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商圈驱动的商业绅士化特征识别与效应判定--以天津滨江道商圈为例

商业绅士化是指低端业态被更高端业态排斥和置换的现象。城市商圈的转型升级可能带来区域的物质环境与社会空间重构,从而产生商业绅士化现象,在促进内城复兴的同时,也可能对周边社区居民产生排斥、置换等负面效应。国内缺乏针对这一现象的实证研究。以天津市滨江道商圈为例,结合宏观与微观尺度的分析,探究商圈对商业绅士化的影响及可能对区域产生的负面效应。在宏观层面,针对整个中心城区,判定天津各级商圈对区域商业绅士化的辐射效应及空间差异;在微观层面,针对滨江道商圈,判定商圈内的商业绅士化格局及核心区对外围区造成的负面效应。研究发现:(1)仅有市级商圈对区域商业绅士化的影响显著,其周边区域商业绅士化程度随距商圈中心距离的增大而衰减;(2)滨江道商圈的商业绅士化程度由核心区向外围区逐渐减弱,且核心区的转型升级带动了外围区的商业绅士化发育,使得业态同质化现象显著,停车占道现象严重,居民出行路线呈现被滨江道步行街割裂的态势。滨江道商圈核心区域的持续转型升级造成了对商圈周边的辐射效应及商圈内外围居住区的溢出效应,带动了其商业绅士化的发展,其中城市增长同盟与新中产消费群体分别从供需两端起到重要作用。

文化消费驱动的高校周边地区商业绅士化研究——以南京大学与南京师范大学老校区为例

进入后工业社会,文化消费在城市空间重构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基于南京市的实证,发现:大学师生、年轻白领、中产家庭以及游客的文化消费需求驱动了南京大学与南京师范大学老校区周边地区的商业绅士化。其中,大学师生是激发空间商品化的初始力量,并且其文化行为改变了地区的场所特征。政府通过物质空间改造实现文化再生产,进而带动市场(商户)进行资本投入和自我更新,最终吸引了外来中产阶层消费者的集聚。商业绅士化造成对草根商户、低收入原住民和大学生的排挤,但是产生了积极的景观、经济和文化效应,因此迎合中产阶层文化消费的商业化改造可以作为高校周边地区衰退邻里活力再生的可行路径。

文化消费驱动下的历史文化街区商业绅士化更新研究--以成都宽窄巷子为例

文化在城市更新中的重要性日益增长,文化消费空间重构可产生明显的经济、文化、景观效应。以成都宽窄巷子为例,在其商业绅士化过程中,政府、资本、社会各方主动或被动地参与文化消费空间重构,探索其商业绅士化形成机制,为类似历史文化街区商业绅士化更新提供参考。

南京内城商业绅士化发育特征研究

商业绅士化是指城市中传统商业、居住或工业被更高价值商业取代和置换的现象,与居住绅士化互为因果。由于城市发展阶段、模式和管制环境不同,不同国家和地区商业绅士化社会空间特征表现出显著差异。20世纪末以来,在城市社会空间转型语境下,具有异域风情的餐厅、酒吧、咖啡馆、健身房等高档消费场所置换传统住宅或社区商业并在城市特定空间中集聚,是中国最典型的商业绅士化现象。遴选出符合商业绅士化特征的六类高端商娱场所,采用空间核密度等方法,对2008年和2018年南京内城上述商娱场所空间集聚、演进模式和机理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商业绅士化"热点区"首先出现在城市传统商业中心和文化历史街区,随后向商业中心周边和新兴商业地段跳跃式扩散;②根据实践路径差异,可将南京内城商业绅士化分为整体植入式、侵入演替式和转型升级式三种模式,分别以1912街区、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大-南师大)片区和新街口地区为代表;③经济和文化力量在推动商业绅士化的发生演化中均发挥重要作用,其中地方政府、资本联手对"商业租差"的追逐,以及年轻、高收入绅士化群体日益增长的时尚、高端文化消费需求,从供需两端驱动着商业绅士化过程;④商业绅士化在提升城市商业活力和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对原住居民和低端商业的排挤和置换效应。

国外商业绅士化研究进展及其对本土研究的启示

商业是城市中最活跃,并且对城市发展和空间重构产生重要影响的功能之一。近20年来,随着产业转型与城市更新实践,日益突出的商业绅士化现象愈发引起国外学术界关注。同时,多源数据和定量分析方法的利用,促进了商业绅士化专题研究逐渐增多。商业绅士化的发生背景、表现特征、推动主体与形成机制,以及商业绅士化导致阶层置换、加深种族隔离等社会空间效应是主要的研究内容。通过对国外商业绅士化研究文献的梳理,以期展示城市商业高档化重构的机理以及绅士化演进的复杂性。基于当前我国城市转型和消费转型的特征与趋势,尝试提出对商业绅士化本土研究方向和方法的启示。

场域理论视角下商业绅士化对周边老旧住区的影响——以成都大慈寺社区为例

以成都市大慈寺社区商业绅士化为例,基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从不同行为主体的视角出发,分别分析了地方政府、开发商、绅士化群体、原住居民、周边商户及周边小区各自的利益诉求与资本获取,探寻商业绅士化空间对周边老旧住区的影响。研究发现:商业绅士化空间及其周边住区共同构成了一个绅士化场域,不同的行为主体在场域中获取和积累各自资本从而确立其社会实践地位。特别地,绅士化核心场域由地方政府、开发商和绅士化群体共同构成的利益联合体推动形成,体现一种至上而下的全球化资本逻辑运作;边缘场域由原住居民、周边商户和周边租户在周边小区构建而成,其受到了核心场域的支配和影响,与核心场域内的三类主体形成了动态互哺关系,从而逐渐产生新一轮绅士化进程,呈现一种至下而上的本土化资本发展逻辑。大慈寺社区商业绅士化中的核心场域与边缘场域之间存在着既相互分异又相互融合的复杂特征,构建了两者之间的循环发展路径,带动了中心城区的整体更新发展。研究填补了中国商业绅士化对于周边住区影响的理论空白,同时也对城市中心商业空间更新的良性改造提供一定参考价值。