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公务受贿罪与商业受贿罪之比较分析

公务受贿罪是对职务行为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的侵害,犯罪成立要件的设计应当体现“吏治从严”的刑事政策取向;商业受贿罪的处罚根据在于其所对市场自由竞争秩序的侵害,基于刑法对市场经济活动的有限干预原则,在犯罪成立要件的设计上应当体现出相对从宽的原则。中国刑法应当改变在公务受贿罪上的“吏治从宽”政策,借鉴国外及国际公约的立法例,缩小商业受贿罪的犯罪圈。

商业受贿罪主体拓展的论理分析——以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为视角

商业受贿罪在我国刑法史上,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渐从受贿罪中分离出来,并趋于逐步完善的过程。刑法第93条将国有公司、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受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列入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实属不当。这些人员构成受贿的,应按照商业受贿罪定罪处罚,即使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果被委派到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只要从事的是商业活动,有受贿行为的,同样应按照商业受贿罪论处。

商业受贿罪客观要件之我见

商业受贿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从国外立法和我国实际出发,在商业受贿罪客观构成要件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既包括直接利用和间接利用,也包括利用过去职务之便和利用将来的职务之便;不应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要素;“贿赂”应当包括财产性和非财产性利益。

试论商业受贿罪主体之拓展

现行刑法对商业受贿罪主体之规定存在缺陷,不利于遏制商业贿赂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因此立法上拓展该罪的主体范围实为必要。本文就国有公司、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受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受贿的法律适用问题,非公司、企业人员受贿问题,单位受贿和单位法人格否认后的刑事责任承担问题以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商业受贿问题略陈管见,以推动刑事立法的完善。

商业受贿与公务受贿比较

"商业贿赂"和"公务贿赂"在实践中存在概念主体混乱等问题,导致了商业贿赂界定的失范,再加上解释工作不到位,致使相关理解十分庞杂、新旧并存,不能适应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甚至对商业贿赂行为难以形成有效的约束手段,严重侵害了国家、集体、个人的合法权益。由此对商业受贿和公务受贿的比较探讨显得尤为重要。

论高校商业受贿的特点与防治

目前,商业受贿已渗透到许多领域,而高校商业受贿被有关媒体列入2006年商业贿赂易发主体排行榜。高校应高度重视这一问题,从健全工作制度入手,采取重点领域重点整治、严厉惩处等措施,防止商业受贿对高校的侵害。

商业受贿罪的客观要件研究

商业受贿罪是发生在商业活动领域中,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行为。认定商业受贿罪的成立,必须与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商业贿赂区分开来。

论商业受贿罪的若干要件

商业受贿罪是商业贿赂犯罪中的一种,也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犯罪,但目前在其犯罪构成上存在一定的分歧,文章就商业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客体、客观方面展开讨论,为打击商业受贿罪有供参考。

医生能否成为商业受贿的犯罪主体

刑法修正案(六)颁行实施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这就是针对商业贿赂而为,是医生拿回扣构成犯罪的法律依据。然而,通过对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受贿罪的深入仔细地分析发现,国有医疗机构的普通医生并不构成其犯罪主体,医生收受回扣就是受贿的观点有违罪刑法定的原则精神。

我国商业受贿罪与公务受贿罪之比较分析

近年来,曾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较长一段时间内几乎绝迹的商业贿赂又重新抬头和泛滥,逐渐成为腐败行为的新手段。为此,我国政府在2006年开展了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专项工作,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商业受贿罪是在商业领域中发生的受贿犯罪,公务受贿罪是在行政管理领域中发生的受贿犯罪。二者在犯罪主体、客观行为以及侵犯的客体方面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

用刑法利剑割除“商业受贿”毒瘤

最近,国务院召开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作为今年反腐重点,于是,从2004年“朗讯风波”到2005年“谢瑞麟”事件、“天津德普”案,人们对惩治商业贿赂有了太多的期待。本期以“反商业贿赂,悬反腐利剑”为话题进行讨论,希望引起读者的共鸣。

商业受贿的竞争法规制:理论基础与规范再造

《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商业受贿的规制始终表述含糊,存在很大规范上的空白地带,并造成了理论上的争议与执法上的难题。商业受贿虽然并非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但被纳入该法的调整范围之内具有立法逻辑上的可行性和现实需要上的必要性。《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商业受贿的规制,可以协助治理商业贿赂,起到拾遗补漏的功能,以形成阶梯化的治理机制。在此基础上,对于商业受贿的规范构造不宜完全参照商业行贿,而需要在定性标准、主体范围及行政处罚方面注意其规制上的特殊性问题。

商业受贿罪量刑立法的不足与矫正论

一般认为，商业受贿罪是指发生于经济交往中的贿赂犯罪与普通贿赂犯罪有重大区别．其实这种认识并不符合我国一罪名的立法特点与受贿罪群构罪要件相互交叉的状况。从行贿的角度看行为是发生于经济往来中，属商业受贿。而从受贿的视角出发则是利用了职务便利。属公职受贿，因此两者在公务员参与的场合是不易区分的。为此，本文的论述依照法定的罪名展开。关于这种犯罪在理论研究上的热点几乎集合于主客观构件的问题上，诸如客观构件上的“利用职务之便”、

商业贿赂犯罪构成的若干新问题研究

商业贿赂犯罪是指单位或者个人为了购买或者销售商品,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以财物的行为。但是在目前的刑事立法中,涉及商业贿赂犯罪的罪名过于分散,而且主体和对象界定都存在一系列问题,因此,建议在《刑法》中增设商业受贿罪和商业行贿罪,同时明确侦办权限,以构建科学的商业贿赂犯罪预防与治理机制。

商业贿赂犯罪的防范与治理

商业贿赂犯罪是指单位或者个人为了购买或者销售商品,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以财物的行为。商业贿赂犯罪的原因是社会因素与个人因素作为系统的结合作用。反商业贿赂犯罪,必须注意科学的刑事政策,建议在刑法中增设商业受贿罪和商业行贿罪,同时明确侦办权限,以构建科学的商业贿赂犯罪预防与治理机制。

教师之商业贿赂犯罪研究——兼议“两高”《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发布对于教师等行为主体的商业贿赂行为进行界定,为教师等特殊行业原本界定不明的商业贿赂行为的治理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意见"本身对于主体的认定尚未明确,有必要对"意见"涉及教师的商业贿赂行为的特征等几个问题展开分析,进一步明确教师收受商业贿赂的具体表现方式、定罪量刑的标准的和罪与非罪行为的区分,从而有利于对教师商业贿赂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深刻认识,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主体认定的司法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以下简称《修正案(六)》)第9条将原刑法第163条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扩大至"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但主体的扩大并没有解决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主体认定的争议,本文针对几类在司法实践中多发性的商业受贿主体认定中存在的争议进行探讨。同时,对与主体相关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且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罪数认定进行探讨,以期使《修正案(六)》第9条在适用上更具有可操作性。

论商业贿赂罪的主体界定

商业贿赂犯罪包括商业受贿罪和商业行贿罪,是指发生在商业活动中的贿赂犯罪,其犯罪主体应当设置为一般主体,包括单位和自然人,这样才符合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要求。应当设置独立的商业受贿罪和商业行贿罪,以实现罪刑设置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