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商业机构贿赂失职罪的中国化进路——基于英国《反贿赂法》的分析

英国的《反贿赂法》中设立了全新的预防商业机构贿赂失职罪,适用严格责任且采用了“分段切割”的归责模式,规定了相应的程序性抗辩事由,以应对频发的商业机构商业贿赂行为,且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与之相对,我国对于商业机构的商业贿赂犯罪的刑法规制,长期依赖相关司法解释,罪名选择包括单位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以及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但是在具体适用上仍存在罪名设置空缺等问题。引入预防商业机构贿赂失职罪,符合对市场秩序法益的保护需求,并且有助于整合刑法规制体系,降低商业机构的经营风险。在引入本罪后,需要结合中国实际重塑其犯罪构成,督促商业机构制定与之对应的刑事合规计划,并且对配套的法律体系进行调整,包括对行刑处罚界限的划分、积极应对新类型的商业贿赂行为以及配合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适用。

英国贿赂犯罪刑法治理:立法发展与制度创新

英国的贿赂犯罪立法始终以制度创新作为立法发展目标,这使得英国近代以来一直保持清廉国家的良好声誉。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新问题新情况的出现,特别是国际上一系列国际组织加大对贿赂犯罪惩治与预防的趋势,暴露出英国贿赂罪立法在犯罪规制能力上还存在不足。为扭转这种状况,英国启动了《贿赂法》的更新工作。英国2010年《贿赂法》(Bribery Act 2010)的出台集中反映了时代对立法的要求,其在立法体例上开创了一体化的贿赂犯罪治理法的立法模式,首创的商业组织预防行贿失职罪丰富了世界贿赂犯罪立法罪名体系,创新了贿赂犯罪罪过责任模式的类型。英国2010年《贿赂法》的制度创新为中国的贿赂犯罪立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

英国反贿赂法人责任及对中国启示

英国《反贿赂法》创制了“商业组织防止行贿失职罪”,明确了法人的严格责任,并扩大了管辖权。该法还规定了“适当的程序”的无罪抗辩事由。但由于《反贿赂法》的条文对“适当的程序”的定义不够明确,使企业在合规实践中仍面临困难和不确定性。中国可以借鉴英国的做法,通过扩大法人责任以激励企业采取积极措施防止贿赂行为的发生。中国也可以引入类似的合规奖励机制,激励企业积极建立合规机制,作为中国当前涉案企业合规从宽处理司法改革中减轻企业处罚的法律依据。

企业自我控制机制与中国商业贿赂犯罪治理构建

人类对贿赂犯罪的治理经历了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一元中心主义向以政治与经济为中心的二元中心主义的发展。英国2011年《贿赂法》关于商业组织预防贿赂失职罪的规定,有效弥补了以企业自我控制为核心的商业贿赂预防机制的缺陷,有利于提高商业贿赂的治理效果,对中国立法完善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黄树贤在亚太经合组织“治理商业贿赂”高层研讨会上作主旨发言时强调——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反腐败合作关系

“作为亚太经合组织今年的东道主，我们非常荣幸组织这次反腐败系列会议，并愿意与各经济体一起，扩大共识，增进互信，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反腐败合作关系。”8月14日，在亚太经合组织“治理商业贿赂”高层研讨会上，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黄树贤作主旨发言时，与大家分享了中国反腐败，特别是在治理商业贿赂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并就有效打击跨国（境）商业贿赂，提出三项建议。

《2010年英国反贿赂法》

本法旨在制订与贿赂犯罪相关的规定,并实现其他相关的目的。2010年4月8日女王陛下遵循上、下两院的建议并经其同意,于本次国会会议上依其职权,颁布本法,全文如下:一般的贿赂犯罪第1条行贿罪(1)任何人(P)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成立行贿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