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商集中度、成本粘性与商业信用获取

文章考虑关系型交易的整合效应和风险效应,以2007—2020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供应商集中度与商业信用获取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成本粘性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供应商集中度与商业信用获取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供应商集中度存在最优值,到达最优值前,供应商集中度的提高会增加企业获取的商业信用,到达最优值后,关系的持续增进会减少企业获取的商业信用;(2)在弱成本粘性的企业中,供应商集中度与商业信用获取的倒“U”型关系敏感性更强。该研究不仅拓宽了供应商集中度的经济后果研究,而且还为企业适度把握供应商关系的密切程度,充分发挥关系型交易的价值提供了经验证据。

供应商集中度、产品独特性与商业信用获取

文章以2007—2020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供应商集中度对商业信用获取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商集中度与商业信用获取存在倒U型关系,即随着供应商集中度的增强,企业获取的商业信用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变化趋势;产品独特性对二者之间的倒U型关系存在弱化效应,即产品独特性较低时二者之间的倒U型关系更显著。在进一步研究中,通过区分产权性质发现非国有企业二者之间的倒U型关系更显著。研究从非线性角度为理解供应商集中度与商业信用获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揭示了产品独特性在商业信用融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政府数字采购政策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能力的影响:机制解析与异质效应探讨

在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政府对数字产品或服务的采购政策作为新旧动能转换的特色制度安排,是否会对企业供应链上的资金分配决策产生影响呢?本文基于2015-2021年政府采购合同信息与上市公司数据,创新性地构建了政府数字采购指标,探讨了政府数字采购对企业商业信用获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数字采购能显著提高企业商业信用获取能力,且主要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提高企业声誉来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政府数字采购对企业商业信用获取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环境不确定性较高企业、供应商聚集度较高企业、信贷规模较小企业、战略新兴产业以及中心城市的企业中。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视域下的分析发现,中心城市的本地政府数字采购显著促进了当地企业商业信用获取,而异地采购则主要对外围城市企业具有积极效应。此外,相较于中央采购,地方数字采购的供应链资金溢出效应更显著,且主要表现在中心城市。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动态化数字采购制度安排、促进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高质量发展和数据要素市场一体化提供了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