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中国商业电影表演风格嬗变

近二十年来以来,随着电影创作的不断变化,中国商业电影中的表演风格也在不断流转中兴盛交替,逐步向前。从21世纪之初市场化背景下的“奇观电影”与“仪式化大表演”,到互联网时代里的“粉丝经济”与“颜值化轻表演”,再到新时代背景下的“多元风格”与“形象化真表演”,中国商业电影中的表演风格在不断流变中,呈现出多元化、形象化的美学状态与发展趋势。

基于框架分析的国产商业电影中国家形象呈现与建构

全球化语境下,面对多元文化和文化霸权主义,要坚定文化自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国产电影作为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需要承担起传递主流价值观、建构国家形象的使命。基于学者臧国仁的框架三层次分析法对国产商业电影建构国家形象的路径进行分析可知,国产商业电影需要从高层次主题分析、中层次叙事分析和低层次视听分析三个层面进行拓展,进而建构现代化的国家形象。

美国“英雄救世”电影价值观批判——论美国商业电影制作体系与电影价值观之演变

美国电影价值观有其内在结构,底层是欧洲的文化价值观,“美国梦”表达了美国独特的价值观,好莱坞电影艺术呈现了美国价值观体系。法兰克福学派批判了欧美20世纪初兴起的文化工业,认为其商品化和工业化生产伤害了文化艺术,暗含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的功能。美国“商业电影”制作模式必然地产生了“英雄拯救世界”类型电影,将个人英雄主义和英雄救世哲学上升到了哲学世界观高度,其中的极端个人英雄主义对美国社会有着“光谱式”的影响。中国电影应构造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体系,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英雄主义电影。

中国现实题材商业电影的符号化包装与奇观化叙事

当前中国许多热门商业影片虽然源于新闻事件或具有现实感,但其创作方式和目标与传统现实主义却有显著区别。将这些影片置于大数据时代和消费社会语境下审视,它们可被视为“现实题材商业电影”,呈现出这样的特点:针对观众现实焦虑,炒作社会热点;挖掘现实题材中的卖点和奇观性;以煽情或传奇方式缓解焦虑。这些影片将“现实主义”作为商业盈利的手段,但也反映了观众的消费心理,折射了现实主义作为电影美学特征的开放性,甚至拓展了“现实主义电影”的内涵,并能从中窥见时代人心的一些侧面,完成对现实更为迂回但也可能更为深刻的洞察。

《芭比》:女性主义商业电影全新尝试

真人电影《芭比》深入探讨了女性主义议题,呈现了女性在社会中所面临的性别身份焦虑和社会角色困境。此外,它颠覆了传统商业喜剧电影模式,通过一系列多元有趣的角色,幽默睿智的对白,以及独具创意且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引发观众对此类社会问题的思考。通过角色之间的交流与成长,影片通俗易懂地揭示了女性在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挑战。这部电影不仅是女性主义商业电影领域的一次全新尝试,更为今后推动女性主义电影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

拓展与坍缩--平行宇宙概念在商业电影中的运用

平行宇宙背景的商业电影结合了非线性的叙事手法,表现出与平行宇宙分岔,内容相契合的叙事特征。目前商业电影对于平行宇宙概念的运用,衍生了三种类型:一是由大卫·波德维尔所提出的“分岔叙事电影”,并在此定义的基础上发展衍生。二是漫威电影宇宙的版图拓展,借助漫画已有的平行宇宙设定拓展电影新角色。三是以《瞬息全宇宙》为代表的平行宇宙在数据库电影中的运用,每一个故事宇宙分支都可以索引其他“电影原型”,这进一步预示了电影穿透现实力度的减弱,以及向电影自身坍缩的趋向。

商业电影中“科技强国”的叙事建构(2012—2022)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科技强国”的话语开始在电影市场中展现魅力。以各年商业票房排名前十的影片为样本,从叙事的框架理论和符号学入手,分析它们对“科技强国”话语的叙事建构策略,会发现“科技强国”正在从言说主体转向为叙事背景。在这一过程中,电影发挥了引导公众话语、塑造社会价值观等作用,这些基础则构成了“科技强国”话语建构的未来发展方向。

《新闻报·艺海》:从“艺术副刊”到“商业电影副刊”

20世纪30年代,《新闻报》的电影副刊“艺海”与《晨报·每日电影》《申报·电影专刊》齐名,但与后两者不同的是,作为商业电影副刊,“艺海”重在“经营”。迄至今日,“艺海”及其主编吴承达在电影史书写中一直“失语”。事实上“,艺海”创刊于1925年5月16日,初定位为艺术副刊,1926年4月1日停刊。1933年“,艺海”复刊,转型为“商业电影副刊”,继承了“一·二八”以前的电影批评话语,以貌似“旧”的电影批评,参与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从技术、内容、形式乃至艺术的对话,肯定了中国本土商业电影的盈利模式,培育了电影市场,为40年代上海孤岛时期商业电影的自由与繁荣奠定了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艺海”的副刊风格从“艺术”向“娱乐”、从“教育”到“代言”的转变,副刊读者从“小众”到“大众”的文化实践,形塑了电影在中国从“艺术”向“文化工业”的流变轨辙,为彼时电影批评带来活力与张力的同时,也保证了诸副刊之间批评话语的多元,表现出差异化的文化政治。正是这些丰富的“差异”,使我们得窥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的产业生态,亦托举起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

关于当代商业电影价值取向的思考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商业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娱乐形式,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娱乐的首选。电影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和丰富的表达方式,能够影响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塑造和传播。关于当代商业电影的价值取向的讨论争议不断,有的人持肯定态度,认为商业电影带动了电影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商业电影过于追求商业效益,忽视了对于电影文化艺术价值的追求。本文从商业电影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三个方面入手,展开深入分析和探讨,旨在帮助研究者对商业电影的价值取向形成全面、清晰的认知,同时,也希望此研究对于商业电影今后的发展方向有所启示。

我国商业电影剧本创作存在的问题及促进对策

剧本是影片创作的基础,决定着作品的生命力。在从剧本本身、观众、制片人、市场四个角度阐释好剧本的评价元素的基础上,从剧本的创作机制、扶持机制、供应水平和自身质量等方面分析了商业电影剧本存在的问题,并从建立编剧与表演联动创作模式,完善剧本扶助体系,推进剧本优化,彰显艺术价值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商业电影剧本创作的对策思考。

商业电影的形式特征

本文对好莱坞商业电影的形式特征进行客观细致的分析,总结并反思其成败得失,对当前我国商业电影的良性发展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国产商业电影后产品营销的再思考

文章在研究国产商业电影后产品营销现存问题的基础上,分别从扭转观念、划分需求、找准起点、授权生产和拓宽渠道等五个方面提出改进建议,以期提升国产商业电影后产品的盈利能力。

中国电影的突围之路--兼谈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的特点

电影通过艺术和技术的结合,向世界展示了人类创造文化、创造历史、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强大力量,但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有着各自的特点及发展情况。从中国电影的发展现状及世界电影产业的严峻挑战来看,中国电影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

早期中国类型电影与商业电影传统

早期中国电影长迭六年的商业电影创作经营实践,创生了古装片、武侠片和武侠神怪片三大类型,形成了商业类型电影的历史源流。民族商业类型电影是早期中国电影产业内藏的结构性矛盾和多种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促成的流变。拂开历史的尘封,在宏观和微观的层面上,我们能清晰地看见类型演变的纹理和传统延续的轨迹。

中国商业电影中的“价值表述”问题探析

十余年来中国电影在商业上进入了大发展的阶段,但是在价值表述方面却屡受批评,也成了中国电影创作中倍受关注的问题之一。中国商业电影在价值表述方面的两大问题是意义建构的弱化与价值评判的缺失,亟需改进和修正。一是需要重新认识电影的娱乐性,将电影娱乐等同于简单的感性愉悦的观点需要改正,电影娱乐是审美范畴下的娱乐,需要具有理性的认识价值和建构性;二是要正视社会现实和生活的矛盾性,需要在正、负价值的平衡中展开叙事,从而体现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政治电影是最大的商业电影--贾磊磊与黄建新对话主旋律电影

近期,主旋律电影成为中国影视的一道亮丽风景。相比过去而言,这些主旋律电影打破了普通观众对其的刻板印象,突出了可亲、鲜活与自然,赢得了好口碑和票房。那么,主旋律电影的出路究竟是更真实地表现历史,还是丰富地呈现人物的情感,或者加入更多受大众欢迎的商业娱乐元素?

跨界与粉丝:商业电影新趋势

当前，中国电影正在完成新老交替的蜕变；中国电影市场已不再依赖影坛名宿，市场的游戏规则也开始按着资本自身的规律在运行。其中以郭敬明、韩寒跨界登场与粉丝电影尤为瞩目，成为商业电影新趋势。本文将分析跨界导演与粉丝电影特点及其问题。

消费视域下商业电影中的底层表述及其发展趋势

消费语境下中国商业电影中的底层表述有着鲜明的叙事特征,在对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趣味进行改写的同时,取悦大众趣味,对底层进行疏离与扭曲。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运作逻辑,新世纪以来,不少电影创作者试图融合多种类型、题材与风格,商业电影中的底层表述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如底层叙事日趋荒诞化与黑色喜剧化,底层作为能指日益空洞化,底层题材与中产阶级题材融合日渐明显。而如何正确地表述"底层",如何有效地形塑"底层",仍是中国电影创作者所面临的挑战。

消费文化时代的革命想象:去政治化的政治——中国当下主旋律商业电影叙事美学研究

消费文化时代的商业电影对革命历史主旋律的表达，掺杂进了更为时尚和具有观赏性的元素。对身体、性和情欲的夸示性展示，对城市空间与琐碎日常生活的炫耀性表现，对战争、死亡、暴力的刺激性叙事，使得革命想象呈现出去政治化、去革命化的异质性特征。这样的革命叙事方式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消解着宏大叙事模式，对革命的讲述也存在逃避、篡改和转场的嫌疑，但是革命与消费的媾和、政治与商业的共谋并没有达到对政治价值、意识形态和革命遗产的充分颠覆，而是对消费社会独辟蹊径的迎合与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