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业与人权视角下数字企业人权政策的实证研究

数字企业作为数字技术的开发者和海量数据的收集者、使用者,其运作容易带来隐私泄露、信息控制和算法歧视等人权风险。为推动数字企业落实尊重人权的责任,有必要对全球数字经济100强企业的人权政策展开分析。根据《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是否承诺尊重国际人权标准、是否具备解决标准冲突规则、是否包含完整的人权尽职调查流程、是否设置完善的人权补救机制、是否明确适用范围和是否得到最高管理层的参与是检验人权政策是否完善的基本要件。通过考察发现,100强数字企业的人权政策在内容和形式上仍有待完善,主要体现为解决人权标准冲突规则的缺乏和适用范围的模糊。此外,数字企业人权政策在内容上呈现出关注产品未来的人权风险以及突出对隐私权和言论自由的保护及相关限制的特点。国家工商业与人权立法、国家政策的制定以及非政府组织运动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企业人权政策的制定,而拥有良好的人权政策还将有助于企业建立完善的报告及政策体系、提升企业效益并开展有效的人权补救行动。

工商业与人权视野下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激励机制研究

“企业中心主义”的环境责任理论难以为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提供充分的内外驱动力,工商业与人权视角则会为要求和激励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提供一种补充性理解,以及更强的理论和实践支撑。审视当前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激励机制可以发现,其虽已经形成了若干实践形式,但仍然面临适用标准不完善、社会层面环保响应不到位及责任履行体系欠缺的问题。基于此,应当以人权理念、制度经验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实践为有益指引和参考,完善企业履责激励的适用标准,加强环境人权的社会化教育,健全企业环境人权的尽责体系。

工商业与人权的司法救济:域外实践与中国因应

如何使以跨国公司为典型代表的工商企业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获得有效司法救济,不仅是联合国所确立的工商业与人权领域的关键议题之一,也是完善公司海外侵权法律问责机制的重要内容。鉴于跨国公司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治理差距以及碎片化的国际法无法有效规制跨国公司海外侵权行为等原因,应用母国诉讼作为司法救济机制显得尤为重要。母国诉讼兼具跨国法与社会法的双重属性,处于公法与私法的交汇地带。由于不同法域政治现实和法律传统的迥异,母国诉讼的生成和演进有其不同的路径。以跨国公司民事责任为逻辑特征对母国诉讼进行类型化分析,可将其归纳为母公司责任案件与供应链核心公司责任案件。我国兼具跨国公司母国和全球供应链中重要国家的双重身份,对上述两类案件的法理依据进行阐释,有助于为我国应对母国诉讼提供因应性智力支持。

工商业与人权视角下母公司直接责任实践的新发展及我国应对

随着工商业与人权运动的发展,为获得有效救济,因公司集团中子公司行为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倾向于在跨国企业母公司母国法院提起诉讼。然而根据现有法律,子公司的责任并不必然及于母公司。鉴于建立以刺破公司面纱为基础的间接责任的难度较高,且刺破公司面纱制度与公司集团背景下子公司境外侵权案件并不适配,司法实践中发展出以注意义务为代表的直接责任判断依据,后在联合国《指导原则》的推动下,人权尽责义务成为直接责任成立的新依据。近年来,强制性人权尽责立法渐成大势。人权尽责义务旨在事前预防,注意义务多为事后救济,将二者相结合的强制性人权尽责法对实现人权保护目的最具可行性。我国可考虑制定包含人权尽责义务与注意义务的强制性人权尽责法,发挥公司法与侵权法的合力作用;可根据现有侵权责任理论解释出注意义务的存在,使工商业与人权诉讼在法院获得受理;企业应做好合规工作,注重人权保护结果的落地与实现。

澳大利亚工商业与人权实践的检视、反思与启示

为了缓解工商业发展对人权产生的负面影响,澳大利亚政府积极响应工商业与人权倡议。目前,澳大利亚主要通过以反歧视和反现代奴役制为核心事项、以信息披露为核心义务的国内法律要求企业负责任经营,并通过意识提升、实践引导、正向激励、行业建设等政策策略促进企业履行人权责任。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还建立了由国家司法救济机制、国家非司法申诉机制和非国家申诉机制构成的多层次的受害人救济体系。即便如此,澳大利亚在工商业与人权领域的“治理差距”仍十分明显,主要体现在顶层设计长期缺位、规范要求碎片化分布、法律实施力度不足和救济机制实效不佳等方面。为了更好地应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时代对工商业与人权的挑战,澳大利亚有必要通过制定国家行动计划、优化法律政策体系、建立部际协同制度和完善公私救济机制等路径提升工商业与人权治理绩效。对澳大利亚政府在工商业与人权领域治理实践的检视与反思,不仅可以帮助在澳中企加强人权合规建设并为我国提升工商业与人权治理效能提供镜鉴,也有助于发展我国工商业与人权学界的区域国别研究范式。

论《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下的公司人权责任

经济全球化给全球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在全球治理的进程中融入人权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从本世纪初开始,受全球契约的影响和鼓舞,联合国人权机构试图制定相应的治理准则。公司人权责任有着坚实的法理基础。人权理事会通过的《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所设置的"保护-尊重-补救"框架不仅为公司的人权尊重责任规定了一套规范性的指导原则,还设立了公司履行尊重人权责任的一般原则,确定了公司人权责任的范围,提供了人权负面影响的防控、缓解和消除以及相关救济措施。这些规定对于塑造公司人权态度,传播人权理念和促进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将带来深远影响。

论中国工商业与人权国家行动计划的制定

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呼吁各国制定工商业与人权国家行动计划以来,不少国家进行了相关探索。制定工商业与人权国家行动计划的意义在于弥补监管短板、预防人权风险、参与全球治理和提升国际话语权。中国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体现了国家保护人权的义务,工商企业的实践也体现了尊重人权的责任。结合联合国有关工商业与人权的文件、各国制定工商业与人权国家行动计划的经验以及中国在工商业与人权领域的实践,中国在计划的制定中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和平等性原则,保证内容的一致性,并对重点领域予以关注,重视国家评估标准的作用,设置完善的执行、监督审查机制。

构建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条约的规范路径选择与实现悖论

在联合国层面制定工商业与人权条约是近几年来国际社会在工商业与人权领域进行“硬法”规制的重要探索。从规范的效用逻辑来看,构建国际人权规范的路径通常包含影响管控和损害补救两种方式。与传统国际人权文书制定路径不同,工商业与人权条约草案历经多轮谈判修订后日益呈现出浓厚的“损害补救主义”色彩,意图构建“跨国司法补救”体系,其背后的决定因素包括支持条约起草的发展中国家的求偿诉求、国际人权法体系难以直接为工商企业设立人权保障义务的理论屏障、自愿规范的低效性导致的强化“硬法”约束趋势以及破除国家保护主义等深层次原因。工商业与人权条约的谈判过程客观上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以《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为代表的“软法”规范的反思适用,使得国家日渐重视企业供应链人权尽责国内立法和工商业人权影响的国际规制,同时也对条约谈判进程本身提供了改进反馈和机会。鉴于此,我国在主动投入工商业与人权的国际治理、积极而审慎地参与条约谈判的同时,也应加快构建我国工商业与人权尽责规范体系和多方治理体系。

工商业与人权视角下的企业环境责任——以碳达峰、碳中和为背景

企业环境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在环境领域的体现。为企业环境责任引入人权视角,其目的在于强调企业在环境人权保护领域负有相应的责任。在我国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各项工作中,工商企业作为主要的经济主体发挥着重要作用。企业环境责任的实现,是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举措。我国可参照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中所蕴含的丰富路径供给,从政府、企业与社会三个层面构建机制,确保企业的环境人权责任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得到落实。

工商业与人权的反身法路径--基于法韩两国案例的分析

在工商业与人权话语下所解决的各种问题中,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侵犯人权行为是核心问题。鉴于政府通常缺乏能力和意愿,这些问题很难得到解决。在此情形下,反身法路径或许可以成为解决工商业与人权问题的正道。反身法理论认为现代社会问题的高度复杂性极大地钳制了法律的支配力,转而致力于增强其他社会子系统的自我监管能力。这种路径在环境问题的解决中得到先试先行。在将其运用于解决工商业与人权问题方面,法国和韩国已经作出开创性的探索。与此同时,法国《公司警戒义务法》和韩国对公共机构的工商业与人权政策中存在的缺陷表明,反身性工商业与人权法不总是会带来企业人权绩效提高的效果,它同样需要在持续的反身性审视中逐步完善。

工商业与人权的关键议题及其在新时代的意义——以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为中心

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是工商业与人权领域综合性的指导方针。由于其谨慎的制订过程,在相关软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内容创新、语言简洁、涵盖面广等特点,有很高的权威性。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所确立的工商业与人权领域的关键议题包括企业尊重人权的责任、供应链的职责、获得救济的方式、国家的作用、人权尽职调查、环境问题等。工商业与人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历史阶段,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实施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印度尼西亚案例中的启示

继2011年《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通过后,对其的关注点便转移到了实施中会面临的挑战上。对印度尼西亚相关案例的详细分析有助于剖析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的实施条件,并探索促进其有力实施的策略。虽然人们习惯性地认为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的实施依赖于强大的协作学习网络,但经过研究可知,权利联盟与政治商业及技术官僚精英之间的权力平衡才是决定性因素——根据市场力量的布局、权利斗争的历史以及高层政治支持的模式,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在不同行业间和不同时间内的实施情况有所不同。

日本的工商业与人权--《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的实施

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在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随着经济增长,工商企业的经营活动对人类福祉的影响日益深刻,由工商业引发的人权问题变得突出,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商业行为对人权状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应对跨国公司的影响,联合国最初尝试通过国际法直接对工商企业施加人权义务,但并未成功,因为国际法是否可以直接对私主体创设法律义务尚有争议。此后联合国采取了以不具备法律约束力的“指导原则”来干预跨国公司商业行为的措施,并于2011年通过了《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研究该指导原则在日本的实施情况有助于阐明其意义和局限性。

工商业与人权:一个新兴的话语体系

什么是“工商业与人权”?工商业与人权的概念来源于上世纪70年代,是为了回应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主张的新自由主义,即“公司唯一的社会责任,是为其股东创造利润”的观点而发展起来的概念。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由于不断发生的由大型跨国公司引起的侵犯人权事件的发生(例如1984年印度博帕尔地区化工厂毒气泄露导致上万人死亡和几十万人残疾的后果,和2013年孟加拉国的拉纳广场倒塌事故最终造成了上千人死亡),使得全球各国的政府、社会团体和学者们已经形成共识--公司在为股东创造利润的责任之外,应当承担其他的社会责任。

工商业与人权之间的联系及其背后的根本原因

学者和活动家在工商业与人权方面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公司行为上。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其结构性的、背后的原因,并由此着手采取补救措施。具体地说,公司能够通过关于外国投资和国际贸易体制的国际法来获得政治经济方面的优势地位。这些法律规范可以帮助公司不受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常规监管,这反过来又导致了监管松懈。母国的域外监管不力,加上公司因自身有限的国际法主体资格而仅负有软法性人权义务的过时观念,使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正是全球金融/投资架构有效地促使公司利用这种监管松懈,继而使制定更强有力的国内(基于人权和发展的)规范及适当的投资和贸易保护标准变得必要。

论工商业与人权语境中的“多利益相关方”

在工商业与人权语境中,“多利益相关方”具有整合知识资源的功能。参与各方应秉持互惠原则,贡献知识以评估人权风险,并回应利益相关方的合理诉求。将“多利益相关方”等同于“公众参与”的论点没有注意到“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者不是一般公众,他们与所涉议题应有直接利益关系,并有能力贡献社区知识,理解产业诉求。这种解释方式符合风险社会中社会理性与科学理性的互动规律,体现商业向善的理念,遵循权利义务相统一的法理。在网络空间治理中,将“多利益相关方”与“多边主义”对立的论点没有观察到“多利益相关方”的内在张力,即“多利益相关方”内部的权力差异与冲突使之依赖国家公权力的制度供给。我国可以在国内立法中申明“多利益相关方”的价值,在国际上倡导主权国家支持下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提高我国在工商业与人权领域的话语权。

论工商业与人权的私国际法规制模式

“工商业与人权”已成为国际法领域的新兴议题。传统的国际人权条约模式不能充分满足工商业与人权的治理需求,因而产生国际法直接介入私人关系的现实需要。通过概念分析与条约类型比较,可以提炼出“私国际法”的新概念,其属于国际法的范畴,法律渊源为条约,而不是主权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国际私法”,尽管两者的英文表述都可使用“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拟议中的工商业与人权条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人权条约,而属于私国际法规制模式,其突破实证主义国际法观念的束缚,以国际立法方式直接介入企业与个人关系,与传统的国际人权条约相互配合,丰富了工商业与人权治理体系。在私国际法模式下,工商业与人权的核心概念是企业的人权审慎义务及与之配套的程序机制和司法互助安排。我国不宜高估拟议中工商业与人权条约对我国的冲击与挑战,而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条约谈判进程。私国际法模式的兴起形成了尽快界定条约在我国的法律地位及可司法适用性问题的迫切需求,以填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未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所产生的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漏洞。

工商业发展与人权保障关系调适的理论基础与现实路径

工商业发展与人权保障存在一定的抵牾。工商业与人权的关系可以看作两种制度之间的关系,从制度变迁理论和博弈论中可以找寻到调试的理论逻辑。从历史的角度看,工商业发展是人权保障与进步的基础和主要力量,而不是侵害人权的主要风险。在实践中,有些工商企业罔顾财产权、生命健康权等人权,单纯依靠强化其履行社会责任的途径很难改善。以创新理念为指导的规则创新,在工商业与人权关系的调适中起到关键作用。积极营造有利于具有创造精神的人才出现的制度环境和创新文化,是人权保障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

商业战略的人权风险:以私募股权为例

本文将《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应用于私募股权商业模式。私募股权公司往往采用一种颇具争议性的“价值提取”商业模式,这种模式基于高负债和极端的成本削减而为投资者赢得回报。私募股权公司拥有大量公司,包括许多与权益相关的行业。这种模式与工人、住房承租人以及私有化的医疗和社会保障所面临的人权风险增加有关。本文描绘了这些风险,并分析了私募股权公司的人权责任。我们的分析对理解人权责任具有重大意义。我们认为,价值提取方法是最终损害人权的根源,即使它们未必直接地损害人权。为了尊重人权,私募股权公司必须降低这些价值提取方法的风险。本文定义了人权尽责调查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并指出,鉴于危害的程度以及缺乏采纳这种人权责任观点的商业案例,商业战略层面的人权尽责应该成为即将出台的人权尽责法律的核心组成部分。

论工商业的人权义务与人权责任体系互构

企业的人权责任来源于自身具有的社会公权力,这是工商业与人权议题下企业承担人权责任的法理基础。工商业与人权三个支柱间,存在人权法理的三个互构体系。国家不履行保护人权的义务,则由“国家人权义务-责任体系”追究该国的国际责任。企业不尊重人权,则以“企业人权责任-义务体系”要求企业承担国内人权责任。补救受侵害的人权,则通过建构“国家企业共治-补救体系”得以实现。三个互构体系在逻辑上层层递进,在关系上正反互济,即国家是首位的、核心的义务主体,企业的人权责任必须通过国家间接施加;对侵害行为,则应经过国家和企业共治,确定二者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以实现对侵害的救济。反过来则须以预防和补救为目的,迫使企业落实人权责任。若企业行为侵犯人权,且国家未能采取适当步骤防止、调查、惩治和补救侵犯行为,则国家可能违反人权保护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