组织韧性的作用关系;③企业融资约束水平未改变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新创企业组织韧性的作用机制,但当融资约束较高时,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新创企业组织韧性的U型影响消失,技术创新负向调节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新创企业组织韧性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可从商业模式创新类型视角为新创企业培育组织韧性提供重要启示。

浅析列宁的一个等式:“‘商业’?=资本主义”

在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过程中，“商业”、“市场”、“货币”成为俄共（布）所面临的新的“实际问题”。1921年10─11月，列宁曾写下了“‘商业’？＝资本主义”这样一个等式，表明他对原来关于“贸易自由”、“货币制度”属于资本主义制度范畴的认识产生了疑问。列宁的思路没有延续下来，他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没能取得更大的突破。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对列宁的等式作出了最新的诠释。

数字金融与商业银行审计费用

以2011—2021年中国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金融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初期会增加商业银行的审计费用,当数字金融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金融科技增强带来的审计费用下降效应会超过因审计投入和审计风险提升的审计费用上升效应,进而降低商业银行的审计费用,说明数字金融与审计费用之间呈先扬后抑的倒U形关系。机制检验发现,数字金融主要通过作用于代理冲突和信息不对称导致审计风险与成本变动,最终影响审计费用。异质性分析显示,审计主体来自国内四大审计事务所时,数字金融对审计费用的非线性作用增强;审计客体是上市银行与资本充足率较高的商业银行时,数字技术能更有效地对审计费用产生非线性效应;商业银行在市场化程度和法律水平较高、数字金融监管较严的地区时,数字金融与审计费用的倒U形关系更显著。研究结论从审计费用角度丰富了数字金融经济后果研究,为商业银行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注册会计师审计收费决策提供参考。

战略决策逻辑、冗余资源与数字商业模式构建——基于浙江177家企业数据的fsQCA分析

研究旨在探讨企业如何组合战略决策逻辑与冗余资源来构建数字商业模式。研究分析了战略决策逻辑与冗余资源对数字商业模式构建的单独与联合作用。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浙江177家企业数据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研究了数字商业模式构建所需的战略决策逻辑与冗余资源组态。结果显示,企业构建数字商业模式的组态是多样的,主要包括稳健的外部机会探索型、积极的内部条件利用型与双元型3种类型;构建效率型数字商业模式的组态与构建新颖型数字商业模式的组态存在显著的差异。研究结果也发现构建新颖型数字商业模式相比于构建效率型数字商业模式更强调投入企业内化的冗余资源与弱化因果逻辑影响而显得更激进。

商业银行设立理财子公司能够实现风险隔离吗?

本文以中国商业银行设立理财子公司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8—2021年84家银行的季度财务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商业银行设立理财子公司的风险隔离效应。研究发现:设立理财子公司显著降低了母公司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够实现理财业务与其他业务的风险隔离,且设立时间越长,风险隔离效应越显著。异质性检验和机制分析表明,这种风险隔离效应在城商行与农商行中最弱;“去嵌套、降杠杆”和“去池化、缓错配”是实现风险隔离的主要机制。对母公司商业银行和理财子公司并表的进一步分析发现,设立理财子公司不能降低银行控股集团的整体风险承担,仅能实现风险隔离。这些研究发现对于完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具有重要启示。

数字化转型如何提升企业竞争优势——技术市场可供性与商业模式创新的链式中介作用

如何从数字化转型中获益以提升企业竞争优势成为学术界与实践界关注的核心问题。基于技术可供性理论与商业模式创新理论,探讨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水平和数字化应用范围)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机制,验证技术市场可供性(客户行为模式识别、实时市场响应、数据驱动的市场双元性)、商业模式创新在数字化转型与竞争优势间的链式中介作用。进一步地,探讨企业类型(是否为互联网企业)的调节作用,当企业属于互联网企业时,技术市场可供性中数据驱动的市场双元性、商业模式创新在数字化转型与竞争优势间的链式中介作用得以强化。结论可揭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过程,为不同行业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参考。

商业模式创新对网络视频平台用户价值共创的作用机理

数字经济发展需要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技术作支撑,引导消费者网络视频消费沿着“简单用户搜索—网络平台展示推荐—网络平台算法推荐”的路径演变,这对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提出了挑战。本文基于企业内外部价值网络理论,以“平台质量-用户认知-用户行为”的逻辑分析思路,构建商业模式创新对网络视频平台价值共创的作用机制模型并检验其作用机理。结果显示:商业模式创新的内容质量创新、交互质量变革及创作激励创新对用户认知有促进作用,网络视频平台用户认知对价值共创有促进作用。因此建议:以网络视频平台需求为依据,选择相匹配的商业模式创新方案;加大投入力度,鼓励网络平台关联企业创作视频内容;构建有效链接纽带,畅通平台企业与用户的沟通渠道。

平台自我优待行为规制方法再探——在商业竞争与竞争合规之间

平台企业具有“经营者”和“管理者”双重身份,商业逐利本性会驱使其利用技术手段、平台规则等对自身产品或服务给予优先待遇。自我优待是较为常见的一种商业现象,从商业竞争角度来看固然无可厚非,但从竞争合规角度出发则可能会不当排斥、妨碍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接入和交易,从而影响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从反垄断法来分析自我优待行为的违法性,可以从经营者的市场支配地位与自我优待行为发生机理两方面加以阐释,前者主要是行为者具有让其平台内经营者无从选择的市场力量,后者主要指行为者不正当利用平台内经营者的竞争资源为自身获取竞争优势,两者同时具备方能构成反垄断法上的违法。基于此,建议采取科学审慎的态度,立足常态化监管,从规制理论和实践正当性两个维度设计方案。

经营“责任”——瑞典推进国企成为可持续发展楷模——瑞典国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商业’’模式——瑞典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如何将55家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与可持续性相融合，以保持企业的长期价值

中国和瑞典在可持续发展商业和企业社会责任（CSR）领域合作历史悠久、成果显著。两国广泛而深入的合作不仅包括未来商业领袖培训管理项目，还包括两国人士的频繁交流互访。两国还通过瑞典驻华大使馆企业社会责任中心建立起政策对话。瑞典与中国商务部、国资委及其他行业协会展开了紧密、持久而卓有成效的合作，瑞典政府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信息技术与企业绩效:知识管理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的链式中介作用

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企业可以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提高管理能力与组织绩效。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动态能力理论,依循“资源—能力—绩效”的逻辑,以知识管理能力和商业模式创新为中介,探讨信息技术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以创新型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297份样本数据,并运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信息技术对知识管理能力和企业绩效的正向直接效应均显著,知识管理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的正向直接效应均显著,且商业模式创新与知识管理能力在信息技术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中发挥链式中介作用;企业实现高水平绩效存在3种组态,也间接证实知识管理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在信息技术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链式中介效应。研究有助于增进对信息技术与企业绩效间作用关系的理解,丰富资源基础观与动态能力理论,进而为创新型企业可持续成长提供路径指引。

短视频商业模式下网红特质对用户产品依恋的影响研究——基于实验研究与仿真分析的方法

伴随着短视频商业模式的发展,短视频网红特质已经成为推动用户形成产品依恋的重要因素,但目前鲜有研究对其中的实现路径与机理进行深入探究。本文基于信号理论,构建短视频商业模式下网红特质对用户产品依恋的影响模型,同时综合运用实验研究与系统动力学仿真的方法对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短视频网红特质对用户产品依恋具有促进作用;(2)信任感知在短视频网红特质与用户产品依恋之间起中介作用;(3)生活场景还原不仅调节短视频网红特质对用户产品依恋的影响,而且在短视频网红特质、信任感知和用户产品依恋的中介关系中起调节作用;(4)系统动力学仿真结果表明,短视频网红特质对用户产品依恋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效果愈发显著。研究结果为相关企业的短视频商业模式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参考。

数智化与商业模式:从功能价值到情绪价值——以东方甄选“小作文”事件为例

本文从商业模式视角分析东方甄选“小作文”事件,提出该冲突体现的是商业模式的选择问题:以质优价廉为导向、突出功能价值的“产品模式”与附着于质优价廉产品之上、强调情绪价值的“主播模式”。因为数智化时代和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消费导向转向情绪价值,迫使东方甄选放弃之前的选择,重新回到“主播模式”。本文研究补充了关于数智化时代与商业模式选择的理论文献。

商业银行气候风险管理的国际经验与借鉴

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是当前国际国内社会关注的焦点,气候风险会通过产业链和供应链,对企业和经济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进而在金融机构间形成风险传导。为更好地应对气候风险,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于2023年11月发布《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将气候风险纳入其他风险评估范围,从政策层面开始重视气候风险管理。为此,本文梳理国际上主要组织的气候风险管理进展及相关措施,总结其风险管理经验,并结合当前国内商业银行面临的气候风险挑战情况,从推动商业银行绿色金融发展战略、构建气候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全面了解自身气候风险分布和风险敞口、研发有效的分析工具及压力测试场景、全方位建立气候风险专业数据库等方面,提出气候风险管理措施,以健全商业银行的风险治理体系,确保有力、有序、有效地支持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

数据保护的类商业秘密路径建构

在我国尚未为数据赋权的当下,为增强数据保护的可预见性,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设立商业数据专条成为数据保护的可循路径。基于数字时代商业数据与商业秘密的内在共通性,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数据专条的建构可采用类商业秘密保护路径,但应区分商业数据和商业秘密,并通过例外规则平衡数据保护与分享。在商业数据专条的设计中,数据客体界定规则是基础,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规则是核心,数据不正当竞争限制例外规则是保障。数据不正当竞争类型包括不正当获取型、违反信义型、“非一手”转得型、帮助侵害型。数据垄断与实质改进等例外情形是数据合法使用的抗辩事由。

商业模式选择对零售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

现代企业竞争主要是商业模式的竞争,不同的商业模式对企业发展有着深远影响。本文利用2012-2021年上市零售企业的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差异化商业模式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基准研究显示,差异化的商业模式显著提升了零售企业经营效率。由异质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分别揭示的影响效应检验显示:第一,由于国有企业具有更强的资源禀赋,该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强;第二,交易活力是其中的中介机制,差异化的商业模式通过增强企业的交易活力而提升经营效率;第三,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差异化商业模式能带来更高的经营效率。本文为提升零售企业经营效率、实现零售企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侵害商业秘密民刑交叉案件法律适用重难点研究

实现对商业秘密宽严相济的保护,需要澄清商业秘密民刑交叉的重难点问题。首先是实体问题:民事法与刑事法认定侵害行为成立时,原则上应对相关构成要件的内涵持一致理解,刑事法仅可在客观方面、主观方面作出一些限缩。民事法与刑事法认定侵害行为造成损害时,存在一定区别,需要从刑事法角度,独立考量民事法的规则是否能在刑事诉讼中适用,但在刑事诉讼能认定的损害,民事诉讼也能认定,是民事损害的底线。其次是程序问题:民事诉讼采用举证义务转移规则,刑事诉讼采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规则,两者不相互排斥;“民刑并行”不存在根本性问题,反而可构建层次分明、作用不同的商业秘密保护体系,发挥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各自优势。最后是在先裁判约束力上:就在先刑事裁判对在后民事诉讼的约束力,应区分刑事裁判的裁判主文、主要及定罪案件事实、主要及定罪案件事实所依赖的证据,形成具有梯度的约束力;就在先民事裁判对在后刑事诉讼的约束力,民事裁判对刑事诉讼的约束力较弱,刑事诉讼应按照刑事诉讼自身的法律标准,审查民事裁判所确定的案件事实、所依赖的证据是否应当采纳。

商业模式设计如何匹配产业政策以获得高企业绩效——源自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的证据

采用NCA与fsQCA相结合的方法对89家新能源企业进行研究,求解引致企业高水平绩效和低水平绩效的多元路径,探究商业模式设计如何匹配产业政策,进而影响企业绩效。研究发现:①商业模式设计、产业政策等单个要素并不是引致企业高水平绩效和低水平绩效的必要条件;②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均有助于产生高水平企业绩效,但是低水平低息贷款与低水平企业绩效无关;③不同商业模式设计类型之间可能存在协同效应,新奇型与效率型商业模式设计之间的协同性对实现高水平企业绩效具有关键作用;④产生高水平企业绩效的产业政策与商业模式设计组合可划分为两种类型;⑤相比于技术创新,高水平企业绩效更依赖于资源能力。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应该重视产业政策与商业模式的匹配。

技术与商业驱动的群智创新设计

目的结合人工智能时代下社会面临的新问题及现代设计的新使命,提出了技术与商业驱动的群智创新设计思维。方法以设计全球化、新一代人工智能及数字化生存现状为时代背景,阐述了群智创新设计在新时代下的创新本质,并从技术和商业的多元视角阐述了群智创新设计的多元内涵。结果构建了以设计为牵引,技术与商业驱动的群智创新设计模型,并结合具体案例阐述了群智创新设计的优势。结论群智创新设计注重智能技术和群体智慧的结合,是一场复杂系统层面的螺旋式创新演化。以设计为牵引、技术为支撑、商业为激励的群智创新设计方法借用现代网络平台优势及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赋能,利用群体智慧的协同作用,聚集社会中更多、更好的知识源,以助力创新创造,为社会创造共赢价值。

POI大数据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商业发展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5年和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区县层面的8类商业POI大数据,本文采用AHP-EntropyCRITIC综合权重方法尝试提出基于POI大数据的商业发展水平测度方法,并通过Dagum基尼系数、空间杜宾误差模型等方法系统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商业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相对于普通单一权重,AHP-Entropy-CRITIC综合权重更能合理反映8类商业POI的复杂关系;(2)基于AHP-Entropy-CRITIC综合权重的8类POI数量之和可以大致反映城市商业发展水平,珠江东岸都市圈的商业水平最高,其次为广佛肇都市圈和珠江西岸都市圈,在城市层面,广州、深圳、东莞的商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城市;(3)都市圈和城市空间尺度下的商业发展水平均有明显增长,增长幅度均超过10%;(4)不管是城市层面还是县级层面,8类商业POI数量及总体商业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大小和构成相似,差异来源依次为组间、超变密度和组内;(5)SDEM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区县层面的商业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效应,人口规模、商务住宅、教育服务、交通设施、医疗服务、企业规模等因素对商业发展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数字化转型视域下我国县域商业发展态势与推进策略

县域商业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也是满足农村居民多元化、多层级、多形态消费需求的纽带,是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源。近年来,我国县域商业发展已取得长足进步,主要体现在县域商品和服务市场规模稳定扩张、流通网络不断完善、流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孵化、农村电商创新发展、物流快递配送体系明显优化、农产品流通渠道持续延拓等多方面。但我国县域商业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数字基础设施相对滞后、商业网点数字化改造和升级程度不足、商贸流通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效亟待提升等短板,成为制约我国县域商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堵点。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我国县域商业发展呈现出以新发展理念为科学指导、以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应用为驱动内核、以线上线下融合为关键路径、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为最终目标的时代特征。数字化转型视域下,传统商业变革迎来新机遇,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县域数字基础设施和商业大数据中心、“互联网+农产品”流通体系、物流配送体系三领域的建设力度,鼓励商贸流通新业态、新模式、新应用场景三维度的创新,实现县域市场主体竞争力、县域商业人力资本储备、县域消费环境三方面的改善,进而推动县域商业沿着更大规模、更高质量、更深层次、更便民惠民的方向发展,繁荣农村消费市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