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商业出版研究新颖之作

晚明商业出版的迅速发展是人们研究此期印本书籍的社会文化意义不可忽视的方面。近年来,人们已不再局限于对晚明的印刷与出版进行文献史或技术史层面的分析,开始探讨晚明商业出版与思想文化、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由国际汉学界知名学者周启荣教授撰著的《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文化与权力(16—17世纪)》(商务印书馆2023年6月出版)是晚明商业出版领域的研究成果。此书运用新文化史理论来检视晚明印刷与艺文生产之间的关联,视角新颖、见解独特、逻辑严谨,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晚明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晚明小说商业出版的新变

晚明时期坊刻小说十分活跃,商业出版数量大幅度增加,并且颇具特色。这一时期传统封建社会由繁荣走向衰落,并向近代社会转型,因此坊刻小说的商业出版也出现了相应变化。晚明小说商业出版活动呈现出以下特点:文人与书坊的结合愈加紧密;小说的商业出版既丰富了物质文化生活,又促进了出版业和插画艺术的发展;文人和书坊主有较强的教化和劝世意识,关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也进一步使小说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

文社、书坊与话语权力——晚明商业出版与公共空间的兴起

晚明时期,商业出版空前繁荣,出版的商业化使其初步具备了大众传播的基本属性。与此同时,晚明结社之风开始盛行,至天启、崇祯年间,各种文社多达上百个;此外,各种经常性的讲学活动也具有准文社的性质。大众传播是话语权的象征,因此,晚明时期,各种文社和准文社与出版商结成了联盟,他们互相合作,出版了大量的图书,改变了官方对话语权的绝对垄断地位,促进了公共空间的兴起,昭示着晚明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然而,晚明公共空间有很大的局限性,还非常脆弱。清朝统一全国后,它根本无法抗衡残酷而强大的专制权力,顷刻间便土崩瓦解。

明中后期商业出版的大众传播属性与文化的下移

明中后期出版的商业化使其具备了大众传播的某些属性,引发了大众文化的兴起和传播,打破了两千多年来精英文化居于绝对霸权地位的一元化、单线性的文化生态模式,促进了文化的多元化与知识的下移,使明中后期形成了"主流文化"(以程朱理学为主体)、"非主流文化"(以启蒙思潮为主体)和"市民文化"三足鼎立、多元共存的文化生态格局,这无论在传播史还是在思想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这一切都印证了明代中后期的社会已经蕴含着近代的因子,昭示着明中后期已经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启蒙的生意——晚明商业出版与启蒙思潮的兴起和传播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关于晚明启蒙思潮的争论就一直存在,但到目前为止,相关研究成果大都集中在晚明启蒙思潮的性质、内容和价值等方面,而且无论是"晚明启蒙思潮"的肯定论者还是否定论者,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西方历史作为参照系。而本文则在辨析"启蒙"概念的基础上,以晚明商业出版为切入点,探讨了启蒙思潮如何形成的问题,认为商业出版改变了文化传播模式,打破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下,启蒙成为出版商的生意;晚明商业出版促进了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成为启蒙思潮的催生婆。

从上海近代出版业看商业出版文化

都市文化既是都市的内涵之凝聚,又是其特色的表征,是都市个性的体现。上海都市所呈现的浓厚的商业性、兼容性和多元性及蔑视权威、务实进取的个性文化,使上海有别于其他都市。上海出版业在都市化的进程中体现着、同时影响着这种文化。本文着重从近代上海出版业的这一特定侧面,对都市的商业性文化进行探讨。一.商业发展的需要呼唤出版业从其导源上看。

《词府灵蛇》之编刊与天启间南京的商业出版

以《词府灵蛇》与《二集》的编刊为个案,分析这一在南京的出版人队伍及其相关活动,可以使其时书籍的编法及其取资,书籍在形式上所体现的业界新风尚得到具体的展现,揭示明天启间诗法类著作生产、营销的新特点。基于此,还希望通过一种书籍文化史的考察,进一步观照晚明社会士商关系的变动以及商业与文艺气习的相互渗透与结合。

民国商业出版与左翼文学潮流的兴起——兼以1930年代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转变为例

将1930年代左翼文学潮流的兴起置于"民国"这一社会历史的政治经济研究框架中,可以看到其与民国时期商业出版的经济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此视角出发并结合相关史料,兼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转变为实例,探寻在与出版业广泛互动的条件下,一度风行文坛进而成为声势浩大"主潮"的左翼文学潮流的生成机制。

上海沦陷时期的商业出版机制与文学生产

上海沦陷时期,日本侵略军和汪伪政权控制新闻出版,操纵舆论导向,制定了严格的文化统治政策,致使上海出版业的发展异常艰难。面对扭曲而狭窄的生存空间,粉饰太平、大众需求的通俗文学创作引领了新的文学创作方向,促进了现代文学向前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期刊合理地利用上海商业文化生产机制,依托广阔的市民阅读基础,乘机巩固并扩大了通俗文学阵营,并由此催生了上海沦陷区文学期刊运营模式的通俗化与商业化。同时,张爱玲、苏青、关露等通俗文学作家也积极迎合上海特殊背景下的商业出版机制,与通俗文学期刊相辅相成,在互动中谋求双赢,最终促成了出版机构与文学生产之间的良性合作。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学讲义的商业出版机制与知识生产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回应社会大众对法学学术类书籍的阅读需求,商业书局立足昌明学术、普及教育的出版理念,掀起法学讲义出版热。商业书局运用集群化和商业化的出版策略,开拓了法学丛书、大学法律丛书、XX大学丛书、统编大学用书等多种丛书形式,通过图书广告、新书预告、书评、书讯等宣传推广方式,建立健全法学讲义的商业营销模式,同时积极寻求与大学教授的互动与合作,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学讲义的商业出版机制对当下中国学术图书出版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形象”的海外塑造与英美商业出版社的选择倾向——以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翻译出版为例

由于庞大的市场占有率以及英语的世界影响力,英美商业出版社在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世界传播中占据着关键的位置,并发生了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英美商业出版社一方面为中国文学的许多优秀作品走向世界做出了突出贡献,另一方面在选择翻译与出版中国新时期文学作品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选择的倾向性,这对"中国形象"的海外塑造也造成了较为负面的影响。

明中后期文学作品的舆论效应及其反贪功用——以商业出版为视角

明中后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出版空前繁荣,书坊大量增加,图书的品种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图书的受众也开始由原来单一的士大夫阶层拓展至市民百姓,图书出版因此具有了大众传播的属性,具有了公共舆论的效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明中后期的很多文人将政治经济中的贪腐现象作为文学创作的主题,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反贪的舆论工具。

明代商业出版的历史定位及启示

明代出版业虽然空前繁荣,特别是以坊刻为主体的商业出版,更是达至鼎盛,但由于明代出版业中存在盗版翻刻、托名作伪、妄加删改、肆意拼凑、易名挖版、校勘不精,因此历代学者对其评价不高。实际上这是传统的精英主义立场。评价明代的商业出版,必须将其放在社会和思想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来考量。明代商业出版改变了精英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促进了文化的下移和晚明多元文化的形成,促进了公共空间的兴起。因此,明代商业出版是多元文化的酵母,是思想文化和社会变迁的助推器,对于今天出版业的发展亦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论《唐诗艳逸品》之版本与文献问题——兼谈其作为晚明商业出版物之特色

《唐诗艳逸品》为晚明杨肇祉所编的一部艳体唐诗选集,分名媛、香奁、观妓、名花四集。其书最早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由李干宇盛芸阁刊刻,天启元年(1621)由乌程闵一栻重新按诗体编排,广搜名家评语,改正部分讹谬,重新刊刻。康熙丁卯年(1687)由吴任祖据天启本重刻。此外,《唐诗名花集》在日本尚有一个元禄九年(1696)的刻本,选诗与万历、天启二刻本实大相径庭。作为一部独具特色的艳体唐诗选本,《唐诗艳逸品》虽然在明代唐诗选本学史上有其重大价值,但其中多有误题、重收、作伪等文献疏漏的情况,呈现出了很强的商业出版物色彩。通过对此集之文献情况的考察,可以窥见明代商业出版唐诗选本之一斑。

民国初年的学生、传媒与商业出版——以商务印书馆及其《学生杂志》为例

随着民国初年新式教育的持续发展,影响日增的学生群体愈来愈需要一种遍布全国且具持续性稳定性的联络渠道,报刊媒介自然成为一个最好的平台。民国初年商业出版的蓬勃发展,恰好为此提供了客观环境:一方面出于实践自身的教育理念,一方面为了联络学生扩大市场占有的牟利目的,众多商业出版机构竞相创办学生类报刊媒介。这其中尤以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914年的《学生杂志》存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既实现了牟利与启蒙的较好结合,又兼具面向全国学生的知识传播空间与交互沟通网络的双重功用。

触摸“不明”的“大明”--评《从精英文化到大众传播:明代商业出版研究》

《从精英文化到大众传播:明代商业出版研究》的作者认为"明代商业出版打破了两千多年来精英文化独断的局面,实现了传统的主流文化、启蒙思潮和大众文化共存的多元文化格局"。这一结论是否成立?读者见仁见智。对笔者而言,该书介绍明代商业出版的类型:通俗文学、日常类书及生活实用图书、蒙学读物、科举考试用书,很有意思。尤其是科举考试用书和大明王朝的关系,也许能矫正一些人对八股文的成见。

清代北方家族商业出版探究——以山东聊城叶氏家族为中心

清代北方商业出版开始兴起并达到繁盛,其中山东聊城叶氏家族祖孙三代积极参与坊刻举业书的编纂引人注目。叶氏一族从叶葆自行编刻,到其子叶锡麟、其孙叶祺昌与"聊城四大书庄"之一的书业德密切合作,祖孙三代的商业出版活动,贯穿清代乾隆至光绪,内容上集中于试帖诗、律赋作法的讲解,及墨卷选集,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们服务,针对性极强。聊城叶氏一族成为北方坊刻业中家族参与商业出版的重要典型,充分体现了清代山东坊刻业的繁荣与兴盛。聊城叶氏的商业出版活动,对深入了解和研究清代北方坊刻业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大众传播、商业出版与后现代性受众分析——对“博客出版”诸问题再反思

随着大众媒介对受众所应承担责任的削减,出版选题逐渐转变为以大众为主导时,其结果就不会如理想那般的美好,所以那些昙花一现的"博客书"不可能起到改善疲软图书市场的作用。相反,"博客书"的出现反而正好印证了图书市场的疲软与大众媒体的失语。

商业出版与国际出版:出版业的两次飞跃

出版业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飞跃,第一次是商业出版的形成,第二次是现代出版产业的形成。商业出版出现的背景是大众阅读市场的形成、版权保护的完善。商业化使出版摆脱为宗教服务的狭窄范围,以市场销售作为出版业发展的赢利模式;国际出版市场的形成,在出版企业、出版资源配置、出版利润、出版技术等方面,使出版业产生了第二次飞跃。这两次飞跃都是历史性的,第一次使出版业得以成形,第二次则培育了现代出版业。

商业出版中的“仙史”:论《历代神仙通鉴》的编刻

问世于清代康熙年间的《历代神仙通鉴》是基于前代仙传编撰而成,它以道教仙传为核心,同时兼摄儒释耶回多教,不仅迎合了明清多教合一的风潮,还将其他宗教的圣传化入道教话语体系之中。编撰者徐道和程毓奇怀有著述“仙史”的宏愿,不仅神化成书过程,还通过向宗教权威邀序,提升作品神圣性,推动作品的付梓和传播。尽管他们将此书视为宗教著作,但也仿效了时下书坊中流行的章回小说写作形式,从而放弃了将单篇传记合编为神仙集传的传统,并且还和一般的通俗读物一样增添评点和配图等副文本,以方便大众阅读。作为一部诞生于商业出版勃兴的文化语境中、兼具宗教性和通俗性的作品,该书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宗教读物如何顺应时代新变提供了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