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交易服务法的结构及其基本设计(下)

六、商业交易服务法的结构和实定法的系统 （一）复杂且庞大的商业交易服务法信息 上文阐述了商业交易服务法的结构，下面的问题是，从领域和要素对商业交易服务法系统化时，如何应对和处理庞大的实定法的法信息量。这里所说的法信息量不是指法律的数量或各个法律的条文数，而是“法形式”的数量。

商业交易服务法的结构及其基本设计(中)

目次一、序言二、Business Law和商业交易服务法三、民法典的系统设计和商业交易服务法四、商业交易服务法的系统设计（以上上期已刊载）五、

商业交易服务法的结构及其基本设计(上)

遗稿犹在,斯人永诀。《交大法学》编辑委员会以万分感慨的心情把日本民法界泰斗、享有国际盛誉的比较法学家北川善太郎教授(1932.4.5—2013.1.25)在去世前半年里留下的最后一篇论文奉献给读者,以寄托哀思。记得本刊筹办之际,我于2010年1月15日发函向北川教授约稿。基于我们之间长达二十五年的交情,他立即应承了。半年后他如约寄来为本刊特意撰写的力作"市场经济社会中民法典与商业交易服务法系统设计",并谦逊地说要感谢凯原法学院给他提供了一个整理思路和集大成的契机。的确,正是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拓展了自己原有的学说架构,并随之发表了若干篇日语和英语的论述。两年后,北川教授又应邀把续篇投给本刊,这就是刊登在此的"商业交易服务法的结构及其基本设计"。我在2012年5月18日收到北川教授的电子邮件和添附原稿。他告诉我,在《交大法学》创刊号里发表的那篇只是基本构想,而新寄来的稿件则是一个创新结构的具体展开,相当于商业交易服务法律系统设计的总论。他还说自己1960年提交的博士论文的标题是《契约责任的研究》,属于结构论的范畴,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把这篇稿件理解为原有思路的进一步延伸,都是对法律系统的考察和分析。完全没有想到,只过了半年他就因病逝世,这篇稿件竟成为巨匠的临终绝响。以商业交易服务法这个概念来打通私法与公法的疆域,爬梳相关的权利义务关系,这是非常富有创意的理论建构,属于民商法研究的前沿课题。我坚信,北川善太郎教授的思考和论述一定会启迪中国的很多读者,其中必然会有人去完成这项未尽的事业,并为二十一世纪的法律系统提供崭新的设计蓝图。

信任:商业交易的基石

信任结构从初始的基于个人的、小范围的人际信任,发展到大范围的甚至是世界性的社会信任和制度信任;相应地,信任的运作手段也从人际关系手段趋向于法制手段。商业交易方式的创新程度与信任结构演进呈正相关,偏离信任基础的商业交易创新常常要失败。信任是商业交易的基石。

论国家豁免中商业交易的认定

在国家豁免领域内,各国的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都规定国家从事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商业交易不得援引豁免。但是,如何建立一个公认的法律标准来认定商业交易则并非易事。由于所有对商业交易的定义都是难以捉摸和模糊不清的,很难清楚和准确地将某一行为归于商业行为或非商业行为。在确定一个行为是否是商业交易时,法院通常将行为的目的或性质确定为验证行为特征的辅助手段。但不论是行为的目的或性质都不能提供完全满意的区分标准,因而产生了另一种更广义的区分标准,即混合标准。鉴于目前尚未找到共同的国际标准,在区分商业行为和主权行为时,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所提倡的混合标准说仍不失为一个较为理想的折衷之道。

商业交易的语类分析

本文在对以往商业交易这一语类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分析商业交易语类的原则。在遵循这些原则的基础上，作者通过对３０篇普通话自由市场交易真实录音记录进行语类分析，推导出描述我们社会中自由市场交易这一子语类的语类结构能式。

谈国际商业交易中的语言规范问题

国际商业交易活动中必然使用英语,而最典型的就是商务英语合同的使用。其具有法律文书的性质,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法律文书,遣词造句方面有其独特之处。为实现顺利进行商业交易的目的,必须准确理解和翻译商务英语合同,精确掌握国际商务英语合同的文体特征、把握其语言规范。

希伯来法中商业交易规范考辨

希伯来法是西方法律文明和英美法的源头之一,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希伯来的商业交易规范是以《圣经》为法律渊源,源自习惯法则和宗教信仰,由此倡导契约守信观念和诚实无欺的贸易规则。从摩西时期的《圣经.旧约》到犹太教法典编纂时期的《塔木德》,商业交易规范形成与发展折射出希伯来商法的演变历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商法成长的最初概貌,因此对其做一细致的考证,在外国法律史研究上颇有补正的功效。

民营企业商业交易中的赊销制度研究

本文通过对商业交易中赊销制度的研究,认为赊销在降低买卖双方交易风险的前提下,从卖方角度看可以作为一种营销策略,从而扩大了销售;从买方角度看可以作为一种商业信用,从而获得了融资。因此赊销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由于市场发展不成熟和市场环境不完善,赊销作为营销手段和融资渠道,对促进民营企业成长具有特殊的意义。

市场经济社会中民法典与商业交易服务法的系统设计

目次:一、问题二、商业交易服务法的两项课题(一)商业交易服务法的构造(二)商业交易服务法中的民法典(三)对商业交易服务法两项课题的探究三、英美法系business law变迁(一)英美法系business law谱系(二)DBJ版商业交易服务法的系统设计前后(三)1980年之后的business law四、日本商业交易服务法的系统设计(一)商业交易服务法与民法典的关系(二)作为商业交易服务法构成要素的"基本问题"

可商业交易数据的保护规则研究

可商业交易数据是能够用于商业活动,市场主体能够平等自由交易的数据。在大数据产业中,纳入人格权保护体系及国家机关依法使用的数据不在这一范围内。就可商业交易数据保护诉求看,消费者关注的是个人数据商业化流转的安全问题;经营者关注的是数据财产利益保障问题;竞争者关注的是数据竞争的边界问题。面对不同市场主体的诉求,在我国立法尚未承认“数据权”的情况下,通过保护数据上的财产利益是推进可商业交易数据保护的务实做法。因此,应完善消费者个人数据商业化的安全保障体系,构建合同化的数据利益交易规则并尊重经营者以技术保护措施构筑的数据竞争边界来规范不正当竞争行为。

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中的“商业交易”——兼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公约》中的相关规定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2004年12月16日第59届联大通过了《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公约》,我国政府也于2005年9月签署了该公约。在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中,国家同另一国自然人或法人之间从事的商业交易行为一直是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问题,文章结合《公约》的相关规定和各国的实践对该问题进行系统阐述。

论国家及其财产豁免中商业交易的判断依据

对于国家豁免中的商业交易判断依据,理论上素有"性质"说和"目的"说之争,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一般偏向于性质依据。《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公约》采取了以性质依据为主、兼顾目的依据的折衷方案,但公约对目的依据的限制意味着那些原来一直主张性质依据的国家仍然可以只适用性质依据。因此公约并没有从根本上统一各国在商业交易判断依据上的立场。在审查合同或交易的商业性质时,不应该局限于"性质依据"或"目的依据",而应该从行为的全过程着手,全面考虑与案件有关的各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