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商业性妊娠型代孕的伦理正当性分析

非商业性妊娠型代孕的伦理正当性主要表现在对不孕方的最大关爱和尊重,对代孕母亲和精卵捐献者高尚品行的尊重、赞赏,其合法实施也能弥补现行法律缺位导致的实体正义缺失。由于对代孕不良伦理后果和权益纠纷的过度焦虑和夸大,合理的代孕行为被压制和排斥在伦理正当性和合法化之外,既使不孕者正常权益无法得到尊重和实现,又使代孕母亲和所生子女的伦理地位和利益在"地下"代孕情境中难以得到法律保障。因此,在我国以家庭伦理为本位和重视生儿育女的伦理语境下,通过妊娠型代孕合法化的政策实践就能很好地解决代孕面临的各种伦理、社会问题。

非商业性借腹代孕的伦理论证

反对非商业性借腹代孕者的担心是可以化解的,非商业性借腹代孕不违背伦理原则并有积极意义。非商业性借腹代孕需要改变生育伦理观念、达成伦理共识、加强伦理审查等伦理支持。

论代孕的合理限制

代孕是一种新型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由于涉及伦理、亲权等复杂关系,各国对之均持谨慎态度。我国《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则严厉禁止代孕。认为漠视新技术对人类发展的积极作用而全盘禁止是不可行的,实践中也必定禁而不止,反而增加更多的纠纷。承认代孕的积极作用,将代孕纳入法制轨道,有限制地开放代孕才是理性而长远的选择。对代孕进行合理限制,不应以代孕者是否具有商业性动机为标准,而应从代孕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方式、目的等方面进行规范,防止滥用代孕。

代孕行为的刑法规制

代孕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严重冲击社会伦理的底线,扰乱了正常的医疗和社会管理秩序。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对此类行为处以行政处罚,既明显失当和乏力,也非长久之计。借鉴境外有关代孕的规定,我国大陆当前对代孕行为的规制,存在禁止不够彻底、禁止的规范层次偏低、缺少刑法支持等不足,故应将代孕行为入罪、全面禁止、增设商业性代孕罪等,以通过更严厉的刑事处罚来回应社会现实需要。

浅谈我国非商业性完全代孕的合法化

代孕对现代的人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在我国的法律里并没有对此有明确的解释和规定。本文中的代孕是指为人类辅助生育的一种方式,是基于妻子自身的各种原因导致子宫不能生育,于是借用另外一个女子的子宫妊娠为自己生育子女的行为。[1]本文提到代孕合法化主要是指针对非商业性完全代孕的讨论。因为如果是局部代孕,涉及的问题会更多,目前我国法律还没达到完善程度,稍有不慎就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利用说代孕母提供卵子而进行情色交易,规避法律等问题,而非商业性完全代孕方式合法化则可以规避局部代孕带来一些伦理等问题。非商业性完全代孕是利大于弊,能更好地为不孕不育患者提供救济的方式。在支持非商业性完全代孕的同时,更是应该结合我国目前的国情和立法水平,建立完善符合时代的非商业性完全代孕的法理制度。

代孕与人的尊严辨析

商业性代孕背离了"人是目的"的道德原则,损害了代孕妇女、代孕婴儿的生命尊严、人格尊严以及人类尊严。亲属间的援助性代孕和针对某些特殊不幸家庭的志愿者代孕符合生命伦理原则和人道主义精神。鉴于中国女性丧失生育能力者众多、地下非法代孕猖獗、代孕妇女和婴儿的尊严和人权受到严重威胁的现状,在加大打击商业性代孕的同时,可先行谨慎开放亲属间的援助性代孕。

代孕行为的伦理审视与法律规制

作为辅助生殖技术的代孕技术在使用过程中会引发种种伦理问题。当前关于代孕行为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代孕行为是否侵犯代孕母亲的尊严,代孕母亲有没有支配自己身体的自主决定权,生育权与身体健康权冲突的优先性问题,婴儿的最终归属问题等。商业性代孕应当被禁止,对不以交易为目的的利他性代孕则应当进行严格管理,并仅限于妊娠代孕,要遵循尊重原则、不伤害原则和公正原则,推进相关法律的制定,加强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允许非营利性中介组织作为信息的提供者参与其中,严格选择可以实施代孕技术的特定机构;在代孕过程中要加强人文关怀等,同时需要社区、政府部门、社会组织都参与进来,形成一个联动系统,以规范各方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