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信用环境、会计稳健性与企业投资效率

本文从城市层面商业信用环境出发,选取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商业信用环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更好地商业信用环境有助于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率。进一步分析发现,商业信用环境可以提高企业的融资能力,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提高投资效率。基于企业内部会计稳健性检验发现,外部商业信用环境与内部会计稳健性存在替代作用,即在内部会计信息质量较差时,商业信用环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

商业信用环境与企业流动性风险的影响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迈入新时代,如何防范重大金融风险是当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话题。当前,企业高杠杆率下蕴藏着期限结构不匹配的严峻问题,带来了潜在的流动性风险。本文基于商业信用环境的视角,从理论上总结分析了商业信用环境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交易成本对企业流动性风险产生影响的逻辑关系,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降低企业风险提供理论依据。

地理集聚会优化商业信用环境吗?——来自浙江地级市的证据

以浙江案例为样本,运用空间计量法系统探讨地理集聚对商业信用环境影响。研究证实:(1)地理集聚对商业信用环境优化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产出集聚影响超过资本和就业集聚;(2)沿海地区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伴随商业信用环境逐渐优化,非沿海地区信用环境对经济形势及资本特征较为敏感;(3)副省级城市制度门槛对地理集聚造成一定扭曲,显著降低商业信用环境;(4)资本集聚和就业集聚显著提高信用示范城市商业信用环境。

商业信用环境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

本文基于超效率SBM模型测算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借鉴CEI指数对商业信用环境进行表征,进而采用空间计量法探索商业信用环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及传导路径。研究结果显示,商业信用环境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倒"U"形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中部和西部地区商业信用环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情况与总体保持一致,但东部地区表现不明显;基础设施、知识外溢、劳动力市场高级程度和环境规制是商业信用环境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传导路径。

商业信用环境、金融信贷与区域创新产出

基于2012—2018年284个地级市与92家城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分别检验商业信用环境对数字普惠金融信贷、传统金融信贷规模和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表明:商业信用环境的优化能够有效增加地区城商行的信贷规模,也会对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产生正向影响;商业信用环境改善不仅直接影响区域创新产出,还会通过影响金融信贷规模增加区域创新产出;传统金融信贷促进区域创新产出的效果会因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而减弱。

浙江省商业信用环境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估计

从CEI指数看,浙江省商业信用环境总体水平较高,呈现出自东向西、自北而南依次递减的总体格局,且具有明显空间溢出效应。从空间计量来看,企业规模、居民人均存款、政府对经济影响力和失业保险覆盖率对商业信用环境有正向影响,教育投入和对外联系强度对商业信用环境有负向影响。

改善商业信用环境 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山东省的两个典型市为例

本文阐述了城市商业信用环境对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山东省的德州市和烟台市为例,介绍了两市CEI指数情况与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情况,对两市改善商业信用环境的典型做法进行了归纳与对比,得出了启示。指出,其典型做法是:烟台市立足城市发展品牌特点,重点针对旅游领域、农产品领域进行诚信体系建设。德州市立足扶持民营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政策等支持,重点加强了政府的诚信建设。其启示是:每个城市在改善当地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上要立足城市自身特点、发展定位、优势等有针对性采取措施。

政府引领下信用环境优化与经济发展质量研究

本文以我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研究了政府引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信用环境及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引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经济发展质量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同时,在政府引领下,地方商业信用环境得以优化。研究还发现,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政府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时,商业信用环境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正向影响能力会增强。本研究为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商业信用环境对经济增长的推进作用及建议——以浙江为例

基于浙江案例,运用空间计量法探讨商业信用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证实:总体框架下,优化信用环境、发展商业信用是缓解融资约束、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在考虑区域异质性情况下,正规金融对经济支持因地而异,商业信用环境通过影响资金配置带动经济增长效应亦呈现差异化。在健全制度设计、提升正规金融服务生产性活动靶向性的基础上,正视区域异质性,促进正规金融与商业信用协同互促,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宗族文化对商业信用环境的影响——基于浙江地级市经验的研究

文化与信用交叉融合研究是学术难点。基于浙江案例,运用空间计量法系统探讨宗族文化对商业信用环境影响。研究证实:①宗族总体有助于提升商业信用环境,且具有显著区位和政治差异性,沿海地区和副省级城市宗族文化对商业信用环境提升效果不明显;②宗族文化具有提高正向政策实施适应性和加深反向政策作用程度双重效应,通过系列非制度性安排,有效缓解融资约束;③增进熟人信任、促进信息交互和提高道德规范约束是宗族文化影响商业信用环境的三条潜在通道,宗族为信息交流提供文化纽带,降低信息搜寻和甄别成本,并通过正反道德约束支撑商业信用环境。

城市商业信用、产业政策与固定资产投资

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城市商业信用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采用公司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城市商业信用环境越好,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越多。这一结论在控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融资约束、重新定义商业信用环境指标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文章进一步对其中的影响机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城市商业信用环境的改善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进而提高了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本文考察企业外部的产业政策差异发现,在不受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中,商业信用环境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正向影响更显著,说明城市固有商业信用环境和国家配套产业政策之间发挥协调作用,对于商业信用环境更差的地区,更需要国家有形之手发挥作用。

基于CEI指数的城市信用环境

运用模糊C均值聚类的方法,对北京、上海等14个主要大中城市按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CEI)、2015年年报中的存款总额和贷款总额等3类数据进行聚类,分别将14个城市分为信用环境较好、信用环境一般和信用环境较差等3个层次,得出北京、上海为信用环境较好城市;重庆、广州、沈阳为信用环境一般城市;贵阳、杭州等9个城市为信用环境较差城市的结论.通过Friedman检验验证了聚类结果是可信的.同时,针对不同层次的城市如何改善信用环境提出了建议.

城市品牌建设如何影响企业家精神——来自文明城市评选的经验证据

城市品牌作为城市的“金字招牌”,在吸引企业家投资的同时,也为培育企业家精神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文化滋养。然而,鲜有研究从城市层面关注城市品牌建设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基于2008—2020年中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城市品牌建设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品牌建设有助于培育企业家精神,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2)城市品牌建设通过改善商业信用环境、吸引风险投资进一步提升了企业家精神;(3)环境不确定性和财政自主权是城市品牌建设对企业家精神影响的边界条件,当环境不确定性较大或财政自主权较高时,城市品牌建设对企业家精神的正向影响更强;(4)相比于中部地区、小城市和特大城市,城市品牌建设对企业家精神的正向影响在东西部地区、中等城市和大城市更为显著。本研究结论不仅为政府持续推进城市品牌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企业家实现事业发展和价值追求提供了借鉴和指导。

行政处罚与信用信息公开对网络电商消费市场表现的影响

行政处罚是现阶段国家机关用于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等合法权益的手段。已有研究证明行政处罚和相关信息披露对上市企业资本市场表现存在较大影响,但鲜有研究论述行政处罚及信用信息公开对网络电商消费市场表现的影响。基于商务大数据2017-2018年销量前15万家电商数据,建立混合线性回归模型验证行政处罚对电商企业商品市场表现的影响。本研究针对监管部门处罚策略和信用信息公开两个重要管理节点,通过研究发现行政处罚的次数与金额负向影响电商企业市场表现;“高罚款、低罚频”的处罚策略负向影响市场表现,“低罚款、高罚频”的策略正向影响市场表现;信用信息公开程度越完善的地区,行政处罚对市场表现的负向影响越弱,城市商业信用环境中介信用信息公开程度与市场表现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结果可对行政处罚这一政策的效果进行科学定量的评估,以供政府监管决策部门参考借鉴。

银行业结构影响中小企业信贷能力?--基于分层线性模型实证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引起了我国普遍关注。基于Wind数据库,利用分层线性模型考察了企业规模与银行业结构对中小企业信贷能力的影响,并引入了商业信用环境变量,研究不同商业信用环境下,该影响是否会发生变化。研究发现,企业规模越大,银行业结构越分散,企业信贷能力越强,但该影响程度随着商业信用环境的提高而减弱。研究结果对于如何提高中小企业信贷能力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我国资产证券化现状分析及金融信托业创新

该文在对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首先应该由金融信托业在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实践的观点,并对金融信托业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组织流程及其收益做出了详细的分析。

宗族文化、信用环境与融资约束

本文以浙江为案例,基于融资约束视角探讨宗族对商业信用环境影响的内在机理。结果显示:宗族有助提升商业信用环境,且具有显著区位和政治差异性,沿海地区和副省级城市宗族对商业信用环境提升效果不明显;宗族具有提高正向政策实施适应性和加深反向政策作用程度的双重效应,通过提高信息交流效率和道德影响缓解融资约束,支撑商业信用环境。从融资约束视角证实宗族对商业信用环境具有深刻影响,同时也为非正式约束纳入研究框架提升政策实施适应性提供了有力依据。

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浙江省FDI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对于浙江省更好地利用外资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以浙江省2000年至2016年11设区市面板数据为基础,结合浙江省FDI增长情况,对利用外资的特征和问题进行了总结归纳,对影响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结论如下: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呈现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货币工资、高校在校生人数、基础设施投资和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对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商业信用环境(CEI)对FDI起抑制作用。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正处于从劳动力指向型向市场指向型、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从垂直分工型向水平分工型的“三转折”时期。为此,一方面应强化体制机制创新,优化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和产业布局,另一方面加快必要基础设施和信用体系建设,为外商直接投资营造宽松有序的社会环境。

流通数字化促进了共同富裕吗?——来自中国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在理论分析流通数字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的基础上,结合2011—2019年我国25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流通数字化和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各城市流通数字化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通过实证检验流通数字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1)流通数字化能促进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仍成立,并且该促进作用具有动态持续性。(2)异质性分析表明,就流通数字化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程度而言,东部地区大于中西部地区,大城市大于中小城市,长江经济带地区大于非长江经济带地区,内陆城市大于沿海城市,不含贫困县城市大于含贫困县城市,城市群城市大于非城市群城市,高商业信用地区大于低商业信用地区,高创新能力地区大于低创新能力地区,高创业活跃度地区大于低创业活跃度地区。(3)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流通数字化会通过改善商业信用环境、提升创新能力和提高创业活跃度来促进共同富裕。(4)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流通数字化与共同富裕存在空间集聚现象,流通数字化的发展对邻近城市的共同富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